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台湾海峡两岸长期紧张对峙，厦门解放军炮兵阵地从1958年8月23日起，万炮齐发轰击金门，爱管闲事的美国第七舰队把军舰开过来试探了一下，大陆这边猛烈的炮火发射得更猛烈了。在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领教过解放军威力的山姆大叔，本想威慑一下，结果自讨没趣，便不再考究什么“安全条约”，扭头跑了。
炮声猛烈，对峙紧张。其间中国长期着眼于准备打仗，福州一带又在战事前沿，所有规划建设都在压缩甚至停止，一切服从战备，所以鼓岭依旧是原来的鼓岭——土墙泥瓦青石坡，萝卜番薯柳杉王——和少年密尔顿在时并无大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风云骤变，“文革”冲击之下，生产停顿，鼓岭的经济和山乡建设并无可书，老百姓依旧指望着黄土吃饭，稍有不同的是，二十年前各人端自家碗吃饭，这时都围着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大锅吃饭。
普通民居变化不大，变化大的倒是密尔顿魂牵梦萦的万国公寓的石头别墅。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主权回归，西方列强欺负宰割中华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原来盘踞万国公寓的洋人1949年后纷纷离去，公寓里的房屋无人维护，日月侵蚀，自然风化，已是户枢腐朽每况愈下。再兼“文革”波涛兴起，频遭人为破坏，石头别墅早已不是当年车水马龙不夜城的模样，残垣破壁，无人居住，落寞不堪。
六十七岁的郭茂福，执着故土，依然还在叶霞村山坡上的那套老院落居住，岁月不曾将其摧老，他的身板依旧壮实，这也是长年坚持体力劳动和惯守沉默如金的结果，如今他仍操旧业。
鼓岭乡解放近二十年来，民居一如从前，保持过去的择坡而居的习惯，在高处建房。郭茂福建造房屋的技艺也就无由退出历史舞台，照旧大有用武之地。他一边干着他的老营生，一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祭奠守护着郭氏坟茔，无论革命“左派”们如何反迷信破四旧，他都固执地添续着那里的香火。坟茔中又多了一座郭氏老太太的坟墓，坟茔、墓碑、青树，也都是他亲力所为。
1966年破除四旧，叶霞村土地庙里的香炉神台都被砸毁，神像牌位、条幅帐幔尽数被点火焚烧，野草横生蛮荒了一段。现在被整理修葺一新，挂起招牌，成了叶霞村革命委员会，院墙里外刷满“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红油漆大标语，覆盖了当年残留的“神恩赐大地，厚德载群生”。
几千年的迷信一朝破除，村民家的观音菩萨也都砸碎，统一换成了领袖画像。所有旧文字的书本印刷物统统被扫地出门，付之一炬，号称革命的“焚书”。大山干爸临终前交托的那本《郭氏医书》，郭茂福一直未敢交出去。乡里郎中都已经被无产阶级的赤脚医生所取代，郭茂福不知底里，也就不敢轻信。还有小山子的遗物美国书包，来历虽明，但无去处，正好装了《郭氏医书》一起藏在了郭茂福家的绝密处。
郭茂福早已不是叶霞村的村长，建国以来，运动一个挨着一个，后浪超前浪，年轻的、有文化的、会紧跟形势的都上位了，他不够格，唯有让贤。让贤并不算完，那时政治挂帅，你不找他，他要找你，郭茂福过去当个不拿一分钱的村长，也没管过什么事，互助组合并初级社时他就不当村长了。“文革”兴起他却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曾经去加拿大修铁路一人平安回来的问题，包庇美国佬的问题，这些历史旧账多次被翻出来要他老实交代。岁月流逝，他一个老头子的记忆并不准确，今天说的和前天说的稍不一样，就成为不老实交代的把柄，时不时开他的斗争会，挂牌子、“坐飞机”，不懂事的孩子们居然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是老特务、老走狗。一向沉默的郭茂福如今更好比梆子爷爷一般成了哑巴。
政治荒诞扭曲到这般地步，一个普普通通只晓得干活吃饭的石匠泥瓦匠，他弄不懂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只有什么都不说。
四乡村民何尝不是如此，不知无意间哪句话说得不对就会惹祸上身，高压社会更使得老老实实的山里人噤若寒蝉，心缩成一团，都在战战兢兢地观望，不知道风云变幻的世道究竟会怎么下去。
只有一点郭茂福心里清楚，就是他不能倒下，他要守护地下的恩人郭家三口平安无事，不遭惊扰。
如果让经历过的人们选择1968年的年度文字，相信很多中国人会选择“下放”一词。当年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对中国民生的影响和冲击，几乎涉及每一个百姓家庭，古今中外无论什么背景的人口迁徙，其地域广度和时间跨度都无法望其项背。1968年12月开始的中国知识青年大下放一定会永远被载入历史。
“文革”冲击生产，中国的国民经济百孔千疮，老百姓的生活近于赤贫。一千多万当时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初高中毕业生们，除了搞所谓的“文革”运动，绝大部分时间游荡于街头巷尾，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全国的知青纷纷被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乡村插队落户。
老人们常说，“客来主人扰，客走主人安”，当年中国的农民无疑是全世界最为善良最为宽容的“主人”，他们在自己挨饿的岁月里接纳了这一千多万“做事不行，吃饭不赖”的孩子们，而且不是一天，不是一年，是十好几年。
湖北的冬天很冷。12月末下着鹅毛雪，一列绿皮的蒸汽机火车喘着粗气到达鄂西北桐柏山区的一个名叫“兴隆”的小站。一列车知青下车，其中一个小组将从那里踏雪步行二十余里奔赴一个叫“上下庄”的小村子。五个男知青跟在生产队派的牛车后面艰难行进，牛车上堆满知青的行李，五人队列中有个叫钟翰的青年，他1966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的志愿表都填好上交了，可随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大学校门应声而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随即把他投入到无产阶级的大熔炉里煅烧冶炼了两年半，现在他历史性地行进在知青的行列里。
小小的五人队伍走向即将插队落户的上下庄，沿途的房屋他们看得真切，清一色干打垒土墙，黑片瓦房和茅草顶房参半，经过沙砾风尘的洗礼，多年的老黄土墙已经发灰发黑，房屋顶上半人高的野草在冬天里已经枯萎，被飘雪裹着像一只只在寒风中以翅膀夹头的白鹤。公路两边一望无际起起伏伏的庄稼地里，瘦瘦矮矮的小麦苗被雪覆盖，宛如一群纤弱女子顶了棉被，站在那里簌簌发抖。知青们每走一步脚下都会带起被雪水泡软的黄泥，在一派萧条的氛围里，前进之旅是那样的艰难。
一路无语。
第一顿晚饭是在上下庄的生产队长家里用的，红薯叶煮面条，稀清的汤水，碗里全是红薯叶，少有几根面条。
队长向钟翰们介绍说，上下庄的人均耕地一亩多点，村里的黏土岗地不适合种粮，况且世代种地的农民做不了土地的主，种什么庄稼全由不种地的“上面”说了算。土地不在个人手里，村民全耗在一起吃大锅饭，哪里来的积极性？分散在三丘五岗的二百多亩地里的庄稼长得有气无力，口粮是极大的问题。
每年收上来的粮食交完国家规定的份额，队里就所剩无几了，分配给个人的基本口粮是每个月二十一斤净粮。所谓净粮，就是小麦粒一百斤净算，稻谷一百斤算七十斤，红薯一百斤算二十斤。实际一百斤上好的小麦粒也只能打出九十余斤面粉，麸皮是没法吃的，一般的稻谷一百斤也打不出七十斤米，最多六十五六斤，至于一百斤红薯吃进去是否能像二十斤米面那般耐饿，还真不太好类比，能比的是红薯不敢多吃，吃多了胃肠会难受，而吃米面则不会。
村民每年分的口粮有半年是红薯。红薯易烂，必须入地窖深藏，难怪进村时看见上下庄村子里遍布大大小小的红薯井，刚看见不懂，还误以为是坟包。
队长接着介绍，除基本口粮之外队里如果还有余粮，就按村民每人挣的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前提是队里交完公社派购的公粮尚有结余。荒年会保障每人每月二十一斤净粮的基本口粮，可以少交或不交国家公粮，如果不交公粮还不能保证基本口粮，就向设在公社的国家粮管所申请发放救济粮，但账是记着的，丰年必须补交荒年欠交的公粮。
上下庄里的壮年男人一般月口粮能上三十多斤，妇女三十斤左右，孩子们基本口粮就二十一斤，所以村里每家老小都要力争多挣工分，以等秋收可以多分一点工分粮。
地里种下的粮食全靠天收，一旦遇上荒年就很惨，元气一伤多少年还原不了，可老天爷的脾气谁也摸它不着，隔三差五荒年总是有的。
队长还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体力活，靠队上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唯一能自救的是自留地里种点粮食，也不敢全种，因为还得吃菜，自留地本来就是分给社员们种菜吃的。自留地的分配标准是按人口每人分配一分土地，大人小孩都算人头。可即使把每个家庭的几分地全部用来种粮食，最好的年景一分地大约也只能收获二三十斤小麦，一个四口之家可望收获百十来斤麦子。自留地面积太小又不能种植产量高一些的水稻，何况上下庄历来缺水，只有村集体的地里种有少量水稻。
队长接着介绍，庄子里老百姓吃饭常年看不到任何副食荤腥，食用油也十分稀缺，这样的条件，一个大人一个月五十斤净粮都未见得敢敞开肚皮吃，才三十几斤粮不喝稀的怎么活。
你们这五个大小伙子一来，就又多五张能吃的嘴，而队里的土地能产出的粮食不会因为你们的到来而增加一星半点，国家唯一给的政策是减少每年的派购公粮，可遇到荒年怎么办呢？
队长最后跟钟翰们打招呼，在生产队安顿好知青的住房和灶房之前，轮流到村民家中吃饭。家家都是稀汤红薯叶，不是怠慢你们城里来的秀才，更不是老乡们小气，确实是没有粮食，更没有钱，以至于愧对了鄂西北人好客的传统。
钟翰平生第一次近距离认识了鄂西北的农村和农民，上下庄的村民大多数从生到死都没进过三四十里外的县城。知青进村了，家家户户男女老幼挤在门口看祖祖辈辈没见过的城里秀才，无论大人小孩都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干裂的嘴唇、黄黄的牙，又黑又糙的脸孔上布满沧桑。多年后回想，脑子里总浮现那幅名为“父亲”的油画。
村民们全住在干打垒泥巴房子里，屋顶的黑片瓦是自己用小砖瓦窑烧的，烧不起窑的就盖一个稻草和黄泥的屋顶。进到屋里看不见一件木制家具，能看到的家私，全是黄泥做的，床是在码起来的黄土坯上架上捆扎的高粱秆。解放二十年了，上下庄的人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着最原始的农耕生活。除了缺吃，村民身上穿的只有用地里收的棉花织的老土布，让人一见会想起打磨金属用的粗砂纸。上下庄的天气没有春秋，缺衣的村民们脱了棉袄就光膀子。
村里家家户户养鸡都不敢超过“上面”规定的数目，长年吃野草的母鸡生的鸡蛋不多，都要拿来换食盐和点灯用的煤油。村民终年看不到现钱，看到的只是欠账，上有老下有小家大口阔的家庭年年欠生产队里的口粮钱。
为了能多分基本口粮，村民就尽量生孩子，孩子落地一个月就有二十一斤基本口粮，三岁前是吃不了的，可以补给大人吃，再长大点肯定又不够，就再生小的以补给大的，形成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循环，“计划生育”的政策就是在农村这样普遍的情势下出台的。
钟翰刚去的1968年，生产队年终结算工分值，一个棒劳力一天挣的工分值才合人民币八分钱，钟翰就是那时学会了抽烟解闷，上下庄设了一个小卖部，里边卖的最便宜的“茶花香烟”九分钱一包。
下放的第二年，钟翰一年挣的工分钱把队里分配的口粮、烧柴、瓜菜、食油等一抵，还欠生产队二十三块多钱。惭愧惭愧，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还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上下庄里家家户户做饭都烧用黄泥抹的土灶，烧柴也是很大的问题，队里分的稻草麦秸棉花秆完全不够煮红薯汤，缺柴的冬季，庄子里家家户户都得到大山里打柴，来回一百多里山路，全凭肩挑。
钟翰们去的第二年冬季，队里照顾城里秀才，让他们住到山里熟人家的柴火棚子里，打一个礼拜的山柴，到时生产队再派牛车去帮忙拖回来。
几个知青漫山遍野地用镰刀砍柴，拣干枯的树枝砍，用山里的葛藤捆，然后用两头尖的冲担挑回住地。累一天半夜睡沉了，下雨时借住的棚子漏雨，冰冷的雨水滴下来打在脸上，惊醒了，却无处可避，就把铺在被子下面的大塑料布抽出来往被子上一盖，连头一蒙，一边躺在凉凉的草堆上一边听漏雨滴答滴答打在塑料布上，任由它流淌，直盼着天快亮，心里觉得好生凄凉。钟翰想着，不是男儿不努力，是努力不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钟翰那时节天天幻想上公社赶集邂逅个小女裁缝，一见钟情，然后上她们家当上门女婿，她织布来我耕田，能够吃饱粗粮穿土布衫今生足矣。
上下庄虽说一贫如洗，可队上对五个知青却关怀备至，别说放一周时间进山打柴派牛车拉回，任何一家村民都不敢奢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打柴七天五个知青的工分还照计。
城里秀才干农活不要说跟村里妇女比，就连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比不上，这并不奇怪，因为没做过，奇怪的是上下庄队上给知青定的工分标准却是每个出工日按男劳动力标准满分计，分粮食就高不就低。
五个知青在上下庄好几年，从村里农民口中夺走多少粮食啊！村民天天喝着更稀的红薯叶面汤，钟翰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为什么常常要把“乡亲”喊为“父老乡亲”。
钟翰他们住的是上下庄原来的碾房，村里百姓碾小麦粒压面粉的地方。为安顿城里秀才，他们就把大大的石头磨盘搬到外面，重新搭个大草棚子给磨盘挡雨挡太阳，让秀才们住进了碾房。
碾房旁边紧临着拉碾的驴屋，邻居是三头白嘴白肚皮的老灰驴。钟翰们开始觉得气味难闻，久居之下，不仅习惯了，反而觉得三头驴子又好相处又挺可亲。它们都是不会斤斤计较的好邻居，吃的是草，却从不敢偷吃一口村民碾的面粉，干活还一点儿都不偷懒，天一亮就拉长个脖子脸热心叫唤，催钟翰们起来上早工。
艰难岁月沉重缓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要过小年了，上下庄议论着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怎么也得分点肉给社员们过年。队里几个头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把拉碾的最老的灰驴杀了，给大伙分点驴肉吃。钟翰知道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伤心，这不是要上演现实版的卸磨杀驴吗？前一晚钟翰守着那头老驴喂了一晚上的干草：好好吃吧老邻居，明天就诀别了，要吃你的肉呢。老驴并不知道，一个劲儿拿头蹭着钟翰的手臂以示感激。
天亮了，队长领人带着绳子刀子前来动手，被钟翰挡着门拦住了，说是让老驴碾最后一磨面粉。队长平日和钟翰要好，知道秀才动了恻隐之心，挥挥手让几个急不可耐的家伙走了。
钟翰故意磨磨蹭蹭套上老驴铺上麦粒，看着老驴一圈复一圈起劲地碾着碾着，想着马上就要卸磨杀驴，钟翰实在难受，就抓了一大把面粉来喂老驴，谁知道老驴偏过头去愣是不肯吃。钟翰明白了，这是平日打怕的呀，主人都饿着，驴哪敢动那心思啊。
钟翰越看越想越难受，恨不能学张果老骑着老驴远走高飞。看看麦子终于快要碾完了，急不可耐等杀驴的几个家伙在跟前晃来晃去好几回了，钟翰返身进屋拿来一把锋利的剪刀。以为秀才要拼命呢，几个家伙都吓跑了，钟翰流着泪剪了长长的一缕老灰驴的尾巴毛，要拿它留作永恒的纪念。
队长喜欢下个象棋，天黑收工喝完红薯汤就来碾房和钟翰在煤油灯底下下棋玩，他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队长老婆带着孩子们都早早睡觉，为省煤油钱不点油灯。
队长最喜欢钟翰的工字牌手电筒，夜里上大队部开会带着它照亮，就不会误踩到生产队的水田里，抄近道回家也快多了。队长回回上大队开会来向钟翰借用手电筒总能找到，他已经摸熟了钟翰摆手电筒的地方。
1971年秋天，中国准是发生大事了。知识青年招工返城的步伐明显加快，钟翰应招入厂，告别三年来朝夕相处的队长，手电筒、棉被、蚊帐、胶鞋、打火机都归了他，和队长依依惜别回城。队长拉着钟翰的手把他送到上下庄外黄土地的公路边上，千叮咛万嘱咐回城一定要写信，有空再回来下棋。
回城的钟翰穿上了工作服和大头皮鞋，当了一名船厂的电气工人。听传达才知“既定接班人”迫不及待，不按既定步骤来，跑到外蒙古折戟沉沙去了，传达还说“文革”行将结束。
结果并非如传达所传，源头未止，要刹车谈何容易？革命浪潮又汹涌澎湃了五年，其间野心勃勃欺世盗名的人又尽情表演了一番。
五年过去，忽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纷纷抓三公一母的螃蟹蒸来喝酒以示庆贺。第二年，被废止十一年的高考恢复，国家重新“开科取士”。秀才钟翰离开干了六年的跟起子、扳手、电工刀打交道的工厂，考进了中南地区一所知名的大学，中了“举人”，开始了四年学府生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钟翰毕业后当了国家干部，未久提了正科级，当了办公室主任，办个事出个门有小车伺候。如今他再也不想着当公社小裁缝的上门女婿了，不过他几度假日里回“乡”省亲，和队长下棋，还几次把队长和别的乡亲接到城里小住一番。
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建议外放留学生的数量应该加大，不仅公派留学生的门大开，自费留学生的门也要大开。还专门给了个保障后院稳定的政策，叫作“停薪留职”，就是说年轻人出去学好学不好全不要紧，打道回府原来拿多少还拿多少。那时候，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就业机会基本都在国家或大集体的企事业单位里，谋个差事并非易事，居然可以“停薪留职”，什么时候对咱老百姓有过如此的鼓励和宽容啊，钟翰有点动心了。
想要自费留学少不了海外关系，“海外关系”曾是政治挂帅的年月里极为敏感的一个恶名，改革开放前一提“海外关系”是人人谈虎色变的。遇上居委会夜查户口，那些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开听“美国自由之声”，听完忘记调台的倒霉蛋立即就得按“收听敌台”的罪名拘留，还有谁敢说自家有“海外关系”，那不是送上门的特务嫌疑吗？
现在海外关系不仅不是问题，政府还鼓励年轻人争取自家海外关系提供经济担保以便出国留学。离开红薯当粮、过年杀驴的上下庄还不到十年的工夫，这可是钟翰做梦都不敢想的，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变化得这么快？简直叫人有点顾盼不暇。
钟翰有海外关系，也能给提供经济担保，要不要去试试呢？想想，不试白不试，就这样钟翰考完英语搭末班飞机飞到了北京，可心里总在嘀咕：反对了半辈子的头号帝国主义，怎么可能一下子准许往那儿去呢，不可思议。好赖试探一番，大不了第二天原路返回。
1984年5月的一天，天还没亮，凉风习习，北京街头冷冷清清，可是秀水东街美国总领事馆的大门前，早已聚集着一大群跃跃欲试要率先吃螃蟹的男男女女。大家自觉编号，以确定进总领馆去碰运气的先后次序，钟翰排了个五十三号，他想着好事成双，两个单号保准没戏，可既然都来了，管他呢，进去再说吧。
接谈的是个年纪轻轻的男签证官，皮肤很白，头发微黄，戴副眼镜，黑西服红领带，说话轻言细语，文质彬彬：
你为什么选择美国？
因为美国不久前还曾是我们的头号对立国，是令我瞩目的国家。
什么“目”？
瞩目。
“瞩目”？
是的，能吸引我的目光跨越太平洋去关注。
你学什么专业的？
中文。
到美国学中文？
研究中美文化对比，也叫“比较文学”。
可美国的历史很短！
取短补长。
你用什么承担学习费用？
亲戚资助，个人节省，F-1身份可以勤工俭学。
想过我说“NO”吗？
那就不必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很好，你可以走了，四天后下午再来。
来干吗？
来取你的签证。请下一个。
钟翰真的没预料到会是这样，完全是出于好奇来试试，准备好了被拒签，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半个月前连护照都不知道什么模样，何谈美国签证，听都没听过。
钟翰想想，几年前还在为“收听敌台”而良心不安，还信誓旦旦不能忘记“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留学生了？钟翰又想到在上下庄板结的岗地里刨红薯的日子，再过些时候就要飞美国了，咱国家究竟是怎么了？钟翰捏一把自己的大腿，这是真的吗？
1968年开始，无学可上无业可就下农村三年，天天都在为怎么糊弄肚皮发愁，可从1978年以来，短短六年，也就是念个小学的时间吧，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的变化，今非昔比。就钟翰个人变化而言，从工人到大学生，从国家干部到赴美留学生……这是何等的巨变啊，好像是时空超越，钟翰只能用“眼花缭乱”四个字来形容。
钟翰想起刚才在美国总领馆大门前排队时，大家伙虽互不认识却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有北京小伙子调侃，中南海的两个爷爷对待知青孙儿的教育方法不一样，一个叫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一个叫到美国去插队落户，真叫我们这些孙儿们忙于应付。此话虽逗，却实在是耐人寻味。
国策啊国策，不需要任何动听的空喊，不需要任何不切实际的条文，上善若水，水往下流，流到低凹的地方，自然能够滋润每一株幼苗，提振每一颗人心，上下同心，共圆一梦。
正是：汉家青史数千年，三皇五帝几开边。
近代落伍孙山后，改革复兴迫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