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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国学经典(2)

相传西汉的礼学家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他的侄子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礼记》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的文学成就很高,书中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春秋》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据说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时期各国史官所撰史书的通称。后来孔子根据鲁史增益修删而成。《春秋》以鲁史为主,交错记录了各国的历史,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相当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自西元前722-前481年,后世即称此242年为春秋时代。后来就被称为《春秋经》或《春秋》。

《春秋》是我国流传最早的编年体的历史巨著,在史学上编年体裁是一大发明。孔子虽用鲁国纪元,但所述却是各国之事,所以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而且经过孔子整理修削,不仅文辞精简凝练,而且史实上考据正确。孔子在写作的时候十分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所以古人非常重视《春秋》。汉代时候列为“五经”之一。

由于《春秋》晦涩难懂,而且过于简约,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的大义,所以很多学者都为其著文诠释,以弥补原书的不足。流传到现在的主要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又名《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记录了周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所以有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叙事敢于直书不讳,揭示事情的真实面貌,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左传》还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善于叙事,讲究布局谋篇,章法严谨;写人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所以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又称为《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它释史十分简略,重点在于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穀梁传》

《春秋穀梁传》也是“春秋三传”之一,是研究儒家从战国时期到汉朝的演变的重要文献。

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穀梁子(具体名字说法不一),穀梁子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汉朝。

《穀梁传》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风格类似,但在许多义理和考据问题上有歧异。《穀梁传》的解经风格比较平实,与惯说高言大义的《公羊传》形成对比。《穀梁传》着重宣扬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等儒家思想。

《尔雅》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古词语、方言词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全书共19篇,分别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器》、《释乐》、《释宫》、《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后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还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

正因为《尔雅》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成为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的重要工具书,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古言学、古文字学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教育原则等,反映了孔子伦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思想。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仁”,实现“仁”的手段和途径是“礼”。

《论语》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识论等,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对于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论语》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以及民族性格的铸造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孟子》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是记录孟子语言、政治观点以及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曾效仿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于是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孟子》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教育等思想。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其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主张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以德服人,实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实行霸道;对臣民应减轻刑罚与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对百姓应施行道德教化,使他们人人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孝经》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成书于秦汉之际。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孝经》还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被看做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经部·其他】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哲学著作,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白虎通义》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意图弥合古、今文经学的异同。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一书,即为《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自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从三纲五常到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四书》的注释讲解,由《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组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此书取诸家之说,推敲注释文字,倾注了其大半生的心血。《四书章句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亦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朱熹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

朱熹费半生精力为四书分别作了注释,吸收并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分别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系统;还将四书作为一部“套书”刊行,“四书”之名由此始定。此书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宋代四书学热潮。

史部经典

《国语》

《国语》又名《春秋左传》,是我国最早的分国别记事的史书。全书以国为单位,记叙了从西周穆王二年(前990年)起到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晋卿智伯被杀止,共538年的历史,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共7万多字。所记各国史实,大都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或互相驳难来表现,因而称为《国语》。此书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实际上是由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的观念。在论及民与神、民与君等关系时,《国语》基本上主张以民为先、以民为主,显示了“重民”的思想倾向。如《周语上》记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名言。

《国语》还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国语》中的故事,有不少的虚构和想象出来的,非常富有文学性,不仅是《尚书》与《春秋》所无,也是《左传》有所不及的。正因为《国语》具有自己的文学特色,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数千年来一直流传不衰。《战国策》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至秦统一六国。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战国策》的作者不明,西汉时刘向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在记叙历史事件时,过分夸张渲染谋臣策士的作用,有时为了突出纵横游说之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甚至编造一些情节,有违历史真实性。

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思开阔,寓意深刻,语言风格艳丽恣肆,铺张扬厉,当详则尽情挥洒,不吝笔墨;当简则一字不苟,惜墨如金。在许多篇章里,成功地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史记》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西汉史家司马迁撰写,又称《太史公记》。《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