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策历来为古今为政之人所重视，“夫尚贤，政之本也”。可以说，如何用人是政治斗争中成功与否的关键。显赫与悲凉，喜剧与悲剧，只不过是世间轮回生灭的一幕，逃不过的是命运天意的安排。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不管是仁义礼忠的儒家文化，还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都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任官唯贤才”，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对人才的重视，对任才举贤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每一个精辟的观点能够穿越几千年而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黄金累千，岂如一贤之重
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
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徵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徵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重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才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按照功绩授予官爵。他大封功臣的时候，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五人列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封一千三百户。一些皇亲国戚，因为没有进入一等功臣之列，而口出怨言，以为房玄龄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其中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闹得最凶。对此，唐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并且指责李神通说：你虽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你虽是皇族贵戚，但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屠杀有功将领，常对高祖心怀不满。但是你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现在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赏罚两种而已，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二人听罢，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表示悔过自新，争功风波也自然得到平息。唐太宗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和礼遇，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体现了唐太宗对人才一视同仁的胸怀。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他的用人自有一套。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女皇纳才非等闲
人才是安邦治国之本，所以武则天称帝后，高度重视选拔人才，并且规定了很多选任的办法。如人可毛遂自荐，创立了“自举”制度。规定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吏和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根据自己的才能要求升官或做某官；设立试官。下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先让其试着担任一定的官职，然后根据表现提拔重用或罢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泛搜罗人才，并且开创了殿试制度，亲自考核贡生，量才录取。为了防止舞弊，她发明了糊名制度，使评卷人看不到答题人的名字，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依然沿用。另外，她还开设南选，专门给岭南等边远地方的人一个当官的机会。据有人统计，武则天的时候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唐太宗时期的两倍以上。科举制度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各级衙门任职。
武则天用人的第一个优点是能够不计门第，不避仇怨，甚至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她手下有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大臣的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文才很好，于是不怕报复，大胆地把她留在身边，颇为信任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徐敬业叛乱的时候，骆宾王曾经写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笔锋犀利。武则天看了，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武则天当政时期，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比如郝处俊、杜景俭、徐有功、魏玄同、魏元忠、姚崇、裴行俭、娄师德、王孝杰、唐休景、狄仁傑、王及善、朱敬则等，这些人很多都出身低微，但依然受到重用。
武则天用人的第二个优点是能够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唐太宗是武则天一直推崇的人，她少年时代是在太宗身边度过的，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武则天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注意听取老百姓的呼声，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更好地施政。武则天能够容忍破坏自己兴致的劝谏，颇有肚量。圣历二年冬天，一树梨花奇异地开放，武则天很高兴，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命人折了一枝询问大臣是什么奇瑞。大臣们也很配合，说是陛下恩及草木，所以梨树再次开花。大臣杜景俭却对这种鼓吹祥瑞的做法不满，他说现在已是冬天，而草木再次开花，显然违反了自然规律，臣担心是陛下布教施政有亏导致的，臣等身为宰相，也自然不可推卸责任，这是臣之罪过，说完了倒地请罪。武则天听了他的直谏很是感动，脱口说道：卿真宰相矣！
武则天用人的第三个优点是能够爱护贤才。狄仁傑是武则天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她很尊重狄仁傑，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她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一次，狄仁傑陪着武则天游玩，他的坐骑受惊狂奔，武则天马上叫太子跑上前去，抓住狄仁傑的马缰绳，让狄仁傑能平安下马。最典型的一次是在长寿元年，狄仁傑、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进了大牢。狄仁傑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是事后他找了个机会，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丝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傑的儿子由此拿到这块布，于是上告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责问经办此事的来俊臣，来俊臣说假如没有事实，狄仁傑怎么会承认谋反。武则天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查询，但来人不敢说真话，应付了事。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傑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傑，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傑说了屈打成招的事情，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傑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傑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逢朝廷遇大事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死得这么早。
在我国古代，武则天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史书上对于女主当政向来多有微词，何况她还做了皇帝，所以《旧唐书》中对她可以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能否认，那就是武则天的用人，连这些封建保守的史家也不得不赞叹，可见女皇帝的用人水准确实不虚。《旧唐书》中对武则天的用人也不得不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武则天用人也有缺点。她是个女子，当上皇帝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于是武则天就用驯马的方法控制群臣，维护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太监军师——高力士
决定历史的因素很多，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很多，任何单一的框架都可能会有失客观。正如高力士，许多人只认为他是奸臣，其实历史上的高力士，却是一位有权有势并且也做过一些好事的人。
审时度势，立功得宠
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论辈分，他是冯盎的曾孙，母亲麦氏是隋将麦铁杖的曾孙女。不久，冯家族因罪被抄家，麦氏的丈夫被杀，儿子被送到岭南讨击使李千里那里。过了几年，李千里见冯氏之子聪明伶俐，身体强壮，便把他同另一个男孩一起净了身，分别取名力士和金刚，然后送入皇宫当宦官。
这时的武则天已经66岁了。从她自高宗时实际操纵政柄以来，已有四十余年。在这些年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百般操劳，兼之繁琐的庶政缠身，使她耗尽了精力。政务之余，希望有人能够给她解闷，以解脱烦忧。力士入宫后，很快以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博得武则天的喜欢，让他留在身边，侍奉左右。
本来这是力士逐步升迁的良好开端，不料因受别人牵连，力士惹恼了女皇则天，一怒之下，被鞭挞后逐出宫城。这时，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交情颇厚，常相来往，力士遂得以经常出入武三思家，并得到武三思的好感。当时，武三思凭裙带关系，在朝廷上权势熏天，高力士见有利可图，便竭力投靠。转眼又过了一年多，通过武三思的说项，武则天把高力士重召回皇宫，隶属司宫台。唐代的内侍省，设内侍4人，内常侍6人，负责宫内事务。高宗时内侍省改名为内侍监，武则天时改名为司宫台。
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慎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几年过去了，高力士在宫中也逐渐长大成人，体健貌伟，身高六尺五寸，说话办事善解人意，又熟悉宫中所有的规矩礼仪，被提拔为宫闱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高力士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时刻观察着政局的变化，决定自己的每步行动。此时步入晚年的武则天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张狐假虎威，横行不法，激起了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众大臣的不满，使武则天本来就不牢固的政治根基更加动摇。高力士隐约感到女皇武则天的政权倾倒在即，于是悄悄地、不露声色地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曾立而即废的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才智过人，仪表非凡，显露出一个英明帝王的出众才华和气度。武则天对这个孙子也是青睐有加。垂拱三年（687年）他被封楚王，长寿二年（693年）改封临淄郡王，历官右卫郎将、尚辇奉御。高力士看出李隆基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于是全力奉承，倾心附攀。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住在洛阳迎仙宫长生院。后竟卧床不起，不再接见朝臣，连几个宰相也有一个多月未跟女皇见面了，所有奏章统由其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处理。女皇下什么敕书诏令，则由婕妤上官婉儿代笔。这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上官仪替高宗起草废武后的诏书，做了高宗的替罪羊，他被害后，其女眷没入宫为奴。那时婉儿还是一个年幼的女童。她天分好，又用功学习，14岁就会作诗。武则天就封她为女官，让她代笔草拟敕诏。上官婉儿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少不了乘机弄权。这样一来，朝政越发不成样子。大臣们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在这种形势下，宰相张柬之跟司刑少卿桓彦范、尚书右丞敬晖和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商量，说服了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和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武卫将军薛思行等，发动了宫廷政变，诛杀了二张兄弟，逼迫重病在床的82岁的女皇武则天退位，迎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大唐国号。时年50岁的中宗复位后，册立韦妃为皇后。韦皇后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要仿效武则天做女皇，因此千方百计扩大韦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她和武三思勾搭成奸，又收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韦后为首的韦、武集团，猖獗一时，诬谄、迫害张東之等有功之臣。他们大肆挥霍民财，兼之各地水旱成灾，边患频频，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