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策略有时往往带有前瞻性，并且有时还难以让人一下子理解接受。但是，有些策略在历史上有先例或类似，这时以典故来说明，就容易让人理解接受。
毛泽东口才中的用典艺术也体现在他说明工作策略运用典故。
1939 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送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场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海阔天空，但又围绕中心，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演讲的风采以及生动的口才。
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从《封神榜》中姜子牙的三件法宝一下谈到今天的三个法宝，毛泽东如此吸引人的开场白一下就把听众的注意力调动起来了。演讲者必须一开始就凭自己的口才抓住听众，毛泽东这样的大口才家十分明白巧妙地运用了这个道理。
思想必须附在口才上，政治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毛泽东驾轻就熟，接着又展示出他大政治家的口才。
他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张松献地图（《三国演义》中，刘备入川时，幕客张松献上一份详细的四川地图，此举帮助了刘备最后建立蜀国）。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
毛泽东边说边拿起桌上的茶壶说道，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哪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地步的好方法。
接着，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 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然后，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说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情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形象地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将被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高声指出，革命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还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5）
毛泽东的这番演讲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师生们有很深的启发，他们从毛泽东的口才中获得了力量，获得了思想，也获得了革命的自觉性与策略性。
而毛泽东本人并没有陶醉在他关于三大法宝的阐述中，他更进一步地去深入研究了这一说法，并从中上升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正式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了毛泽东所馈赠的这三件新法宝，才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运用神话典故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工作方针，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和智慧。
毛泽东的口才有着极为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他从远古时代虚幻的神话故事中姜子牙的三件法宝转化或引申为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新三大法宝，这新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打神鞭、方天印、杏黄旗所无法比拟的。
1953 年，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唯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通缉令发出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
当时按剿匪政策规定，凡是拒不投降自首的敌匪中队以上的匪首，一经抓获，便依法制裁。像程莲珍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按规定应严惩不贷。然而，至今她仍然活在人间。
当时贵州省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
8月下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到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
但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不能杀。”
接着他又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这……大家都要求杀，主席的意思是……”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6）
不杀程莲珍不是纵虎归山，而是毛泽东根据贵州剿匪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尤其是有些地主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决策。不杀程莲珍是为了通过教育改造后让她将功赎罪。果然，通过改造教育，脱胎换骨，程莲珍走上了新生之路，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三国时代，七擒孟获的故事，热情讴歌了蜀国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高明的斗争策略。1700 多年以后，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共产党的领袖擒纵女孟获——程莲珍的历史巧合。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孟获为云南彝族首领，而当代女孟获则为贵州省布依族匪首，而毛泽东巧妙地以历史典故说服了李达和其他要求杀掉女匪首的人。
当代女孟获的新生，是毛泽东在处理匪首问题和民族问题上把工作策略晓示于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又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