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乘也可添馋，见时势与英雄两相造就，豪气骤然而生，自不免发出“我生也晚”的感叹。杨炯《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更助长了这种情绪。
你或许会说：书生独拥书城，亦可谓胸藏十万“甲兵”，并不见得就输给火烧赤壁的周瑜和火烧连营的陆逊。然而纸上谈兵的赵括已是前车之鉴。读书多，终究难得一回痛快，这是古已如此、于今为甚的事实。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说梁惠王，不过是对牛弹琴，均以完败而告终。他们的学说的确薪尽火传了，但不知权变的儒生难免为秦始皇所坑，为汉高祖所辱，为明太祖所杀，为清世宗所戮，灭身、灭门、灭族，腥风血雨的，这游戏一点也不好玩。说起来，那些儒生既无缚鸡之力，岂有偷天之心？只不过喜欢摇唇鼓舌，大鸣大放，就直接惹恼了那些杀气腾腾的帝王。
由此可见，“知识越多越反动”并非今人的什么新发明，自秦始皇始，它就已经是官方的不刊之论。一个人读万卷书，自以为身藏利器，为国之重宝，有得一番风光，却不知这是最大的不觉悟。最终，鸡蛋碰着了石头，抑或铩羽而归，再去和光同尘，就已无济于事了。
我常常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走在最前列，的确代表了时代精神，但他们太轻躁，不能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易于涣散，而且怕事，怕死。严酷的现实更多的时候扼住了他们的喉舌，让他们吞吞吐吐，呜呜咽咽，所谓的道德文章也就被人轻看了。
古代的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社会担当，他们的理想是用儒家学说齐家治国平天下，若纯用法家学说，则性命难保，商鞅、韩非、李斯都没得善终，但无论怎样，他们私心里总有老庄的思想在那儿醒着，既用搏命之招，就得有保命之术。搏命是为了荣华富贵能够到手，保命则是为了功名利禄不致落空。因此将儒、道二家学说融会贯通，即可成就大学问，使人受用无穷。
痴愚的读书人往往以为圣贤哲人的语录和著作乃是不可更改的人生法则，就没想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给折腾出来的。既然他们自己也不曾得到过现实的幸福，又如何指引你去寻找乐土？你若信他，终必撞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听谁谁谁的话，奉若圣旨，最终却会有一种在愚人节上当受骗的感觉。早在八百年前，辛弃疾就说了一句真话：“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写到这里，必须说一下，我并不是一位“读书无用”论者，只不过我认为，读书不是单纯地为了懂得多少人生道理，乃是为了熟悉一些游戏规则。世间所有的人与事都各自陷足于某种游戏当中，深谙规则的人就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不谙规则的人则如盲人骑马，祸福难料。
有些人缺乏主见而受制于外物，像中了蛊似的，金钱可以使他们开眼，美色可以使他们倾心，功名可以使他们昏头。这样的人不一定读书就少，学问就低，只不过失去了自我的真宰，彻底破坏了游戏规则。有时候，知识分子的幼稚和天真更胜过常人，就因为太轻信权威，老是耽于幻想、空想和假想之中。然而天上从来就不会掉下馅儿饼，只会掉下冷雨寒冰，知识分子的理想也因此易于崩溃和破灭。
智识绝不是轻易可以学来的，读书易让人生出错觉，以为自己很聪明了，事事都能应付裕如。殊不知，书中的主张各异，若没有相当强的识断能力，受害或许更深。一些人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阴谋和阳谋的算计，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拨草寻蛇或与虎谋皮，都是极度危险的，必然搞得自己狼狈不堪。聪明并不可靠，它使人掩耳盗铃，刻舟求剑，自欺欺人，自误误人。绝大多数书生都不是智者，他们只知道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却全然没有一点理性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受到书本上的教条束缚，甘愿受骗受害终生。我们平日读书，最终目的是为了知己知彼，透过书中文字看看世道人心，看看冷暖炎凉，看看沧桑变迁，看看骗局假相，借此使自己增加几分机警几分眼光几分胆色几分理智，少受许多的挫伤、蒙骗、屈辱和暗算。
读书人总是不悟，正如释家僧死读经文，就难免要受后唐休静禅师那句“水母原无眼，求食须赖虾”的讥刺。读书人之不悟，并非由于疏懒，而是因为个性的怯弱，总以为前人提供的思想已经够用了，有那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值得奉行，何必另起炉灶，独自为炊？他们更怕别人说自己离经叛道，欺师灭祖。这就是我们自有诸子百家后再无哲学家的根本缘由吧。就连真性情的文人也不多，孔融、祢衡、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李白、苏东坡、徐渭，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现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可能很有傲骨，很有节操，很有独立人格，但仍然缺乏最具穿透力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被同质化了，从很小时开始，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终他们的思想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定型，以至于颠扑不破，很难再进行改造。
上帝用模子造人的外形，世俗则用模子造人的内心。那些偶然遗漏出去的种子，一旦萌芽，就会被扼杀；万一长大了，也将面对沉重的社会压力，被人们骂成疯子、狂徒而遭到摒弃。他们是真正的天才，可是天才在世间越来越难找到自己安身托命之处。古时候，尤其是中世纪的西方，天才的命运是遭到放逐、贬斥，或当众被烧死、绞死、砸死，死得很惨烈，令惺惺相惜者感到悲哀。现代社会，文明昌盛，这样的悲剧仍会变着形式出现，不可能轻易饶过他们。天才们会发现，无边的冷漠和纷飞的唾沫使自己如同生活在高寒的西伯利亚荒原，死亡来得无声无息，却来得残忍无比。天才是时代的弃儿，他们不必徒然地向世人祈求恩宠。那些白痴往往会指着一个天才（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笑：“他是一个从鬼门关转回来的傻瓜！一个疯子！一个穷光蛋！”
在我们的国民看来，读书首先不是一种智慧的行为，而是一种功利的行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尽管纯粹的读书人多半穷悉潦倒，其为人行事不值取效，但仍可获致相当的同情。鲁迅先生笔下的穷秀才孔乙己，识得“回”字的几种写法，满口方乎者也，偷书不为“偷”而为“窃”，令人发噱的同时，便觉斯文扫地的悲凄。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一些人经商成了巨贾，一些人从政做了大官，也折节下士，请些清客，买些字画，附庸风雅，好把面子挣足。
汉朝时，官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常设五经博士，一旦获选，就可保食禄无虞。在当时，这对读书人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入其彀中的也就不乏其人。皓首穷经何尝不是一种悲哀，钻在故纸堆里，日日作茧自缚，久而久之就将自身的心性消磨殆尽了。既不能阐扬旧学，又不敢另辟新径，只是循规蹈矩，做了古人的看门奴。
“书之益人固已甚多，害人亦然匪浅。善学者，借其烛炷，作长夜之光；不善学者，寄其门庭，露卑乞之状。”读书人不一定都是善学者，有些人望门投止，轻易就鼾睡于他人的卧榻之侧。读书人之没有主见往往如此，他们老是掂量着前人的一些想法，又根本分不清利害得失，这就难怪水浒梁山的落草秀才王伦被豹子头林冲一刀割下了头颅。
读书人离不开书本，就无法顺利地进入社会；不深入社会，就遑论人格独立了。我们唯有精研了大自然的宝典，济览了社会的长卷，才能脱掉读书人的蝉壳，跳出井底蛙的眼界。除了那些操笔墨生涯珠学者、教授以外，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乃是他不再受书本的束缚，有了智慧的根基，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在心中摆出一只洪炉，将那些经典一一丢进去，看着他们化为灰烬，便知是涅槃了，而非普通意义的毁弃。
书籍是人类精神的母乳，我们从中得到了孩提时代所需的养分，但我们若要长大，就须走出母怀，去独自面对吉凶难卜的世界。故尔我所说的焚书乃是个人断乳行为，而不是摧毁文明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