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创世纪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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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九万里风鹏正举——简评陈志鹏的报告文学

(一)

以文学舞台上“票友”自居的陈志鹏先生,不仅是一位文苑笔耕50年的老作家,而且是一位多思多才多产作家。1955年他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56年以组诗《高原短笛》初涉诗坛,1959年发表报告文学《江畔红花》,1961年发表著名杂文《蒲露集》颇有影响,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是业余之作,后来却享受了‘三家村’门徒的殊荣……”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他的报告文学《命运的钥匙》,长诗《达古达楞格莱标》,都曾获奖。后者,因否定了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对德昂族(当时称崩龙)的权威论定,而在国际民族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德昂族的一份重要资证。至于他更擅长的杂文、随笔、评论更是引人注目,享誉文坛。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业余”取得的,因为他长期从事的本职工作是理论研究和党的宣传工作。

陈志鹏同志祖上为彝族。他作为文学的多面手,成绩卓著。本文主要谈论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抛砖引玉。

志鹏同志1987年在一篇谈论报告文学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精辟之论:“报告文学的报告部分应该真实不能虚构,思想认识可以纵横驰聘,文采风流任作者肆意挥洒。”他的这个观点集中概括了报告文学的三大特点,或说三大要素——首先,报告文学的人物、事件必须真实,绝不能虚构;其次,议论和思辩可以纵横驰聘,启人思索;第三,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之一种,必须具有文采。

高尔基曾经指出,报告文学“是巨大的、重要的事业”,照样可以成为“高级艺术”。报告文学(当今也称纪实文学),历来被誉为“文学的轻骑兵”、“时代的鼓声”、“历史的记录”。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报告文学有着优秀的传统,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潮流,功绩卓著,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总结。

陈志鹏先生的报告文学创作,上世纪50年代末是萌动期,新时期以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其代表作是《命运的钥匙》;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代表作是《风雨人生》;三是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中国宣导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时期,其代表作是《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而陈志鹏同志的报告文学力作《命运的钥匙》——《风雨人生》——《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作为三个里程碑性的标志,又集中地体现出他报告文学的三大特色,即:强烈的时代精神;议论和思辩的纵横驰聘;文采风流的肆意挥洒。这三个特色水乳交融地凝聚成他的报告文学的独特风格,以下不妨从他的三部代表作所体现的三大特点粗略评说。

(二)

衡量报告文学品质优劣、生命力大小的首要标准是什么?当然是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强烈的时代精神。必须“选取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的问题的主题。”(列宁语)“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语)因此,关注时代的热点焦点问题,揭示生活的根本矛盾,反映人民最真实强烈的心声,紧扣时代的脉搏,就是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而相比之下,那些一味描写杯水风波、枕边风韵,个人隐私、下半身写作的作品则显得何等渺小低劣庸俗。

《命运的钥匙》写作於1982年,发表于《孔雀》1982年冬季刊,荣获1981-1982年云南省文学创作奖,并被一报告文学选刊转载。这篇近2万字的报告文学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具像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章凤芒弄大队弄门四队队长杨世德,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并且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事迹。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谁要是成了“万元户”那是了不得的大事!那是穷怕了的中国农民的奇迹!那是比现今的亿万富翁还震惊的新闻!然而,报告文学《命运的钥匙》,与当时一般单纯颂扬“万元户”的作品不同,作者独具慧眼,以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带着对这一新生事物的饱满的感情,紧扣时代的脉搏,关注时代的热点,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高瞻远瞩地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揭示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中作者叙述道:“一九八二年,杨世德一家收入粮食三万一千六百四十八斤。交售国家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五斤。总收入一万九千八百五十六元,扣除生产成本后,纯收入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一元。家中有手扶拖拉机、驮牛等固定资产价值一万多元。”作家在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叙述后议论道:“这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吗?不!这是一支动人心弦的颂歌——劳动的颂歌!这是一首绝妙的颂诗——赞颂党、赞颂社会主义的诗?拜访了杨世德之后,我才知道,这首颂歌是杨世德和他的全家几经折腾后,用纯朴、赤诚的心,蘸著勤劳的汗水谱成的;是吮吸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玉液琼浆后唱出来的!”

《命运的钥匙》的四个部分的标题同样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精神:“命运的钥匙在时代的弦上”,“命运的钥匙在勤劳的手里”,“命运的钥匙在科学的头脑里”,“命运的钥匙在宽亮的心坎上”。请看作者这一段发人深思的纵横驰骋的议论:

无情的事实对一场公开的和暗中的争论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包干到户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包干到户不是倒退而是进步!

包干到户不会也不可能产生两极分化!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怀疑者应该清醒!动摇者应该坚定!诽谤者除了向隅而泣外,在广大农村已经失去市场。

对于这个巨大变化,杨世德体会十分深刻:

“龙上天要靠一棵弯腰树,我家致富靠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如果说这就是命运的变化,那么,劳动者命运的钥匙不正是在时代的弦上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杨世德家这个典型的价值在于他是中国农村正在富裕的千万户农民的缩影,是八十年代新型农民的一个具体形象。从这里,我们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看到了繁荣昌盛的新边疆的瑰丽前景。

这是一段体现了强烈时代精神的深邃而极富情采的议论,纵横驰骋的警语般文字今天读来仍然回味无穷。在沸腾的现实面前,作家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忠实的记录者,而是满怀热情的投身者,严肃认真的思考者,演绎出卓有远见的文学作品。

24年后作家的预见成了现实,足证陈志鹏先生的理论功底,思想修养和审美理念。

(三)

《风雨人生》是陈志鹏历经八年汗水和心血,倾力采访热忱奉献的一部24万字的报告文学力作,《云南日报》连载后,1997年4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就是洋洋10万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受到好评而获奖,后来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台播出。

《风雨人生》抒写和表现的是一个基层单位的普通人物的平凡事迹,风雨人生,难能可贵,感人至深。主人公马秀英同志是昆明市盘龙区小南街道办事处威远街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50年起从事街道居委会工作,46年始终把自己当作共和国大厦的一块基石,兢兢业业,忠实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被大家称为“人民的贴心人”;她见义勇为,多次制止农贸市场发生的恶性事件,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分子;在调解、双拥、帮教、禁毒等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她所领导的居委会102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她先后被公安部、民政部授予“治安模范”、“一等功臣”、“全国优秀居委会主任”等光荣称号。

1997年2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向马秀英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在马秀英同志的身上,体现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爱岗敬业,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和孺子牛精神;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见义勇为,保一方平安的一身正气;尊老爱幼,关心、帮助、培养青少年,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廉洁奉公,先人后已,无私奉献的情怀。”

陈志鹏先生曾说:“我笃信‘遵命文学’金言而始终恪守。”他牢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使命,以残疾之躯,历时八年,自费行程数千公里,遍访知情人,查阅核实资料,以先进人物为榜样宣扬先进人物的精神,写出了一部感动千万人的作品,本身就十分难能可贵。与某些不愿付出艰辛体力和脑力劳动,凭道听途说,浮光掠影就胡乱敷衍者泾渭分明,高下自见。

《风雨人生》真实地全方位地多角度地多侧面地描写了回族妇女马秀英从旧社会受剥削压迫至获得新生,并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的人生历程和崇高品质。全书高屋建瓴,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于细微处见精神,以社会进程为经线,以人生百态为纬线,在展现主人公真善美的高尚情操的同时,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丑恶,从而涉及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廉政建设、青少年教育等问题,对于促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发人深省,启人思迪。

作家在谈及《风雨人生》的创作体会时,曾经这样动情的说:“随著采访的深入,在我这个1.80米的大汉眼中,娇小的马秀英越来越高大,虽已年过花甲却闪耀著崇高的思想光芒,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光大者形象么!她的一生不正是云南各族劳动妇女从30年代至90年代的缩影么!我惊喜,我不能自制,时代需要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民迫切地呼唤良知,呼唤英雄,马秀英不正是一个难得可贵的典型!她跨越两个社会的经历,与祖国一起沉浮的命运,从苦难抗争到新生而奋斗不止的精神,实在可以作为检验人格的尺子,透视心灵的镜子,荡涤污泥浊水的刷子,催人向上的鞭子……”(见该书《后记》)

《风雨人生》出版发行以来,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良好的效应。它不仅是一部感人至深,催人上进,净化心灵的好书,而且在艺术性方面也独具特色。作品结构宏大,事件众多,主脑突出,作家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时代性、议论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熔铸一体,使其成为一部可读性强的颇有特色的书。让我们来欣赏《风雨人生》中这些俯拾皆是的颇具思辩性和文采的文字:

在迤西宫清真寺采访时,我记下了黑板上登的一首题为《先知穆罕默德赞》的小诗:

比似鲜花您更光艳芬芳

比似圆月您更皎洁高朗

比似大海您的胸怀无限宽广

比似时光您的恩泽源远流长

我没有研究过伊斯兰教,无法理解穆罕默德的伟大。但是我坚信,尽管地域不同,历史不一,文化有别,宗教信仰各异,人类的心是相通的。如果每个人都“光艳芬芳”,“皎洁高朗”,“胸怀无限宽广”,我们的天空必将更加蔚蓝,世界充满圣洁,这正是具有纯真人性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共同希望!

马秀英年逾花甲的生涯,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不正是为这种希望奋斗么!

“女人是考察时代的视窗”,面对社会主义时代的马秀英们,莎翁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作出新的断言: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强者。

《风雨人生》以可贵的平民精神观照普通人,从平凡里发掘伟大,从伟大中表现平凡,塑造了一位平凡的英雄马秀英的典型形象,表现了“中国的脊梁”精神。由此,我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四)

人类进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之初,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鉴于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和而不同”的思想,也鉴于“文化大革命”人性被扭曲的危害,以及近年来以金钱物欲极端膨胀导致的权力异化,在某些层面上世风日下,中央以明确的语言强调“以人为本”,“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建设“和谐社会”。

陈志鹏同志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刻的洞察力,以一位作家的严肃使命感和责任心,用他的话来说:“以为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为国家,为人类,自不量力地以微弱的声音发出人性社会化的呼唤。《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是一丝发自肺腑的咏叹。”

《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昆明市东二环征地拆迁启示录》,写作于2006年3月,发表于香港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华夏纪实》2006年第6期,反响强烈。这篇报告文学洋洋洒洒4万余字,完全称得上大视野、大气魄、大境界、大手笔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力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称奇。单从城市的发展变化来看,也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全国各地城市拆迁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以至成为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老实说,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好写,一般人不敢碰,非高手不能为之。

陈志鹏同志以把握复杂题材的胆识才学,以观察问题的洞悉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审视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审视昆明东二环征地拆迁改建工程,从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切入,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的采访,犀利的笔锋,分析一个个事件,研究一个个人物,解剖一个个典型,不但揭示出城市征地拆迁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而且向其他城市,乃至向国际城市提供了一套以人性化指导和解决城市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成功典型和经验教训,同时,作者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条分缕析,有理有情,成功地回答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老宅的市民向何处去等重要的棘手问题,其意义将超越现实,烛照未来。

陈志鹏先生深谙报告文学写作的妙道,他的报告文学往往具有一般人难以具备的历史深层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仅以《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为例,10个小标题便耐人咀嚼启人思迪——“历史的温度计”,“历史的决策”,“历史的旋律”,“历史的熔铸”,“历史的诉求”,“历史的杠杆”,“历史的鼓点”,“历史的铁砧”,“历史的平台”,“留给历史的絮语”等。

清代著名文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认为:“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陈志鹏同志确实堪称报告文学的高手,因为他具有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高度,娴熟自如的艺术功力,这是要经过长期的修养和历炼的。《历史新章从这里起笔》仍然凸现出陈志鹏同志报告文学的三大特色——即强烈的时代精神,议论和思辩的纵横驰聘,文采风流的肆意挥洒。或者说,他的这个风格更臻老道浑厚深沉。随便举文章的一些段落为例:“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历史在充满活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运转中前进。城市的扩建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代表的各级政府的根本职责。因此,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是衡量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这一段议论文字新颖、深刻、独到,而且在行文中水到渠成,发人深省,启人思考。又如以下的文字:

走笔至此,心悦诚服地感到东南二环路征地拆迁确实是昆明城建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顺利完成,是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以为民造福为宗旨,改革开放创新为主旋律,饱蘸汗水心血和智慧写出的一本大书。面积说明它的宽广,资料说明它的宏大,却无法穷尽其孕育的深邃和无涯的精神。因之,我只能从浩荡的洪波中撷来几朵浪花,有所感悟而得星点启示。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对这一工程的现实意义,愚钝的我,也只是像站在广袤陡峭的峰峦上看到正要绽开的山茶蓓蕾,虽已窥见它吐露的花瓣亮红,却无法想像它怒放时的五彩斑斓。

春天是生机的代称,是充满希望的节令。黄庭坚“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虽有一丝苍凉,竟引发我共鸣,因为后人将写出更加壮美的续篇。

企盼社会“春天”,在日新月异中永驻春域!

从《命运的钥匙》到《风雨人生》到《历史新章由此起笔》,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和不断完善的独特创作风格。《历史新章由此起笔》也将像《命运的钥匙》一样,成为一部预言式的作品。我坚信不疑,社会发展必将证明这一点。

2006年9月15日昆明

(香港《华夏纪实》200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