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提出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管子》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典籍之一，是齐相管仲（约前723-前645）的继承者、学生收编、记录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的总集。原书564篇，汉刘向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后亡失10篇，故今本《管子》仅76篇。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
《管子》内容异常丰富，是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包含有道、名、法等各家的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较为集中地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在生产、分配、交易、财政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保存了一部分道家有关“气”的学说；《水地》篇提出了“水”为万物根源的思想；《度地》篇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其他各篇，也皆有裨于考察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具体安邦治国的方略上，《管子》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基本管理体制和制度。如“金字塔”式的基层编制设置，启发了秦始皇帝国的郡县制，并一直为现代所借鉴、运用。
《管子》的伦理法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和制度规范并重的原则，提出既讲究按法度办事，又恪守“礼义廉耻”的“国维”观。这与他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还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现代经济萌芽形态的系统经济学理论，比西方同等层次的理论早出现近两千年。在这个意义上，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
《商君书》
《商君书》又称《商子》，为战国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集，在《汉书》中录有29篇，现仅存24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撰。
商鞅复姓公孙，名鞅，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民富国强的大国，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
《商君书》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还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阐述商鞅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反映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发展耕织，奖励军功，明定法令等变法主张，宣传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书中对法的起源和作用亦有所论述。
《论衡》
《论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无神论作品。《论衡》现存85篇，其中《招致》仅存篇名，全书共20余万言，为东汉王充所作。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少时好学，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师从班彪。他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博览强识，自学成为通晓百家的大学问家。
两汉之际，谶纬盛行，社会上层和民间流行各种神秘主义，充满了迷信色彩。王充写《论衡》就是为了批判神秘主义和世俗迷信，其基本态度就是“疾虚妄”。他主张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元气分化出来的，人与物禀气而生，气散而亡；天道自然无为，没有意志和神灵，社会上流传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是不存在的；人死犹如火灭，精气散归于空间，因此没有鬼魂，鬼是精神错乱引起的幻觉；圣人不能前知生知，一切言论要用经验和效果来判定是否真实。《论衡》还批判了神仙方术、占卜时日等迷信思想和行为，用实证和说理的方法，建立自然元气论，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王充因《论衡》一书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影响到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和清代熊伯龙的《无何集》及其他人。章太炎评论他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盐铁论》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政论性散文集，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在汉宣帝时推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
汉武帝时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采纳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建议，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豪强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人士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于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政策以及治国方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
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把双方互辩论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盐铁论》全书分为10卷60篇，前41篇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连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
【子部·儒家】
《法言》
《法言》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仿照《论语》的体裁，采用问答形式而撰写的哲学著作，成书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法言》13卷，其基本宗旨是用礼义、孔孟之道，批判先秦诸子及谶纬、神仙迷信，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故名之曰“法言”。西汉末年，谶纬之术流行，迷信弥漫一时，扬雄表现出了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传《法言》”。
《法言》认为离开“五经”而好读“诸子”，那就不能“识道”。它批评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庄周、杨朱“荡而不法”；墨翟、晏婴“俭而废礼”；申不害、韩非“险而无化”。但对老子“言道德”，庄周提倡“少欲”，邹衍主张“自持”，持赞赏态度。
《法言》重视智，强调知识的重要；肯定“学”的作用，反对老庄“学无益”的观点；在人性论上提出人性有善有恶，即“性善恶混”的观点，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承认历史是进化的，肯定改革的必要；批判关于神仙的迷信观念。该书在当时起了进步的作用，对桓谭、王充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扬雄（前53-前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据《汉书》载，扬雄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汉成帝时，扬雄任黄门侍郎。由于不屑阿谀权贵，故长期不得升迁。直至王莽称帝后，按年资才转为大夫，一生未得重用，后期潜心于学术著述和收徒讲学。对屈原投江颇为不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表现出超然的人生态度。
《说苑》
《说苑》为西汉刘向所撰。全书共20卷，为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中蕴涵着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说苑》取材广泛，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有些古籍已经散失，但在《说苑》中却得以保存。
《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为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由南宋黎靖德于1270年编成，全书共140卷。朱熹死后，他的门人弟子各自将他谈经、论事、明理之言记录下来，成为“语录”。但各门人记录互有出入，又因重刻版本不一，间有错讹。咸淳六年（1270年），黎靖德收集这些语录，删除重复1150余条，按内容分类编辑成为二十六门，遂成定编，刊刻传世。
《朱子语类》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体系，论述范围很广，自天地万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从自然界到人类本身，无所不谈。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
《朱子语类》以口语式的文体记述了很多师徒间的对答，使朱熹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平易实用。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儒学性命道德、天人事物之精要。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19岁中进士，授徒讲学近50年。专研考证注释经、史、文及讲学，建立唯心论，为一代理学大师。他强调道德，认为人们应放弃“私欲”，顺应“天理”，即外在世界的伦理程序。为了认清理之所在，他指出“格物致知”的理论，从考察客观事物，寻求知识和修养品格，创立了闽学（即朱子学），博大精微，阐孔孟之道，集理学大成。其思想不仅影响元、明、清各代近700年之久，还成为官方哲学，被视为儒学正宗。
《近思录》
《近思录》是南宋哲学家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共同研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书，深感其著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分14卷。《近思录》书名取“切问而近思”之意。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做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近思录》是依朱吕两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
《传习录》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王守仁的弟子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传习录》的“传习”出自《论语》的“传不习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传习录》，后又经多次增删。
全书包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上册曾经王守仁本人审阅，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说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思想。中册为王守仁的亲笔，是他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提出了著名的拔本塞源之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思想。下册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他晚年各种思想比较具体，并记载他提出的“四句教”。全书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哲学著作。
【子部·释家】
《金刚经》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达彼岸。《金刚经》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之，后秦鸠摩罗什译。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董其昌小楷金刚经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著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
唐玄宗为推行三教并重的政策，从三教中各选一典籍，亲自加以注释，刊布流行，儒教选《孝经》，道教选《道德经》，佛教选《金刚经》。《金刚经》不似大小品般若类经典之浩瀚，又不似《心经》之简略，又宣说般若的空慧佛理，所以弘传很广。
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著或留恋。原经译文没有分段，传说南朝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萧统将全经分为三十二段，称三十二分，且各加上标题。
《楞严经》
《楞严经》，佛教经典，又称《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般剌蜜帝译，10卷。
《楞严经》是佛教三藏教典中的一部大乘经典，据传佛灭度后，弟子们结集成经，弘传于印度，竟因年久失传，唯独龙宫藏有此经。后来，有一位龙胜菩萨，到龙宫说法，发现此经，文义俱妙，细读之下，叹为稀有，默诵于心；离开龙宫后，录呈国王，王视为国宝，藏于国库，不准流传他国。据历史记载：中国隋朝天台宗智者大师研究《法华经》，有一位梵僧对他说，其理论与《楞严经》颇相似。大师闻说，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拜读此经，特别在天台山建了一座拜经台，天天向西方礼拜，求此经早日传译中国，可惜直至圆寂，仍然无法得偿所愿。后来，有一位印度高僧，名叫般剌蜜帝三藏法师，听说了智者大师的事迹后，甚为感动，欲来中国弘扬此经，不幸被边防官员查获，竟被拘禁，不许出境。般剌蜜帝监禁期满，恢复自由后，再用白绢写此经，藏于手臂肌肉中，待伤口痊愈，然后出国，航海到达广州。时值唐朝神龙元年（705年），适逢房融宰相被贬在广州做官，见梵僧带来法宝，即请于光孝寺住，剖臂取经，以便翻译。但从臂中取出的白绢，却血肉糊成一团，无法开卷。房融宰相苦思无策，竟夕失眠。其女儿建议，用人乳泡白绢，使之溶化，洗去血迹，然后开始翻译。后来神秀大师将该经传遍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