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书分为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五部分，共130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
世家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则是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等。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
表则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简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汉书》
《汉书》，又名《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东汉班固所著。记载了上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历史。《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班固的父亲班彪也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父亲死后，班固遵从父命，继续编撰《汉书》。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从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92年）死在狱中。当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入东观藏书阁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历时四十多年。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的先河，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此后历代都依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删去“世家”。全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资料丰富，增载了不少重要的诏令，而且收录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还增补了国内外少数民族的资料，如匈奴自远古至西汉末年的民族史。
《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
《三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为晋代陈寿编写。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60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65卷，《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魏志列于全书之首。《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既创新了纪传体史的写作形式，又有所发展，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官修正史，或者沿袭其多国并出的体制，或者沿袭其写篡朝换代程式的手法，对于史学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后经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
《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其接续《汉书》所述历史编撰，也被称为《续汉书》。书中分10纪、80列传和8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其中纪传为南朝刘宋时的范晔所撰；志为晋时司马彪所著。
范晔（398-445），南朝刘宋时人，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范晔曾任宋文帝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任尚书吏部侍郎。后来因为刘义康的母亲去世时，范晔深夜纵酒，并以听挽歌取乐，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于是就以著书为事，他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书史料，并且参考了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所以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但是，《后汉书》还没有完稿，范晔就被人告发参与刘义康谋反而被处死。
《后汉书》的另一作者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少时笃学不倦，但是喜好女色，行为放荡，被父亲斥责，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从此之后不事交往而专心著述，撰著了《后汉书》的志。
南朝梁时，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篇“志”抽出来，补进了范晔的《后汉书》，成为了今天的《后汉书》。
《后汉书》内容上以“纪”、“传”为主。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权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中的。如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它爱憎分明的态度。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但《后汉书》对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竟没有立传，只是附在镇压农民起义的皇甫嵩传中。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
《后汉书》不仅在史学上地位很高，而且文笔也很优美，后世极为推崇。被赞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
《史通》
《史通》是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为唐代刘知几所著。史论是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唐代刘知几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朝史学家，曾为秘书少监，掌修史之事。由于史官制度混乱，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横加干涉，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于是私家撰写《史通》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对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历时九年。
《史通》全书共分为二十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内篇现存三十六篇，另有三篇已经亡失。外篇十三篇。《史通》一书的内容，内篇主要是讨论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主要是论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流传以及古代史籍的优缺点等。
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提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彰善瘅恶，因此史书撰写最重要的就是要秉笔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以此为判断史书优劣的标准。《史通》列举了历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种史书，并且进行了严格的评论与批判，形成了唐以前史学史的规模，为我国史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对唐以前的史书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刘知几对它们的体例、编纂方法进行了总结，将它们归纳为六种体例、两种编纂方法。他还总结了各种体例与方法的优点与缺点，提出了二体各有所长，应当相互为用这一史书撰写的体例原则。刘知几认为，史书的文辞应“拔浮华，采真实”；记事的繁简不应以卷数和字数的多少为优劣，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看它有没有遗漏，记载是否以真实为标准，这些史学理论的提出为后代史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还提出了作为史学家应有的修养，应具有“才、学、识”三才，也就是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了这三个条件，历史才能够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
可以说，《史通》开辟了史评的道路，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晋书》
《晋书》是记载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有130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命人编撰的。唐太宗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西晋是个统一而又短暂的王朝，统一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在唐之前，写晋史的人很多，但是唐太宗认为都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为李淳风；拟定修史体例为敬播。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做历史来看待的。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做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梁朝沈约所撰。《宋书》全书100卷，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他于齐永明五年（487年）奉诏撰《宋书》，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爱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永明六年（488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
《宋书》以资料繁富著称，收录了很多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
《宋书》篇幅较大，是因为作者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书》的志有八类，号称《宋书》八书，往往上溯到魏晋乃至秦汉，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州郡县的设置分合；《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水平。《宋书》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内容荒诞不经。不过《宋书》缺食货与艺文两志，这是本书的缺点。
《南齐书》
《南齐书》是关于南齐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23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为萧子显所撰。其原名《齐书》，宋代时为和唐代李百药所著《北齐书》相区别，曾巩将其改名为《南齐书》。萧子显是南朝豫章王萧嶷的儿子，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以皇族身份来写本朝的历史，这在二十五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萧子显博学多才，长于写作，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都很熟悉，甚或亲自经历过，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为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59卷，其中帝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所缺一卷为《自序》。《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被后世称之为“良史”。
但是《南齐书》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虚美隐恶的问题。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和父亲写的传记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梁武帝萧衍篡权夺位的行为，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取舍。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
《梁书》
《梁书》是记载南朝梁武帝萧衍建国（502年）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557年）共56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56卷，其中本纪6卷，列传50卷，无表，无志。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