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李鸿章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后，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这也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历史事件
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也称彘之乱，是中国西周时期一次以首都镐京四郊的平民为主体的暴动。国人，指的是当时都城郊区的平民。
西周末年，周厉王在位。他重用奸佞荣夷公，不听周公、召公等贤臣的劝阻，实行残暴的政策，霸占了所有的湖泊、河流，不准国人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周厉王的暴虐，引起了国人的愤慨，他们指责厉王无道。厉王大怒，找来一名卫国巫师，派他监视指责自己的人。那巫师将指责的人报告厉王，厉王就逮捕他们，然后残忍地杀害。从此，国都里再也没有人批评时政了。路上熟人相遇时，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彼此用眼睛互相望一望。厉王高兴极了，扬扬得意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不听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忠言，继续实行暴政。
过了三年（前841年），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人民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了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地方才停下来。人民攻入王宫，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王子靖逃到召公家躲了起来，于是，又围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王子。召公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王子保护下来。这场起义史称“国人暴动”。
后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厉王行使职权，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大臣们立太子姬静即位，史称周宣王。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不少人的支持。经过这一场国人暴动，西周元气大伤，不久便灭亡了。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动荡的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
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是西周和东周的分水岭。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由于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最后被犬戎杀死于骊山，西周灭亡。其后诸侯拥立太子宜臼为王，也就是周平王。因为镐京曾发生过地震受损，又接近戎、狄等外患，于是平王在即位后第二年（前770年），将国都迁至洛邑。
平王东迁是周朝国势的转折点。平王迁都之后的周朝被称为东周，而由周武王立国至周幽王被杀的时期则称为西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王权开始衰落，不能担当共主的责任，诸侯势力不断坐大。因为平王是由申侯拥立的，而申侯勾结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所以平王间接犯了弒父罪名，开始得不到诸侯的尊重。而且，周天子无力自保和抗拒外族入侵，须依赖诸侯国保护，导致周天子地位不断衰落，最终形成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群雄争霸局面。
这次迁都还产生了一个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诸侯国，原本替周天子牧马于渭水流域的秦人由于护送周平王迁郡有功，得到周天子的封赏，从此在远离周室的渭水流域建立了秦国。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春秋末期，晋国的权力掌握于智、赵、韩、魏四家手中。势力最大的智家大夫智伯瑶以公家为名索要其他三家的土地，只有赵家不从。赵襄子几经考虑之后退守晋阳（今太原）。智伯联合韩、魏两家围攻晋阳，两年而不下，于是开渠水灌晋阳城。
就在晋阳城岌岌可危时，智伯一句“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当初，我不知道水也可以灭别人的国家，如今我知道了）引起了韩康子、魏桓子的戒心，因为韩、魏的封邑也都靠近水。不久后赵襄子游说韩、魏两家，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最终赵、韩、魏三家结盟，起兵杀智伯，灭智家。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土地，并在公元前403年觐见周威烈王，被封诸侯。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国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前375年，曾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彻底灭亡，“战国”时代由此开始。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
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田氏代齐
田氏代齐指的是战国初年，齐国田氏逐渐控制政权并取代姜氏成为齐侯的事件。田完本是陈国公子，陈国内乱，为避祸逃到齐国后，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手段笼络民心，使齐国大量民众逃往田氏门下，不仅提高了田氏的声望，又发展了经济实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政。到其子田常时，严厉打击旧贵族，将鲍氏等有势力的公族一一诛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公元前386年，田常四世孙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大海的一座孤岛上，自立为国君，同年周安王册封田和为齐侯。公元前378年，齐康公死，田氏在齐国的统治完全确立。史称“田氏代齐”，因为只是国君易姓，国名并未改变，故战国时代的齐国往往被称为“田齐”。
韩、赵、魏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使春秋末期大夫专政夺权的局势发展到一个高峰，而他们的“篡逆”居然被周天子所承认，说明封建秩序及其观念已荡然无存。七国争雄
战国（前475-前221）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这七个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一面在本国实行变法改革以图强，一面相互混战，侵伐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称这七个大国为“战国七雄”。
最初，魏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强，但被后来居上的齐、秦夹击，魏四面受敌，逐渐衰落下去。而楚国任用吴起变法，国势颇振，称雄江南。由于国内变法的成功，齐、秦成为东、西两大强国。各大国纷纷拉拢新兴诸侯国，出现合纵连横的高潮。合纵连横的实质是秦与齐、楚这东西两大对峙集团的斗争。秦在这一期间基本上处于上风，先后制服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齐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赵国因为赵武灵王曾实行“胡服骑射”，实力也很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激烈。楚违背纵约，与秦结盟，但在齐、韩、赵以及背盟的秦国的两面夹击下，一蹶不振。赵灭中山，国力强盛。齐虽挟韩、魏与秦相抗衡，但却难以阻止秦对韩、魏的蚕食进攻。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秦归还部分赵、魏失地求和。次年，齐灭宋。秦遂主谋合纵攻齐。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使乐毅为将，合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使齐元气大伤，从此无力与秦抗衡。这以后秦的对手主要是赵国。秦在进一步削弱楚的基础上，向东积极发展，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大败赵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救赵败秦，解除邯郸之围。赵虽转危为安，但受创惨重。在秦的威胁下，东方六国又结成暂时的联盟。公元前241年赵庞暖合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但为秦所败。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秦乘势各个击破，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统一天下，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13年开始的焚毁书籍、活埋儒士方士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地阻碍了秦始皇对原来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为了统一原来六国人民的思想，秦始皇听取丞相李斯的意见，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焚毁，只留下医药、占卜、种树的书。史称“焚书”。
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为秦始皇炼丹不成，私自逃走，并且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所谓坑儒，实际上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不过后人称之为“坑儒”。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形势图这是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秦朝建立以后，统治非常残暴，而且大肆修建阿房宫、长城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早年为人佣耕。吴广（？-前208）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征发闾左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他们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过期要杀头。陈胜、吴广便发动戍卒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反秦。他们率领起义军最后攻占了陈郡（今河南淮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张楚”。然后陈胜派兵向西攻打秦朝军队，结果被秦军大将章邯打败。后来起义军内部也发生分裂，陈胜、吴广分别被部下谋杀。剩余的起义军和刘邦、项羽的军队联合，终于在公元前206年灭掉了秦朝。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西汉初年，由于历经战乱，经济萧条，为了恢复经济，汉高祖及其后的文帝、景帝吸取秦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同时还十分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文景两代注意发展经济，生产日益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据《汉书》记载，到了景帝后期的时候，国家的粮仓里新谷子堆着旧谷子，一直堆到仓外，甚至都腐烂了；府库里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线的绳子都腐烂了，散得无法计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锢之祸
李膺像党锢之祸指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官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一些官僚和士人对于宦官的胡作非为非常愤慨，他们抨击宦官对朝政的垄断和朝政的腐败，要求改革朝政，罢免宦官。于是，东汉的太学生与正直官吏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社会力量，被称为“党人”。
党人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专权，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一批不畏强暴的官吏则利用手中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权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其中最突出的是司隶校尉李膺。他执法不避豪强，曾诛杀大宦官张让的弟弟野王令张朔，使宦官们一时收敛，并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宦官对党人恨之入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冲突，李膺处死了与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之子，被宦官借机诬陷。桓帝大怒，李膺等两百多人被抓。后来，在陈蕃、窦武等人的反对下，桓帝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就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此，宦官们对党人运动仇恨日深。汉灵帝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169年，曾告发过宦官侯览的山阳郡督邮张俭被侯览诬告结党，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抓，张俭逃亡，其他人大多惨死于狱中。此次党锢之祸，被杀害、流放、罢免的党人及有关人员达六七百人。在恐怖气氛中，正直的士人并未退缩，并有许多人同情支持他们。这说明党人反宦官专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要求，因而深得人心。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持续长达20年的党锢之祸宣告停止。然而，东汉王朝已危机四伏，病入膏肓。党锢之祸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加速了东汉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