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国后，他在刚刚建立的大英博物馆进一步搜集了资料，就回到家乡，潜心著书。经过七年殚精竭虑的研究与思考，他的著作终于写成了。1773年春，他携书稿到伦敦出版，不料在伦敦又发现许多新资料，特别是杜尔哥寄来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以及北美殖民地日益强烈的反抗的详细报道。斯密立刻在伦敦住下来，研究这些新材料，对自己的书稿进行修改补充。
日月如梭，一晃3年过去了，斯密呕心沥血的这部巨作，到1776年3月终于问世。书的名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宏大庞杂的著作中，斯密勾画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结构，论述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财政制度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尽管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在经济政策上却始终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封建残余的束缚和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书一出版，立刻在社会上引起积极的反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敏锐地察觉到斯密的经济理论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纷纷研读这部著作，寻找改革的理论。议会辩论时，议员们常常摘引书中的语录，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一些政府官员在制定重要的经济政策时，也找到斯密，征求他的意见。传说，在一次政治家的聚会上，斯密一到场，全体与会人员立刻起立欢迎，斯密请大家坐下，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尊敬地说：“不，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国富论》的出版，奠定了斯密著名学者的地位，人们尊称他为“苏格兰贤人”。他迁居到伦敦，参加了广泛多样的社交活动。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年薪600英镑，他携母亲到爱丁堡定居。长期以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始终未论婚娶。1787—1788年，斯密两次被母校格拉斯哥大学选为名誉校长。1790年，斯密在柯卡尔迪去世。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似混乱的自由市场实际是一种自我调控机制，它能自动倾向于以最合适的数量生产那些社会最欢迎和最需要的产品。例如，假定某种受欢迎的产品处于供应短缺状态，它的价格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升，而较高的价格就会为那些生产它的人带来较高的利润；由于有较高的利润，其他的生产商们也希望加入进来生产这种产品，结果是产量的增加将缓解原先的短缺：、进一步看，这种供应的增加是与众多生产商之间的相互竞争联系在一起的，这反过来促使该产品回落到“自然价格”，比如说它的生产成本上去。没有人有意去帮助社会减少短缺，但是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只是打算赢得他自己的利益”，但他确确实实“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去促成一种不是他原来希望的结果……通过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将社会推进到更有效率的状态，这大大超过了他原来实际想要做的”（《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尽管他的理论颇有争议。却不妨碍他成为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因为是他将人类的目当引向人口这一关乎千秋万代的课题。
“危言"震惊世界的人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1798年，一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上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来到已有人满之患的世界的人，如果父母无力抚养他，而社会又无法使用他的劳动，他就无权得到一点食物。实际上，他在地球上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在盛大的人生筵席上，没有他的坐位。自然命令他离去，并立即亲自执行自己的判决。”用如此冷酷的语言提出一个如此严峻的问题，立刻导致舆论哗然。这本小册子的作者马尔萨斯由此一举成名。
1766年2月，马尔萨斯出生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父亲对哲学很有研究，这对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1784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古代史和神学，毕业后留任该校研究员。1789年，马尔萨斯加人英国国教会，在萨立州的奥尔堡教区担任牧师。就在这一年，他匿名发表了震动世界的《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在写作《人口原理》时，正值英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大批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工厂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因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阶级仍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遂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每当危机到来时，便有大量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加，使社会阶级矛盾加剧，群众运动日趋激烈，于是，人口和贫困问题引起社会愈来愈大的关注。
马尔萨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规律来为现存的经济制度辩护。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以英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会改良主张作为辩论对象。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口对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为抨击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革思潮而写此书的。
马尔萨斯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所谓“公理”出发，推断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他把这说成是永恒的人口规律，而且还把这一人口规律的作用说成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马尔萨斯同时指出，人口当然不会超过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应量而无限制地增长，人口增殖是受到抑制的。他把这种抑制分为“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指因人本身的行为而减少出生人数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结婚；积极抑制是指有助于缩短人的寿命的因素，如战争、瘟疫、饥荒、艰苦的劳动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反对避孕节育，而主张实行所谓“道德抑制”，即无力养育子女者不要结婚并严格遵守道德。
马尔萨斯撇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人口增殖问题，把人等同于原始状态下的动物群落。实际情况却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人口规律。近二百年的历史证明，除了个别例外，生活资料的增长都快于人口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状况本来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财产占有和分配制度、广大劳动群众处于受剥削状态的结果。可是马尔萨斯却把一切贫困和罪恶都归因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这一“永恒的自然规律”。他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食物自然增长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贫困“从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马尔萨斯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评英国的济贫法制度。他说，济贫法使人口趋于增加，“穷人明知无法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济贫法使粮价上涨和劳动力价格跌落，使劳动阶级更加贫困；它还助长了穷人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他主张“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他建议废除教区法，给予农民行动自由，形成自由劳动市场；开发新地，发展农业，降低工资，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凡进济贫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强制工作，生活条件应该比取最低工资的人差。1834年，英国议会实际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建议，通过新济贫法，取消济贫院外的救济。凡进济贫院的人，为防止生孩子，夫妻须分室而住，吃的比监狱犯人还差，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所以那时劳动人民把这种济贫院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穷人们对济贫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资本家规定的雇佣条件。可见，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
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态度。对该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争论中，人口学理论不断发展。
马尔萨斯在38岁时结婚，1805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去世。马尔萨斯写了不少有关经济的书，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该书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如肯兹。马尔萨斯在晚年得到尊敬。68岁时因心脏病去世。
人口学在马尔萨斯之后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尔萨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敏锐发现并坦率承认了人口过剩这一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象，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出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控制人口繁殖，以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他强调实行道德的节制，特别是用晚婚晚育方法缓解人口压力的主张，已被实践证明是控制人口的有效方法。
马尔萨斯的观点对生物学的研究也发生了影响，达尔文声称他读过《人口论》，该书为他的自然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一环。
在马尔萨斯之后，产生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把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归因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不同之处仅在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反对禁欲和晚婚的主张，而是提倡通过避孕节制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尔萨斯主义更是泛滥，其支持者宣称“人口过剩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危机”。“战争是人口压力的结果”等。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过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池们的这些谬论主要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说这些国家的“人口爆炸”不仅妨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失业和贫困，而且给世界带来威胁。他们企图用这些谬论来掩盖帝国主义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他曾经是一个经常去教堂礼拜的基督徒，他也曾在剑桥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牧师，然而他用毕生心血得出的结论却背叛了他最初的信仰。
进化论的创始人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出生在英国什鲁斯伯里市一个行医世家。他的家境富裕，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母亲则是一位商家小姐。
1825年，父亲将达尔文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很快达尔文就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医生这个职业。1827年他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那时他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信仰英国圣公会的信条。他在基督学院的成绩就如在爱丁堡一样并不出色。他把许多时间花在与朋友一同打猎、射击、骑马和运动上。
剑桥大学并不授予自然科学的学位，但在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引导下，他结识了以牧师兼植物学家亨斯洛为首的剑桥科学家们，亨斯洛支持达尔文对科学的强烈兴趣，鼓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1831年8月，在亨斯洛的推荐下，达尔文应海军部之邀，到皇家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上担任不领报酬的博物学家。这艘船计划考察南美东西海岸，然后考察太平洋岛屿，建立一系列测试部。同年12月27日，达尔文搭“比格尔号”从英格兰普利茅斯港起航。
其间他们航行到了距南美海岸数千英里之遥，位于最偏僻的太平洋赤道无风带的荒凉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然而，就在这个偏僻的群岛上，达尔文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看来所有岛屿的气候、土壤都相同，但它们却各有自己独特的动物群。那么，大自然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在相邻的岛屿上创造种属不同而又具有亲缘关系的独特物种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莫非那些自创世第一天就存在于世界的一百多万种活的动植物，故意要蔑视圣经《创世纪》和重要科学家们的权威吗？
五年间，比格尔号航行到了塔希提岛、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阿森松岛、佛得角群岛以及亚速尔群岛。每个岛上的生物都向达尔文提出了这同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又都使他联想起这同一问题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考察研究，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并加以描绘或进行解剖；挖掘古生物化石，记录地层以及岩石和化石性质。这次考察，使达尔文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怀疑精神也由此养成。
1836年达尔文回到英格兰时受到科学界的欢迎，他们把他视为自己的一员。他很快被吸收为地质学会会员，第二年被选为该学会理事会成员。1839年被选人皇家学会。
但同时，达尔文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过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忙于为世人撰写《“比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的地质史与自然史的考察日记》。另一方面，达尔文又在准备他的地质学著作，并主管由专家进行的对“比格尔号”所收集的有关动物资料的分析。在私下，达尔文开始记录了大量笔记，在其中提出一系列有关“物种问题”的问答。他又与育种家、园艺家、博物学家、动物饲养员等通信或与他们讨论，并且大量读书，从而收集有关物种的事实。达尔文面对着许多令人费解的证据，对上帝安排的生物观在理智上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1838年10月，达尔文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之后，认识到了自然选择的原理，豁然开朗。并很快用它来解释许多现象。
到1842年的时候，达尔文已经对自己的理论可靠性深信不疑，他就此写成一份草稿，1844年又写成一份更长的提纲，让他的朋友，植物学家赖尔·胡克看过。他不愿将他的理论公之于众，他不愿意引来众怒。于是他在以后的10年内全力写一篇关于藤壶的论文，他在文中暗示藤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在这一时期，英国学术思考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讨论进化已是司空见惯的事。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寄来的一篇论文。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在马来群岛工作，他在文中将达尔文搞了20年的理论精要地总结出来。看来他毕生工作的成果要被别人占了先，这使达尔文感到沮丧，但他的朋友和知己赖尔·胡克和赫胥黎帮他解决了难题。他们在7月1日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同时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两年前达尔文已开始写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这篇摘要《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