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礼于老子
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藏书室的管理人员。
一天，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识。老子说：“你所说的是很早的事了，倡导礼教的人，他们的骨头都已烂光，唯独他们的言论还存在罢了。何况君子遭逢明主，就乘上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如蓬草般随风流转，可止即止，何必关心这些事情呢？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物资妥善囤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君子身怀盛德，而容貌却谦逊得像愚人一般。去掉你身上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吧，那些骄傲的神色和过大的志向，对于你自身是毫无益处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罢了。”
孔子离开周都后，对学生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兽可以用网去捉它，能游的鱼可以用线去钓它，能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能够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云而升天的。我今天看到老子，他大概像是龙啊！”
老子讲修道德，他的学说以自隐无名为主。久住周国，看到周王室衰微下去，于是离去，经过函谷关，关令尹喜说：“你将要隐居起来了，请尽力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就著述《道德经》上下二篇，阐述“道”与“德”之意，共5000多字，然后离去，人们也不知他终老于何处。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其实都起源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
韩子著《说难》
韩非，是韩国王室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的学说，而其旨归根于黄帝、老子。韩非为人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他和李斯一起师事荀卿，李斯自己认为不如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呈颓势，屡次上书规谏韩王，但是韩王不能接受，因此韩非痛恨国君治国不能讲求法制；不能用权谋来统御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也不能好好任用贤能的人，反而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以为他们是有能力有贡献的人。
他还认为儒者常常用所谓的经典文献来扰乱法术，而好武之人又常常用武力来冒犯禁忌，因此，法宽就要恩宠到那些好名誉的文士，法严就要治理那些穿甲胄的武士。现在所供养的不是所要用的，所任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可能得到奸邪不正之臣的容纳，在考察了历史上的得失变化后，写成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书，共计10余万字。然而韩非知道“游说之道”甚难，写成的《说难》一书非常完备，但是自己却不能实践，最终在秦国被李斯等人害死。
韩非在《说难》里写道：大凡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不在于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也不在于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大凡游说成败的关键，是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适恰的语言去说服他。
比如，游说的对象希望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游说者品德低下而遗弃他或疏远他；如果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游说者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也一定不会录用他；如果游说的对象意在重利而假作博取高名，而游说者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他而实际上与之疏远；如果游说者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表面上与之疏远，这些都是游说者很难觉察到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说中了君主内心的秘密，如此，游说者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者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词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者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并不深厚，而游说者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成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那么，游说者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者却要参与，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强让他去做，君主去做想要做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者就会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他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他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趋炎附势；议论他所憎恶的，他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他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侮辱你；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他就会认为你言语放纵。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他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忠心；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他就会说你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游说者若想要成功，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君主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类似的过失使他难堪；君主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愤怒；君主夸耀自己力量强大，就不必用困难的事为难他。游说者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要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怀疑，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而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
等到君主对游说者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就不会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就不会被加罪了，便可以直率明了地辨明利害关系、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以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的目的了，这方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做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尚且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受世俗的侮辱，那么有识之士就更不能把这些看作是耻辱了。
宋国有个富人，一日，天下雨而使墙遭毁，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邻家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全家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那位邻家老人。郑武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国君主。郑武公欲攻打胡国，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是何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便认为郑武公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并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轻的被怀疑，言重的被杀死，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被判断足的罪。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君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得知后反而赞美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之罪！”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赶忙将剩下的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减，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仍和当初一样，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的事情却成了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改变。
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君主就认为他聪明能干而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时，君主就认为他一无是处而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者，一定要调查君主的爱憎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乘它，然而它喉咙下端有1尺长的逆鳞，人要触动它的逆鳞，就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者若能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就算得上善于游说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了《孤愤》、《五蠹》两书，赞叹道：“唉呀，如果我能够会见此人，与他交个朋友，便死而无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的著作啊！”秦王因此下令立即进攻韩国。韩王原先不肯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王很赞赏韩非，但对他还不够信任，没有任用他。李斯、姚贾嫉妒韩非的才能，从旁毁谤说：“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公子。如今大王打算统一天下，可到头来韩非只会替韩国出力而不会帮秦国的忙，这是人之常情啊。现在大王既然不任用他，又扣留这么久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根啊。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掉。”秦王认为正确，下令狱吏治韩非的罪。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陈述，但无法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懊悔，派人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申子、韩子都著书，流传到后代，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司马迁）唯独悲伤韩非撰写《说难》而自己不能逃脱游说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