从明末到清末，儒学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是曲折的。17世纪，儒学在体、用、文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就“体”而言，重心由个人道德本体转到了政治社会体制。而“用”，尤其是儒学的一大着力点，它集中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清初处在天翻地覆之余，儒家这一观念非常活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者有用世之志。王阳明以后，明代的儒学已逐渐转向“道同学”（有转向书本考据之意)的途径。在这一转变中，以前被轻视的“闻见之知”，现在开始受到了重视。到了清代，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明显了。
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阶段，最重要的内在线索便是义理必须取证于经典。清初，顾炎武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说法。黄宗羲一方面提倡学者必须首先研究经学，另一方面又认为读书不多就不能证明义理的变化。这显然是要把经学和理学打成一片。“经学即理学”由口号阶段的清初至乾嘉，以其体的研究成绩，成为一个真实内容的学术思潮。到了清代中期，经学考证已成风气，“道问学”在儒学中居主导地位，戴震是其代表之一。但是19世纪当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西学渗透进来之后，儒学思想面临挑战。儒学的出路何在？一批具有较深厚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想以后，企图以“中体西用”的方式为中国传统儒学找到一条迈向近代的道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为实践者，为清代儒学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