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大多与劳动人民接触，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权贵不献媚，为官则体贴百姓，甚至不惜罢官。他们为人玩世不恭，卖画时不肯卖给附庸风雅的盐商，也不肯给达官下笔。
“扬州八怪”在艺术上不愿重复前人的路，要独辟蹊径，自立门户，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雷惊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使人倍感新奇，以之为怪，正如郑燮所言：“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赏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
他们的绘画题材都是一些平凡的东西，但是“扬州八怪”有着异于常人的审美情趣，往往使平凡的题材，变得富有意境，他们常画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他们要求表现出梅的“傲骨”也要画出石的“坚贞”。
他们在绘画上的共同特点，均以奔放的笔调，直抒胸臆，强调在笔墨上的个性表达、生机勃勃，不受成法拘束，自由地构思，恣肆狂放地用笔，富于大胆的创新，在当时摹古之风盛行的画坛，显得尤为珍贵。
文房四宝
笔
我国的书写用笔起源很早，夏商时期就已经有原始的笔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已经制作和使用书写用笔了。那时笔的名称繁多：吴国叫“不律”，燕国叫“弗”，楚国叫“幸”，秦国叫“笔”。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笔”就成了定名，一直沿用至今。传说，现在所用的毛笔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据说蒙恬有一次到野外打猎，猎物中一只兔子的尾巴沾着血水在地上画出了弯弯曲曲的痕迹，蒙恬受到启发，便用兔毛插在竹管中，用来写字。这就是最早的毛笔。
古笔的品种较多，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有兔毛、羊毛、貂鼠毛、鼠须、鼠尾、檀、狼尾、狐毛、獭毛等。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从笔管的质地来分，又有水竹、紫檀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属珍贵的材料。
墨
墨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用品。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
墨分“松烟墨”和“油烟墨”两种。松烟墨以松树烧取的烟灰制成，特点是色乌，光泽度差，胶质轻，只宜写字。油烟墨多以动物或植物油等取烟制成，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最常见的桐烟墨，坚实细腻，具有光泽。中国画一般多用油烟墨，只有着色的画偶尔用松烟墨。
墨不仅是挥毫泼墨的必需品，而且也是文人雅士把玩的珍品。这些墨，或署有墨家名款，或署制者名款，其选料精致，亦属收藏中的上品。
纸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为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卓著功勋。
书画一般用的是宣纸。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用之写字则骨神兼备，用之作画则神采飞扬，是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所谓“墨分五色”，即一笔落成，深浅浓淡，纹理可见，墨韵清晰，层次分明，这是书画家利用宣纸的润墨性，控制水墨比例，运笔疾徐有致而达到的一种艺术效果。再加上它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
对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历代名画记》、《新唐书》等。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州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当时这些地区均属宣州府管辖，所以这里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也有人称泾县纸。
据民间传说，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蔡伦死后，他的弟子孔丹在皖南造纸，很想造出一种洁白的纸，好为老师画像，以表缅怀之情。后在一峡谷溪边，偶见一棵古老的青檀树，横卧溪上，由于经流水终年冲洗，树皮腐烂变白，露出缕缕长而洁白的纤维。孔丹欣喜若狂，取以造纸，经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这就是后来的宣纸。
砚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因为墨须加水发墨始能调用，而发墨之石即砚。砚有陶、泥、砖瓦、金属、漆、瓷、石等质地，最常见的还是石砚。著名的石砚有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砚台的讲究是：质地细腻、润泽纯净、晶莹平滑、纹理秀色、易发墨而不吸水。有的有乳，有的有眼，有的有带，有的有星，大约产于有山近水之地为佳。如端砚产于广东斧柯山中，散布在江边端溪之渚坑中。有的精品砚已不实用，以其名贵只能作古董观赏、珍藏，而舍不得濡水发墨了。砚的名贵，有以石质贵者，有以制作贵者，有以名人用而贵者等等。
书家不但应懂得用砚，还应会养砚。砚也需要滋润，平时需要每日换清水贮之，前人称之为“养研”。水不能储旧，而必须加新。如不小心沾上油污，洗时可用莲蓬或旧茶叶刷涤。加水以微温为好，切勿以滚水加之，以防爆裂。
篆刻
篆刻
篆刻，就是用刀代笔，在印材上按照已经写好的书法，或者画好的图像，进行刻写。它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具有实用和欣赏的双重价值，已有二三千年的悠久历史。篆刻最常用的字体是篆书，所以被称为篆刻。篆刻的材料有水晶、玉、金属、兽角、竹、木、石料等。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石料。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我们现在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
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形态，篆刻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而此治印之学也有人直接称为“刻印”、“铁笔”、“铁书”、“刻图章”等。
篆刻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一方印中，既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运刀法
篆刻的刀法犹如书法的笔法，是篆刻艺术的表现方法之一。明朱简《印章要论》指出：“刀法者，所以传笔法者也。刀笔浑融无迹可寻，神品也；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有别趣者，逸品也”。
篆刻的刀法基本上有冲刀和切刀两种，此外还有双刀法和单刀法等。
“冲刀”是沿着笔画向前推进的犁割方法。切刀法是刀刃在印面上一刀接一刀切割运行的方法。
冲刀和切刀是两种不同的刀法，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冲刀的线条酣畅淋漓，劲挺明快，切刀则稳健凝重，峻峭苍润。
徽派
徽派篆刻是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个篆刻流派，以休宁何震等篆刻名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徽州印人群体，人称“徽派”，促成徽州篆刻的高潮。徽派加强了对秦汉印长处的吸取，篆法简洁，章法平正。刀法多采用冲刀，线条凝练。徽派创始人何震，字主臣、长卿，号雪渔，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的篆刻风格古朴端庄，刀法、结构都有独到之处，与著名篆刻家文彭（号三桥）齐名，并称“文何”，驰名于世。
清代康乾时期，歙县程邃、马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歙中四子”，大胆创新，自成一家，他们大胆地在刀工、结构上加以革新，用大篆入印，古朴整洁，别出心裁，具有启迪开宗的作用，堪称徽派篆刻的主要代表。
清朝晚期，黄士陵以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摒弃几百年来印家以切刀法模仿烂铜印，追求古拙残破美的传统习惯，自立新意，自成风格，从篆刻艺术界脱颖而出，创立了“黟山派”，影响了后来的易大厂、乔大壮、王福庵、李尹桑，乃至齐白石等一大批书画印名家，使徽派篆刻走向了新的兴盛期。
皖派
邓石如（1743—1805），名琰，字顽伯，别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安徽怀宁人，清乾隆时的书法家、篆刻家，精四体书。其篆刻广泛吸收商周以来金石文字精华，并着重研究古代碑头篆额、瓦、砖、器等文字的结构笔意，与小篆的体势一同入印。刀法得力于书法功夫，苍劲奇古，流利清新，集众美之长，自成风格，世称“邓派”。后继者吴熙、徐三庚等，讲究篆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清新流畅，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因为他们都是皖人，所以被称为“皖派”。
浙派
浙派篆刻又称“浙江印派”，历史上著名篆刻流派之一。清代乾隆年间由丁敬在钱塘（今杭州）开创，孔云白的《篆刻入门》说：“当徽派盛行之际，有西泠丁敬突起，乃夺印坛盟主之席，开千五百年印学之奇秘，世称浙派之始祖。”浙派用刀多采切刀法，线条粗犷，运刀任意不羁，给人老辣痛快的感觉。
丁敬是浙江钱塘人，他的书法篆刻艺术风格主要继承了何震和程邃。他博采众长，并系统学习了秦汉两代书法篆刻。丁敬治印糅掺隶书的笔意，并非常讲究刀法。丁敬擅长用刀法来表达书法中的笔意，刻画方中带圆，古拙质朴，苍劲雄浑，别具一格。
清代中后期，丁敬之后的诸多篆刻家学习汲取并继承了丁敬的艺术风格和追求，以及他的刀法，蔚为浙派。其中杰出代表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并尊为“西泠八家”，此八家亦均为浙江杭州人。
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刀法上成功地应用涩而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皖派诸家的柔美流畅，所以有“歙（皖派）阴柔而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篆刻在篆刻史上影响深远，前后延绵有二百余年，并至今影响深远。
西泠八家
“西泠八家”是指丁敬、蒋仁、奚冈、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黄易等八人，他们是著名篆刻流派“浙派”的代表，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浙派篆刻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黄易是丁敬的学生，蒋仁和奚冈也都师法丁敬，四人的篆刻风格比较接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因为他们都是杭州人，所以后世合称为“西泠四家”。后又有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之而起，由于他们都是浙江杭州人，被称为“后四家”，和丁敬等人，合称“西冷八家”。
在“西泠八家”的八个人中，丁敬、蒋仁、黄易、奚冈四个人的篆刻基本还是吸收汉印那种自由、活泼的风格，应该说他们地道和纯真的程度也非常的明显。而后四家的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人的篆刻虽然总体还是沿袭前人的风格，但细微之处还是有所变化。
音乐
五音十二律
音律是中国古代关于音乐的一门学说，并且认为音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古代的音律分为五音和十二律。
五音是指宫、商、角、徵、羽。其中宫属喉音，五行为土，为五音之首，其音极长、极下、极浊；徵属舌音，五行为火，其声次高、次短、次清；商属齿音，五行为金，其声次长、次下、次浊；羽属唇音，五行为水，其声极短、极高、极清；角属牙音，五行为木，其声于长短高下清浊之间。五音又分阴和阳，一变而为十，即太宫、少宫，太商、少商，太角、少角，太徵、少徵，太羽、少羽。
律本来是用来定音的竹管，古人用十二个不同长度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所以这十二个标准音也就叫做十二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在十二律中，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称六律，又称阳律；以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仲吕为阴，称六吕，又称阴律。两者合称为律吕，后来作为音律的统称。
教坊
教坊是掌管宫廷音乐的官署，最早出现在唐代。唐高祖设教坊，隶属太常寺，专门管理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唐玄宗认为太常寺是礼乐之司，不应该管理倡优杂伎，就将教坊从太常寺中分出来，“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飨，则用教坊乐部”。从此，教坊与太常寺各司其职。教坊专管雅乐之外的音乐、歌、舞等的教习、演出等事务，而太常寺则专管祭祀礼乐。教坊在唐代曾经盛极一时，自安史之乱后，才走向没落。
到了宋代，沿袭唐朝的制度，仍旧设置教坊，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上层社会不再重视本非“雅乐”的百戏杂伎，教坊与盛唐比较，已不成规模。演出百戏杂伎的官方艺人不够时，就雇民间艺人充当。宫廷供奉与民间艺人的界限逐渐消失。明代设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将教坊司改为和声署，从此教坊就不存在了。
中国十大古典乐曲
一、高山流水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据文献记载，《高山流水》原为一曲，自唐代以后，《高山》与《流水》分为两首独立的琴曲。此曲最初刊见于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集《神奇秘谱》。该书在解题中写道：“《高山流水》本只一段，至唐分为二同曲，不分段落。宋代分《高山》四段，《流水》八段。”
二、广陵散
又名《广陵止息》。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据该书编者称：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广陵散》的题材源于古代的《聂政刺韩王曲》。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他的父亲为韩王铸剑，误了期限，为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谋刺失败后，逃入深山刻苦学琴，十年后练成绝技，漆身吞炭，改变音容，再度混入宫中，利用弹琴的机会刺死了韩王，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自己也为此而死。“广陵”的意思是流传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地区的琴曲，“散”即操、引、曲的意思。
此曲之所以能跻身十大古曲之一，还得部分归功于嵇康。魏末著名琴家嵇康因反对司马氏的专政而惨遭杀害，在临刑前嵇康从容弹奏此曲以为寄托，弹奏完毕他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之后《广陵散》名声大振。
三、平沙落雁
明代称本曲为《雁落平沙》。乐谱最早刊于《古琴正宗》琴谱集。《平沙落雁》的曲调悠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在空际盘旋顾盼的情景。《天闻阁琴谱》中写道：“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者也。”《平沙落雁》虽然出现较晚，却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有近百种琴谱刊载此曲。它之所以流传甚广，除了曲调流畅、动听之外，还因为它的表现手法新颖、别致，容易被听众理解。
四、梅花三弄
古琴曲《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是中国古典乐曲中表现梅花的佳作，早在唐代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乐曲前半阕奏出了清幽、舒畅的泛音曲调，表现了梅花高洁、安详的静态；急促的后半阕，描写了梅花不屈的动态。前后两段在音色、曲调和节奏上截然不同，有着鲜明的对比。全曲表现了梅花洁白芳香、凌霜傲雪的高尚品性，是一首充满中国古代士大夫情趣的琴曲。《枯木禅琴谱》说：“曲音清幽，音节舒畅，一种孤高现于指下；似有寒香沁入肺腑，须从容联络，方得其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