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示对西施的同情，人们为她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算是对她的辛酸付出的一点报偿。据说，勾践灭吴后，范蠡给勾践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信上说：“大王灭吴，我的本分已尽，现有两个人留不得：一是西施，她迷惑吴王，使之亡国，如果留下她，她还会迷惑您。因此我把她杀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如果活着，也许要扩大势力。对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把我自己杀了。”其实范蠡是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去了。
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正像范蠡留给大夫文仲信中说的，“狡兔死，走狗烹”，西施实际上是被沉水而死。我们却不愿面对这一现实，而是把这些历史事实美化、淡化，把女人看作是可以兴国、可以亡国的神佛。不错，有计划有预谋而又成功地利用女人去祸乱敌国，西施助越灭吴确是首屈一指，堪称千古第一美人计。但我们是否每逢祸乱就应寄希望于女人呢？是否就应当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这样一种浓重的传统呢？男人们不知想到没有，在他们创造了西施这一光照千古的形象之后，他们自己内在的怯懦与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
晏子一日谏三过
友分诤友、昵友和贼友，臣分诤臣、昵臣和贼臣。所谓诤友，是指那些遇事明辨是非，勇于以正义规劝朋友的人；所谓昵友，是指那些善于阿谀奉迎，安乐则合，危难则离的人；所谓贼友，是指那些私结狐群狗党，狼狈为奸的人。臣子与朋友也是一样，小者为友，大者为臣，在中国历史上。既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昵臣、贼臣，也有不少诤臣。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就是一位诤臣，他在一天之中就指出了君王的三种过失，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国相之一。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唉！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您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志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听了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过了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您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晏婴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的，来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晏子去世已有16年了。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箭，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采声，好像从一个人嘴中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很有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这些事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语说‘上行而后下效’。”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就赏给弦章50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弦章上前抚摸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婴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50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君子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二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然而，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功绩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也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尽管如此，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也许是后代鲜有人及的。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像晏子这样的诤臣毕竟并不多见，而昵臣、贼臣却比比皆是。因此，德治是诱人的，是符合人性的，是美好的，但德治又是靠不住的；法制以德治为基础，德治靠法制来保障，这才是较为合理的状态。
杀一儆百
中国人为政，讲究令行禁止。意思是有了命令，就要严格执行；有了法规，也要认真落实，不得违反。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真正令行禁止的情况并不多。往往是皇帝初衷并不坏，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和尚念歪了。
治理军队，更是这样。让我们看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是如何治兵的。
春秋末年，吴国的阖庐使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阖庐先灭徐国，又想进攻楚国。吴国的大夫伍员（即伍子胥）向阖庐极力推荐孙武，说齐人孙武精通兵法，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阖庐思慕不已，便派人以礼迎聘孙武。
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孙武入吴，阖庐亲自出迎，并问以兵法。孙武应答如流，又将所著兵法十三篇，进呈吴王。十三篇兵法是：卷一《计篇》，卷二《作战篇》，卷三《谋攻篇》，卷四《形篇》，卷五《势篇》，卷六《虚实篇》，卷七《军争篇》，卷八《九变篇》，卷九《行军篇》，卷十《地形篇》，卷十一《九地篇》，卷十二《火攻篇》，卷十三《用间篇》。吴王阖庐反复诵读，每读一篇，便赞叹不已。读罢，对群臣赞曰：“观此兵法，非寻常可比，此人真乃旷世奇才。”
孙武像
吴王并不就此相信孙武的能力，想试一下孙武的实际才能，便召见孙武道：“您的兵法十三篇，我已诵读，我还想看一下您演阵布兵，可以吗？”孙武答道：“可以，谨从君便。”阖庐道：“可以用宫中侍女试一试吗？”孙武道：“臣之兵法，不但可以施于卒伍，宫中侍女亦可以奉我军令，演阵操练。”阖庐便命令选出宫中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演。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两队队长，又令所有宫女每人各执一支戟。孙武问道：“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们回答道：“知道。”孙武发布命令道：“向前，须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须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须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后，须看后背所对的方向。”宫女们回答道：“是。”孙武三令五申，将号令交代清楚。便于阵前陈设了斧钺等执法刑具，申明了号令。
接下来，孙武命令击鼓传令，命令宫女向右转，宫女们闻令大笑，根本不听命令，或起或坐，队伍参差不整。孙武十分生气，挺身而起，对宫女们道：“约束不明，号令不熟，是将帅的过错。”复三令五申，等宫女们明白了号令以后，就擂鼓命令宫女向左，宫女们仍旧不听命令，嬉笑如故。孙武大怒，对美女们道：“约束不清，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过错。今已约束再三，号令已明，却明知故犯，违反号令，就是军官和兵士之罪。”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
吴王阖庐正在台上观看孙武操练，见到孙武将要杀掉自己的两个宠姬，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者传令道：“寡人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寡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爱妃，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请将军不要杀她们。”孙武执法如山，回答道：“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令左右：“速斩二姬！”将首级巡行军前以示众，宫女们无不心惊胆战，操练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于是，孙武又令两队第二个人为队长，再申令击鼓，演阵布兵。宫女们向左向右、上前退后、下跪起立都符合军令，自始至终，无再敢嬉笑者。
孙武操练完毕，便派人报告吴王阖庐道：“兵已操练严整，可以任凭调遣，愿大王下台观之，即使命令她们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阖庐十分扫兴，虽然有些恼怒，却不能责备孙武，只得对孙武道：“将军回宾馆休息去吧！寡人不愿下来观看了。”
孙武生性直率，对阖庐道：“大王只爱好兵书，却不能以它指挥实战。”由此，吴王阖庐知孙武善于用兵，遂拜孙武为将军。孙武纵兵驰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捷报频传，显名诸侯；使吴王阖庐称雄一方。
俗话说，身教胜于言传，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不从根上抓起，恐怕永远也不能端正风气。在腐败的社会里，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远水楼台先试法，这才有了越抓越坏的社会风气。
文人和侠客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却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肺腑。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投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旁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传至今，但苏轼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稼轩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梁山泊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忧。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人，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胜枚举。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书生（文人）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为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文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尤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发端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昧；夷昧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昧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