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一起吹牛的时候，查拉好几次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写别人写了那么多，为什么没人来写我呢？”好像他真的值得别人一写似的。
其实也有人写过他的，著名作家汤世杰的《灵息吹拂》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迪庆维西县长大的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粗壮敦实。不算高的个子，却顶着一个硕大的头颅。在他身上，不时显露出来的神性或者说是灵性，令人惊叹。他的外表，看上去几乎有些笨拙。在一次受伤之后，他走起路来甚至有些瘸。看着他，你完全想象不出在某些时候，他的思索会那样的灵动和深邃；可在另一些时候，他又是世俗的，功利的。那样的世俗与功利，甚至远远甚于汉人。他做生意、开公司、谈判、砍价，精明而世故；腰里别着BP机和大哥大，随时都在准备接受来自世俗社会的传唤。可转眼之间，在刚刚结束一次商业运作之后，他又会与你大谈神圣的艺术。有时我简直怀疑，像查拉独几这样的藏人，事实上常常穿行于神界与人类社会之间。他是怪异的，至少在汉人看来是那样，但他又是幸运的。”
老汤的文字中，提供的情况和信息也有限，让我们知道查拉似乎在写作。而有关开公司做生意的事，我没有听到过。在我的印象中，查拉用来过日子的钱无非就是那点工资和微薄的偶尔能获得的稿费，并且，他又是一个很会花钱，却又不会挣钱和攒钱的人。他总是在游荡，时而从遥远的梅里雪山脚下传来信息，时而又从国外打来电话。因此，他大学时的一位同学赠他雅号日：“云游老藏。”北到漠河，西到新疆，没有查拉不去的地方。中国的五大名山他都去过，一些古都名城更不在话下……
关于做生意的事，我也曾问过他。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说：“玩玩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遇上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遇上他不想开口的事，再多问也白搭。在我的印象中，查拉是个快活的人，有趣的人，但绝不是个——有钱的人。他经常到处乱跑，其实是靠朋友接济的，或者是靠省吃俭用的。住在廉价的旅馆，或者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让别人招待他。这是他习惯的生活方式。我听山东的一位朋友给我讲过，有一次查拉到济南竟住在火车站门前的小旅社，每天在旅社门口的小摊上喝小米稀饭，啃烤红薯达五天之久。后来他不知从那根筋上突发了灵感，问来问去问到了山东省作协，指名要找刘知侠老先生。见了老先生后，他就大谈读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感想，把老先生说得声泪俱下。于是老先生出面让山东省作协办招待，他就很风光地住进了济南军区招待所，而且每次吃饭都有服务员去请他，到了饭桌旁，还有服务员在旁边伺候。
这时候，他就很得意地给单位打电报说：“有接待，不用寄钱了。”原来他在站前小店的那几天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正等着单位给他寄来呢！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山东省作协和刘知侠老先生的关照下，他就一路风光下去了。下青岛、烟台，上蓬莱、登泰山、拜孔庙。每到一地，都有车送，有人陪，也有酒店住，最后还跑到沂蒙山去采风，把当地老百姓送的一个8斤重的大红薯背回云南。
我的山东朋友在向我讲起查拉的故事时有点啼笑皆非。但他却忘不了查拉，“是个很好玩的人”。这就是他对查拉的评价。
但我请查拉证实故事的真实性，他却恼怒地说：“那是体验生活。”
显然，故事是真实的。
围绕查拉发生的这类故事也很多，但这毕竟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些花絮。我更知道的是，查拉其实一直在写作，时断时续地……比之于上天赋予他的才华，生活赋予他的阅历，他的写作还是不够勤奋的。他似乎更倾向于享受精神生活，而不是创造精神财富。
知道《迪庆日报》搞了一个《康巴人》的征文，我就突然想起查拉的那句话：“为什么没有人写我？”
细细想想，查拉为什么就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2003年的冬天，采访了查拉——也就是查拉独几。为了省劲，我们一般都只称呼他名字中的两个字。
我把查拉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历理出了一个简单的轮廓：1950年农历5月13日，有一个孩子用沙哑微弱的嗓子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的父母看着他黑瘦的躯体无声地对视着，没有眼泪，没有叹息，都不约而同地相信这孩子可能很难活下去。因此，虽然他们为三代单传的家史苦恼过，这时却没有心思去注意两只瘦若麻纤的腿间立着的鸡鸡……想不到的是，20天以后，当人们认为这孩子快不行了的时候，他却又艰难地睁开眼睛，有了微弱的呼吸，似乎在宣布：“我要活下去。”
出生后的第三十一天，专给人间赠送神名的老喇嘛给了他查拉独几——降魔金刚这个名字。这或许是对他的一种祝福。九死一生的他，在正长身体的时候缺吃少穿的他，竟然长得五短三粗。
查拉出生的村子叫嘎嘎村，属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攀天阁乡。是一个杂居于其他民族中间的藏族村寨，并且居低海拔河谷地带，有田种，有米吃。因此，查拉常常自我吹嘘：“我是吃大米长大的藏族。”
祖父辈上出过一个当土匪的舅爷爷，父亲又粗通文墨，查拉便从懂事之日起就喜欢听故事，喜欢读书。6岁时，他就闹着要去学校，终于通过父亲的奔走，坐进了课堂。报名的时候，老师听到这个藏名，却皱起了眉头，苦苦地思索后给他起了个汉名——李和群，于是，查拉参加工作后所有的档案中，便只有这个汉名。他只能用这个汉名领到薪水，他只能用签下这个汉名后领来的钱养活自己。当他198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有老师和朋友认为他应该使用藏名，且认为他的藏名读起来颇有乐感。于是，他那封存近三十年的藏名又被启用了。随着他创作作品的积累，名声大了起来，外地朋友乃至当地的许多人，都只知道查拉独几，不知道李和群了。
1964年，连续两次跳级，仅用4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学业，他以虚岁11的年龄，踏进了维西一中的大门。进中学时，他所有的文科成绩都是拔尖的，理科成绩却一塌糊涂。其实，命运之神已经在向他暗示以后的生活道路——只能在文科方面有所发展。1968年，他初中毕业后去当兵，当兵回来后似乎还当过几年警察。1973年，却在家庭极度困难，父母竭力反对的情况下丢下铁饭碗，跑到云南中医学院，弄了一个大学文凭。据他自己回忆，从初中开始，他就接受老师的推荐，阅读中外名著，高中和大学时期更是涉猎了更多的、不同门类的作品、名著。这种饥不择食般的阅读，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一个创作者所必须的知识积累。
当了近十年的临床医生，他却舍弃不了成为一名作家的野心，在1984年时改行去了文化馆。
查拉41岁的那年，我们有过一次自认识以来最为严肃的谈话。他说：“走上文学道路，并非像别人奉承的那样弃医从文，更不敢妄比鲁迅、郭沫若、契诃夫等中外名家，深夜里摸着脂肪渐多的肚皮，要感谢的是我的祖父，就怪他在冬日暖烘烘的的火塘边，在夏日浓浓的绿荫下，讲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哄着我，骗着我，让我哭，让我笑。从此以后便有了一种听故事讲故事的欲望。”
“后来读书识字，知道许多故事是可用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的。而且故事都是人写的，是写给人看的，于是我也想用自己的笔把自己的人生、周围的人的人生的种种编成故事，告诉别人……”
他说：“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叫小说，也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只是拿起笔胡乱写去，当别人还觉得你聪明时，自己却真正开始糊涂，方知人学是文学，而做人的种种，总是容易使人糊涂，而不容易使人聪明的。”
查拉宣称：“文学的目的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卑鄙，也不似有人宣扬的那么高尚，正如人的一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更随时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不看重文学的功利，也不否认文学的功利。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已经淡忘，但那一夜与他的交谈，却始终在记忆中凸现着……
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至今，查拉已有200余万字的作品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有许多作品获得了国家级、省级文学创作奖。
他付出的心血得到了生活的回报。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九曲绿松石》，《雪域风景线》。1994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影视文学剧本《密林深处的弓箭》，报告文学集《请喝这碗青稞酒》，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长篇记实小说《中秋月正圆》。许多作品入选各种作品集或被重要报刊转载：小说《沼泽地里的女神》《热巴的传人》《山神》入选中国当代藏族作家优秀作品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小说《歇气的日子》始发于《边疆文学》，后被《民族文学》转载。小说《舍利子》始发于《边疆文学》，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并人选“作品与争鸣”丛书《今夜真难熬》（青岛出版社）。散文《走进高原》始发于《迪庆日报》，后被《散文选刊》转载，人选《西部风景线》（山东文艺出版社）。散文《雪域魂——香格里拉四季花》始发于香港《大公报》，后被《参考消息》云南版及《中国西部》杂志转载等。
在某一段时间，查拉独几的生活激情和创作激情，像一匹来自草原深处的野马，纵横驰骋。
回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查拉用十七天时间写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的情形，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查拉留着一头长发、一脸胡须、骑了一辆太子摩托在迪庆高原的寒风中狂奔的情形，我可以再次强调：查拉曾经是一匹野马，他对待创作、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具备了一匹野马的所有优点和所有缺点……
而他认为，文学创作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证明自己干不了一些别人能干的事，也证明自己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事。
谈到他的创作追求，他是用这样一句话概括的：“把歌声随意扔在路边，让喜爱欢乐的人们拾去。”
谈到他对自己创作成就的认识，他说：曾有报纸发过专访，曾有词典收过条目，还有相当一级的图书馆收藏了我的创作档案和作品，也曾获过档次不低的文学奖，但从不提着礼品去乞求廉价的吹捧。我宁肯挨真诚朋友的一顿臭骂，我认为我的作品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在这篇专访完成的那一天，他一边与我辩论我对他的一些评价，一边请我和另一位朋友去唱卡拉OK。
那一天晚上，三个年龄都不小的清贫文人在一起唱了许多歌，合作得最好的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于是，我就有了这篇专访的题目《这匹可怜的老马》。是的，我们已经老了，比我们稍小的查拉，其实也在老了。“可怜”者，双关之意也。
这匹当年的野马，如今常常躲在乡村或都市的某个角落，细细咀嚼着生活。
难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他又打一个大响鼻，让我们吓一跳呢。
（原载《迪庆日报》200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