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岳阳楼，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看看那些油漆一新的亭台楼阁，就觉得这里不过是一座仿古的公园而已。我一直认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和传统价值的古迹是无法修复的，尤其是那些早已进入了人心和教科书的地方，所谓修复反倒成了另一种性质上的破坏。站在这些仿宋的楼阁跟前，我确实感到离庆历四年春已经很远了，这种距离并非完全由时间造成，尽管沧海桑田，人事变迁，许多悲欢都已无迹可寻，但是真正令我难以思接千载的暌隔之感来自于彼此迥异的胸怀。范仲淹若能穿越历史的荒凉地带，站在今人的立场，是否还有搦管为文的兴致呢？如今，藏垢纳污的洞庭湖就快要变成小小的池塘了，当秋冬枯水季，游船竟很难开抵君山，假如去按文索景，我们就只能惆怅于秋风之中。那么，好端端的一篇《岳阳楼记》被剥肤剔肉之后，只剩下两根硬梆梆的骨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另一根。
范仲淹的德操是令人敬佩的。他襟抱宽广，以天下为己任。统兵戍边时，他抗御西夏，使之多年不敢南窥。人称“范龙图（龙图阁大学士）胸怀十万甲兵”。回朝执政，他励精图治，想给日趋惨淡的王朝注入生机。然而他的政治主张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狙击，很快就归于失败。《岳阳楼记》就是他在贬所邓州写就，官场的失意在文中了无痕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他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天下何日何时竟无忧患？士人君子若心有所系，又怎能袖手旁观？然而，自古以来，逐乐贪欢乃人之天性，除非是志士仁人，谁还肯忧及鳏寡孤独？谁还肯忧及社稷黎元？市井细民但求衣食无虑，朝中多士不过尸位素餐。国家就像一只江心渗水的大船，得不到及时的修理，若有人振聋发聩地叫醒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必然会遭到围攻和斥责。船是终归要沉没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就这样相继消亡，唯有志士仁人通过文字留下了他们的声音，留在残缺的碑石上，留在尘封的典籍中，留在我们年年印刷的教科书里。但那只船仍然渗水，仍然无人费心费力去补救。
历史昭示后人的全都是一些重蹈覆辙的故事，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就骤然消减了其原有的光辉。比干进谏，惨遭剖心之祸；屈原忧国，最终怀沙自沉；贾谊针砭时弊，“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却遭到贬斥和打击，不免抑郁而终。
当爱国主义只能通过狭小的政治舞台来表现时，它常常就凶多吉少。岳飞抗金，固然高扬爱国主义旗号；秦桧议和，也打着同样的幌子。真假爱国主义一旦发生正面的直接交锋，南宋小朝廷为保全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屠戮忠良。
岳飞先天下之忧而忧，血战沙场，准备马革裹尸还，但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大臣却不肯让他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宁愿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听任“遗民泪尽胡尘里”，也毫无雪耻之心。
“帝王失策荩臣忧，报国杀身更何求？”这样的诗句令人感慨。
其实，爱国与爱一个政治集团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码事。国家由民族、语言、历史、文化和疆土多重因素构成，是人心中一个坚不可摧的理念。任何政治集团都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只为特定人群的利益而存在。在国运维艰的时候，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把房客也当成了房东。
岳飞的悲剧就是因为他对宋高宗和秦桧那个利益集团过分忍让和迁就。他本可以抗命不归，将那十二道金牌按下不表，“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但愚忠的思想害了他，也害了整个国家，他舍本逐末，竟听任民族利益被彼辈小算盘一笔勾销。这是一曲变了调的爱国主义悲歌，后来许多人都唱着它（如同法国人唱着《马赛曲》）去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岂不痛哉！
倘若忧国无济于事，忧民无救于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就仅仅是一句空谈。任何爱国之举都可能触痛当时政治集团敏感的神经。尽管他们不敢公然贴出“不准爱国”的布告，但可以巧借种种名目来进行镇压。血的教训真是太多太多了。
我倚着岳阳楼的栏杆，看余晖散淡成烟。如果范仲淹生于今世，能否一展济世的胸抱？晚秋的黄昏，也许他只能在某处危楼上凭栏，徒然向往隐入五湖的范蠡之舟。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的《水龙吟》又从《全宋词》中倏然飞出，像一把火星在风中翔舞。旷古的悲感终于变成这几行滚烫的文字，令我难以把捉。
宋朝已成为镶嵌在历史中的一片呆板的风景，这份忧伤却犹如源头活水一般流传下来。实际上，忧患意识，这一仁人志士的衣钵永远都不会断绝它的传承。
岳阳楼可有可无，任何早已镌刻在人心上的文字都不再需要其它易遭毁坏的载体来保留它。只要人类长存，这种精神遗产就不会腐灭。
落日楼头，我已欣然忘机，仿佛又听见了范仲淹轻轻的叹息：“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