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嫉多才”和“文能穷人”的说法由来已久，似乎造物主也会犯红眼病，看到有人才高八斗就会气不打一处来，硬要把诸多厄运强加在他们头上。唐代文豪韩愈写过一篇辞意酸楚的《送穷文》，原本想打发瘟神，谁知反被“穷鬼”的三言两语（大意是：你的诗文才名皆我所赐）给打动，又将它殷勤挽留。此后，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什么“文穷而后工”，就是结案陈辞了。
在古代，文人之所以穷，多半是因为仕途坎坷，商机短缺。自命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是一个显例。他客居长安时，真正尝够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滋味。到了晚年，他的政治理想彻底化为泡影，心底便发出“文章憎命达”的悲叹。从茅屋为秋风所破到病死于漂泊途中，杜甫的身世可谓悲凉之极。由此看来，古代文人哭穷，乃是路太窄、天太黑的缘故，令人同情。
现代文人中，郁达夫是哭穷的顶尖高手。他在《零余者》一文中唱道：“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的日子叫我捱到何时始尽？贫穷是最大的灾星，富贵是至上的幸运！”许多人听了，心头难免一酸，眼眶难免一湿。
古代的文人哭穷，哭得声情并茂，凄凄惶惶，落为文字，则多半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当代的文人更会哭穷，他们甚至能哭出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
曾几何时，某些报刊特别慷慨，给哭穷的文人腾出版面，慈软得就像递手帕给人擦泪的绅士。甲文人闷闷不乐地说：现在物价飞涨，文章贬值，商品经济将文学逼入死胡同。乙文人愤愤不平地说：商品经济社会抛弃文学，逼良为娼，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丙文人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狼烟四起，文学的抗战时期到了。
由于作家队伍中混入了不少投机分子，我们对这些哭穷的文人不能不有所甄别。一部分人乃是典型的名利之徒，在文学还被人们看好时，跑来浑水摸鱼，谁知瞎摸一气，所获不多，文学的前景就更加黯淡了。他们立刻改弦更张，谓之“不在一颗树上吊死”，大有从此跟文学割袍断义的意思。这种人哭穷，只是为自己弃文从商的行为寻找遁词和遮羞布。好像他们真是走投无路了，才忍痛割爱。这样的假文人一旦下海，赚了几个钱，其真面目就毕露无遗，你再去跟他谈文学，他肯定会嗤之以鼻，觉得你太不识趣。
文坛混混儿一哄而散，乃是文学的大幸。其实，他们不必挖空心思进行表演，只需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了。我们还乐意用掌声和鲜花为他们送行，祝愿他们早日成为当代的儒商。
哭穷的另一部分文人确实有真才实学，只不过定力稍差一些，看到周围的人蠢蠢欲动，再加上传媒方面的大肆鼓噪，他们就觉得下海捞一票是得风气之先，与时俱进。他们绝对没有一辈子在商海中浮沉的打算，只是想借此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一类人多半是有良知的，哭穷时，就不免“欲抱琵琶半遮面”。他们会说：现在出书难，读者少，文学已经门庭冷落，若不以商养文，我的路就会越走越黑。他们的言行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积累了生活素材，将来的创作说不定能更上层楼。
文人哭穷偶尔也会感动孔方兄的侠骨柔肠，但并非屡试不爽。一些文人因为缺乏经商的天赋和才能，下海之后，很快就仓皇败北了。心态失衡之后，有些人便回头无岸了。
好在这世界上仍有一些人以圣徒的精神坚守自己的事业。路遥和邹志安都是英年早逝，他们生前何曾哭过穷？让我们为其穷且益坚的精神神而流泪吧，这可以表达生者崇高的敬意。
文人哭穷有之，文人哭文者则很少听说。有的文人不能为社会提供优秀作品，却老是叨叨不休地抱怨个人处境。真要我说，他们还真没有资格效仿阮籍为穷途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