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世纪考据学概说。到了18世纪的清代，儒学以考据学的面目出现，并发展到鼎盛。因为此时正值乾隆、嘉庆年间，所以考据学又称乾嘉学派或乾嘉朴学。考据学是区别于“宋学”而言的。
“宋学”特别是其中的理学，着重于义理，而考据学内容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等。考据学的功绩不可一概抹煞，它以其谨慎的治学方法和由经学的整理进而扩及一般文献的整理，其中对古代制度和音韵训诂的考订为后世所称道，在儒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考据学习惯上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徽州戴震为首。两派各有侧重，前者着重在复原汉《易》，后者则重在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总的说来，两派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居多。作为研究古代学术史的一种方法而言，又称为“汉学”，它以复兴“汉学”为己任，认为研究经学要先考证文字的意义，然后才是文章本身。考据学最朴实之处是音韵学的研究，戴震在论《尔雅》时，曾讲到音韵之重要并论及六书源流，从自然演进上说明文字的进化，颇有其独到的见解。
由于考据学派中以戴震对后世的影响更甚于惠栋，而且他的学问比较全面，更能代表考据学派。
因此仅以戴震为例，以便对考据学派有个大致的了解。
2.反理学的思想家和考据学家戴震。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少年曾从师于经学大师江永(婺源人，精于算学、音韵。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壮年时来往于南北各省，着述甚多，备受当时学者推崇。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他被召为纂修，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任职。四年之后逝世，享年五十五岁。主要着作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十七、十八世纪是个反理学的时期，当时思想家大都鄙弃谈心说性的理学，这就形成了朴学时代。戴震在考据学最盛之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较为彻底，他认为，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抛弃谈心说性，而尊崇理(主观)，抛弃气(客观)，又保留理而抛弃欲。在批判程朱的“道器”“理气”二元论中，他认为“气化”是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没有具体形状，不易被察觉，故《易经》称之为形而上的“道”。物质内部阴阳二气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而形成运动变易的过程就叫做“道”。所以阴阳五行才是道的实体。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种物质中都含有阴阳的对立，而每一种物质又都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所以离开了矛盾而又统一的物质实体，就没有道的存在。这有力地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同时也肯定了“道”的自然性，否定了“道”的超物质性和精神主宰的性质。
戴震在反理学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他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理在情中，而不在人心之中。人心只有血气心知，而心知只是可以求理的宫能。用心知去求事情的条理，剖析区分至于无差失，那就是理。由此戴震驳斥了理学的无欲论，这种人生观把一切欲望都看作违反天理，故要去欲、无欲。戴震把他的学说建立在正视人欲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算是对理学的最大挑战。戴震的人性论和伦理学说就是本着尊重理性和人性的精神，给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学说以致命的打击。
就戴震考据学的功绩而论，他侧重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目的在于探讨社会治乱的根源。他认为由于训诂可得典章制度的历史意义，并由此可以闻道。在语言学、训诂学、校勘学、文献学、历算学等方面颇有建树。戴震在反理学的过程中树立起考据学风，从字义、音韵方面重新审视两千年来儒学所依凭的经学典籍，这对儒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推动。考据学派所做的工作，也许显得繁琐，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繁琐的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