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就理学而言，顺治及康熙初叶，依然是王学大儒最为活跃。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以及李颐为代表的关学，三足鼎立，各领风骚。孙奇逢合会朱王学术的努力，深刻地作用于河北、河南学术界，使之成为清初北学的开创者。孙奇逢与颜李学派(以颜元、李恭为代表)，使北学走过了一条由盛而衰，最终，以经学考据而与南北学术合流的过程。
1.孙奇逢与北学。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尊为复峰先生。河北容城人。
孙奇逢大半生在明代度过，清兵入侵后，他参加了抗清运动。晚年他屡拒征召，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开课授业，勤于着术。而孙奇逢之学，最初是从陆(九渊)王(阳明)开始，明亡使他感受到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康熙五年撰成《理学宗传》，试图通过对宋明理学史的总结，寻找儒学发展的新途径。
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理学宗传》实质正是一部为王阳明学术争取正统的着作。在孙奇逢看来，儒、释(佛学)两家之于心，存在严格区别。一方面他肯定王学在儒学发展中的正统地位；同时又清醒地正视王学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合会朱王学术的努力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就是“躬行实践”。
他曾就此歌咏道：“说什么程朱陆王，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三贤集》卷四《夏峰歌》)。孙奇逢为清初北方儒学昭示了为学方向。后来，河北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恭，正是发展了孙奇逢“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把他所开创的北学进行改造，演变为异军突起的颜李学派。
2.“习行经济之学”。康熙中叶以后，清初诸儒学大师相继谢世，颜李学派异军突起，独领风骚，此学派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完备于李恭。
颜元(1635～1704)，初因其父养于朱氏，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号思古人。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颜元学问最初从陆、王之学人手，继而改从程、朱，后全部摒弃，一意讲求经世致用，专以实习、实用为倡导，成为清代儒学史上着名的颜李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主要着述有《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四编，史称“四存编”。颜元学说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博取众长，不断消化，融为我有的演进过程。在学说形成的早期，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正是孙奇逢的北学。当他受到陆世仪(江南学者，着有《思辨录》，推岽孔子六艺之学)的六艺实学影响之后，便用它对北学进行根本改造，否定了孙奇逢合会朱王学术的努力。他认为“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舍此而书云书云，讲云讲云，宋明之儒也”(《习斋记余)卷6，《论开书院讲学》)。意为学习、实践以经世济时，才是儒学之士应该做的。而丢掉这些，连篇累牍，空发议论，便是宋明的儒学。
颜元去世后，他的事业为其弟子李恭所继承。
李恭(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自二十岁起就师从颜元。他一生以发扬光大颜学为己任。为此，他在全国各地游历，广泛结识当时名士，遍交当代名儒，高高举起颜李学派的旗帜。
作为颜元之学的笃信者，他恪守颜元之教，亦步亦趋。认为看的书太多，则世事的阅历就少了；写得太多，则经世济时行动就减少了。宋明之所以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当颜元决意以六艺实学与朱熹学说相抗衡时，他也作同调之鸣，断言现今虚妄之学太盛，盛极必走向衰落，转而走向实学。
但值得一提的是，李垛在三十七岁时南游，开始丁其儒学思想的转变。因当时江南经学方兴未艾，朴实的考据学风正在酝酿，毛奇龄、王复札等都给他以考据经学的影响。在连年的南北学术交流中，他即使颜学第一次远播江南，又兼收并蓄，使之扩充，并与经学考据相沟通。他接受了经学考据的缜密方法，着作里带有明显的考据色彩。晚年的李恭，遍考群经，既认为古代已有习行经济的书，又认为这些书已无人可知，现在要做的就是辨析它们的真伪以及着述是否得当。
这表明颜李学风的始同终异是风气所趋，大势使然。因这时已是清代中叶，经学在经历了初期的鼎盛之后，已渐被考据学所代替。经史考据之风的勃兴，已非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而颜李学派最后走向与考据学合流，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