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方面，他也富于创意，其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他的诗喜欢用佶屈聱牙的僻字晦句，用平常人不用的险韵重韵，用散文式的篇章和笔法，铺叙，议论。他喜欢学李白古风之淋漓放纵，又学杜诗长篇叙事法度，炼字艺术，以及“以文为诗”的风格，从而在李杜之后开创了一种奇险诡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对宋诗颇有影响。
柳宗元
柳宗元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这不仅表现为他有深刻独到的政治思想，在哲学、社会、宗教等方面，也颇有灼见。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更为突出。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为“唐家八大家”之一。他和韩愈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
他的散文布局严整，语言精当简古，思辨独特，富于理性。所作“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柳宗元的诗较少，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唐朝文学家、诗人，有“诗豪”之称，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后来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
刘禹锡性格刚毅，饶有豪迈之气，在谪居年月里，始终不曾绝望，写下不少诗文，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大多明快简洁，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的气势，给人一种催人的力量，他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婉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学习民歌写成的《竹枝词》等诗新鲜活泼，情调上独具一格。
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刘禹锡也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刘禹锡的散文与其诗歌一样，辞藻瑰丽，题旨隐微。
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是唐朝诗人孟郊和贾岛的合称。这两位诗人在诗歌上具有共性，诗歌格局上较为狭小，缺乏韩愈、李贺等人的气势，手法上雕词琢句，呕心沥血，给人一种寒痩的窘迫感觉，所以苏轼《祭柳子玉文》一文称其：“郊寒岛瘦。”
孟郊（751－814），字东野，排行十二，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少时隐居嵩山，称处士，近50岁才中进士，任溧阳县尉，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作不出诗则不出门，故有“诗囚”之称，孟郊抑郁不得志，遂辞官事孝，其《游子吟》为唐诗中之极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全诗无华丽的辞藻，亦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淳美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无数人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孟郊写诗常常苦心孤诣，以白描的手法抒情写景，却能达到深刻的境地。苏东坡赞美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孟郊终生贫困潦倒，死后竟无钱下葬，韩愈为之作墓志铭，所以被人称之为“寒酸孟夫子”。“寒”既指诗内容之嗟悲叹苦，亦谓其诗有清冷之意境美，力避平庸浅率，追求生新瘦硬。
贾岛（779－843），字浪仙，自称碣石山人，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初落拓为僧，法号无本，后来韩愈劝其还俗，屡举进士不第。贾岛是苦吟诗人，行坐寝食，都不忘作诗，常走火入魔，惹出麻烦。他在洛阳以诗文投谒韩愈，因吟“僧敲月下门”诗句冲犯韩愈马头，有“推敲”佳话流传。贾岛以苦吟著名，故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叹。诗风清奇僻苦，峭直深刻，以寄情偏僻，铸字炼句取胜。他的一生，贫困潦倒，官微职小，禄不养身，死之日，家无一钱，只有一头病驴和一张古琴，教人为之一叹。
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人（今河南洛阳），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
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他对杜诗推崇备至，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
元稹的文学主张与白居易相近，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乐府诗，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写过一些《乐府古题》和《新题乐府》，借用乐府的体裁，自出新意，借以“讽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他还写过不少古诗和律诗，其中也有讽刺现实的，称作“古讽”、“律讽”。此外，他还写过不少古今体艳诗和悼亡诗，言浅情深，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元稹自少与白居易唱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诗词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
白居易
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境）人，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后因直言进谏，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太和年间，任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死时年七十五岁。初与元稹相酬咏，号为“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白居易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三千多首，数量之多在唐朝诗人中首屈一指，所以被称为“诗魔”。
白居易从小就非常聪明。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带着自己作的诗文到长安，去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他年轻，起初很瞧不起他，便戏笑他说：“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大不容易。”可是当他看到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句时，非常吃惊，便称赞说：“有才如此，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了不少感叹时事、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全部呈露在笔底。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有着曲折离奇的情节描写，塑造了完整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特别流畅匀称、优美和谐，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的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这是长恨的正文。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浅显易懂，敢于将白话纳入诗中，对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甚至连乡下的老婆婆都能懂（即俗谚“老妪能解”），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因此他的诗作在当时就流播很广，甚至远及“日本、暹罗（泰国）诸国”。
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李昌谷、李奉礼，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自称陇西长吉、庞眉书客、唐诸王孙、李长吉。李贺祖籍陇西，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后人因此称他李昌谷。李贺年轻时候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外出时背一破囊，得句即写投囊中，暮归足成诗篇。他的母亲见他作诗辛苦，责怪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虽家道没落，但李贺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顺利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了“乡贡进士”的资格。但李贺的竞争者毁谤他，说他父名晋肃，当避父讳，不得举进士，所以李贺一生没有考上进士。李贺一生愁苦多病，仅做过3年从九品微官奉礼郎，因病27岁便去世了。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因而被称为“诗鬼”。
李贺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他继承了《楚辞》奇丽诡异的特点及艺术手法，充分吸取汉魏六朝乐府、萧梁艳体诗、鲍照、李白诗歌的特点，搜奇猎艳，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诡异的语言，创造出神秘幽奇、色彩缤纷的艺术境界。他诗歌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
李贺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讽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当时诗坛，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诗风影响深远。
杜牧
杜牧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唐时中书省又称紫微省，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他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杜牧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是名家。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突出的方面，他的诗注重辞采，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迈而又精致婉约。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辞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他的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耳目一新。《山行》、《秋夕》、《泊秦淮》、《赠别》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针砭时事，他的名作《阿房宫赋》，以秦朝滥用民力，奢逸之国为戒，成为千古名篇。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像《阿房宫赋》那样熔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温庭筠
温庭筠（约812-866），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为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温庭筠年轻时苦心学文，才思敏捷。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他为“温八叉”、“温八吟”。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
温庭筠早年以辞赋知名，然屡试不第，客游淮间。唐宣宗朝试宏辞，温庭筠代人作赋，因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唐懿宗时他曾任方城尉，官终国子助教。温庭筠性喜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一生坎坷，终身潦倒。
温庭筠诗词都很出色，尤其是词成就更高。其词多写青楼歌妓、闺阁思妇之情，善于通过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完美的艺术境界，往往景中寓情，词风红香翠软，浓艳精巧，开启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温庭筠现存词数量在唐人中最多，大都收入《花间集》。温庭筠的诗，辞藻华丽，多写个人遭际，于时政亦有所反映；吊古行旅之作感慨深切，气韵清新，犹存风骨。《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名诗人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温庭筠诗词，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
李商隐
李商隐李商隐（约812或813-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中国晚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
李商隐不仅擅长骈文写作，诗作文学价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所以并称为“三十六体”。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构思新颖，风格浓丽、意韵深微，善于描写和表达细微的感情，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句成为忠贞不渝、海誓山盟的写照。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李商隐的诗喜爱用典，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即使知道了典故的出处，也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