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城长沙的居民惯用唐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现成的句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宽慰自己，就完全有理由认为高不过百仞的岳麓山实为身名赫赫，且不说一些大牌的民国英雄，诸如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皆植骨于山中，也可使这小小的山丘身价百倍。嶙嶙峋峋的山石依然守着颠扑不破的沉思，淙淙汩汩的溪流却像一个口齿不清的孩子讲述着什么，没人明白它的意思。我站在云麓宫的围栏边，俯眺远处的风景，只见湘江的一线细流穿过冬天干涸的河床，江那边狭小的古城中蠕动着蚁密的行人和车辆，灰蒙蒙的尘霾笼罩在城市上空，将人们与蓝天、白云、丽日完全地陋离开来。
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能像庸人一样追慕前贤。当年，不管是气吞万里如虎，还是折戟沉沙，那些英雄豪杰可没虚度年华。如今，我辈生长在和平时期，“指点江山，激扬字”，就像是蹩脚的剧中人物，表现乏善可陈。假如黄兴、蔡锷、宋教仁生于今世，真不知他们还能多少作为，多大出息。俱往矣，风流总被雨大风吹去。我倚栏遐想，清的山风撩乱额发衣襟，心中不禁生出许多惆怅。身为一介寒士，进则见拒于廊庙，退则被弃于江湖，平日于文字间揣摩描画世事人心，终归难脱方巾之气。徒有大丈夫的胸怀和抱负，却时时拘禁在小我的天地里，找不到一条更为便捷的出路，就像里尔克诗中受困的野豹，存在即是更具悲剧意义的死亡。
昔年，我读骆宾王豪气干云的《代徐敬业讨武曌檄》，觉得痛快淋漓，其结尾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如破空而至的响箭，从一筇吉三百年前的唐朝射落在历史的靶心。不见金戈铁马，唯眼底江山依旧，无论怎样的改朝换代，这江山的面貌何曾有丝毫的更改？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善行恶行还有多少残存的印迹？那些为往事长歌悲泣的人却很难开悟。任何个体的生命都渺如沧海之一粟，所谓“伟大”都是由神奇的传说拼装出来的幻影和假象，顶多也只是些经不起慧眼一识的膺品。
憬悟很容易将人带向消极，智者和勇者岂是人生剧场中的旁观者？尽管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许多警诫并未漠然视之，但仍旧心存侥幸，不甘于默默无闻。世间本无事，岂止庸人自扰，智者和勇者概莫能外。
时势无法提供沙场，创造英雄，我们就会感叹生不逢辰。殊不知，陆游和辛弃疾纵然为偏安的南宋小朝廷所用，也很难一展抱负。年华老去，雄心破灭的结果，乃是在文学史上异峰奇崛，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八百年前，辛弃疾在建康（今南京）赏心亭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心情之郁闷，溢于言表。文人凭栏，感伤为多，无非是“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唯李后主失国之后，能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撇置一旁，用词去表达内心至为痛切的亡国者的忧伤，“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已不是饱蘸松墨写出的闲语，而是饱蘸心血写就的悲歌。
一个人站在高处倚栏沉思，他心中可以撂下许多低俗之事，对时代、历史、生命和死亡等等这些大课题作更深远的思考。
我栖身在高楼之上，便自然而然地以俯瞰的姿态去观察众生。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追名逐利行为确实令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仅此一端，我就乐意去阳台上站一站，一边晒太阳，一边看戏，丝毫不亚于在大剧场享受一个包厢。
人生的剧目虽然繁多，但无外乎真假、善恶、美丑你方唱罢我登台。剧情无大异，只有细节上的不同。然而那些能够洞察世态人心的智者可以咂摸出更深层的意味来，他们还可以评判那些表演者的演技究竟是高明还是拙劣，那些行为背后是否真的不欺暗室，干净得一尘不染。我站在阳台上，亦如隔岸观火，你可以完完全全地做个局外人，看世间许多事情横生枝蔓，另起硝烟；看寻常的生死喜庆只是哭哭笑笑的情形，红红绿绿的鞭炮屑却毫无二致。
勘破人生奥秘并不难，难就难在始终冷醒地站在高处旁观而不去入局，难在不被别人看或不被别人评判，还难在从高处走下来后能够本色犹存而且独立不羁，不因为那些倒采和嘘声以及扔在头上的脏物而仓促改变自己。
独自凭栏能使人的心性得以回归和超脱，与世俗的棋枰保持适当的距离，你既可以观棋不语，也可以从别人的败着吸取教训。那些喜欢轻易入局和指指点点的人多半都是庸手，世间的悲悲喜喜乃是由他们播弄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