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看似平常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专注乃至于独处是他们共同的秉性，由思维纯粹专一形成独特的品性使他们对所追求的事业保持了浓厚兴趣，以至于自觉抵御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困难面前不退缩，长时间地专注其中，并乐在其中。
独处者超级专注，他们充满好奇，懂得享受寂静和阳光，通过对一个客体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厘清事物本质特征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从中发现其价值所在，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精神上的收获，感受到内心的愉悦。有时尽管这些工作枯燥、烦琐，但他们由于打心眼里喜爱，所以，不会像别人那样厌恶和感到劳累。牛顿经常钻进实验室一待就是一整天，废寝忘食。有一回，一个朋友来住处看他，按约定先在起居室等着，但他坐在地下室的地板上绞尽脑汁思考数学问题以至于忘记了来访的客人。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客人将佣人准备好的午餐吃完了还是不见牛顿出来，只好遗憾地离开。几个小时后，牛顿终于走出了实验室，当他看到饭桌上的残羹剩汁时，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吃过午饭了”，再次走进了实验室。
独处者有一种沉静的美德，大都以其独立的个性为自己做了一个坚韧的“保护壳”来屏蔽外界的干扰，在生活上保持很强的节制，独善其身，守望自己的心灵，从不为各种杂念分散精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以旺盛的精力投入自己追求的事业。
进化论的发现者达尔文，家境富庶，从小性格不疾不徐，没有为了名扬天下的志向而发奋学习。父母也没有刻意从小培养他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或鼓励他与别的孩子竞争，完全凭借着对动植物那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在他20岁的时候决心成为一流的博物学家。与其他做出突出成就的人一样，达尔文耐得住寂寞，不愿出风头，谦虚而不张扬，只管埋头用心学习，连续几个小时沉浸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灵保持着亲密的情感交流，而且是长年累月地坚持着。在剑桥求学时，学校周边到处林立着诱人的娱乐场所，家境殷实的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富家子弟那样，去享受打猎、骑马等消遣，随时能够在猎鸟欢宴（把鸟作为餐中美食）上取乐。然而，在剑桥的三年生活中，他体验到了自律对于学习的重要意义，能够成熟地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养成了有规律的学习习惯，从没有在舒适迷人的生活方式面前动摇过意志。因为，他内心很清楚，喝几杯啤酒算不了什么，但是，长此受酒精麻痹会削弱人的决心和意志，即使一个很有追求的人也会变得慵懒甚至颓废。当然，在他孤独背后掩藏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坚韧，不轻易动摇的品性和钢铁般坚定的意志。连他的父亲和姐姐也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儿子居然有这么坚决和明确的雄心壮志，甚至想不到这样的孩子也会有不可撼动的志向。所以，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数十年如一日百折不挠地探索同一个问题。可以想象，假如当初不能约束自己，沉溺于与朋友的享乐之中，他的一生绝不会如此精彩。
对于家境贫寒的迈克尔·法拉第，从小几乎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和智力支持，青年时期也一度对喝酒、摇滚等舒适迷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兴趣。然而，这个有追求的青年凭借超脱世俗的人格特质和自律养成的有规律的学习习惯，总是把职业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对每天的学习进行了切实可行的规划，严格限制社交活动，尽可能地减少娱乐游玩时间，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出世态度，保证将精力集中于科学研究。整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没有因为外界的诱惑对他的事业造成影响。一些有创造精神的学者和艺术家之所以能够长期在枯燥乏味的实验室从事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坚持学习工作，同样得益于他们有其他人不具备的自律意识，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和管控，使自己的思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爱好，摆脱了外界的干扰。
独处，需要独立的人格
孤独者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精神，甘于把生活和享乐置之度外，不为个人的利益和前途担心，不去理会别人怎么评价，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打击报复，只为自己活着，这样高尚的人格值得全社会尊重。
牛顿孤独的性格使他把优先权完全放在自己的兴趣上，毫不在意别人说三道四、恶意中伤，保证将全部的精力用于工作，最终成为了创造发明的拓荒牛。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用过一个“铁屋”的词，喻示当时那个死气沉沉的社会。许多国人麻木地沉睡在“铁屋”里，不知道表达自己的见解，不敢起来与当权者斗争，任人宰割。即便很多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在仕途失意或者看透了世态的丑恶之后，每每让身心纵情于山水之间，从此过起归隐的生活。鲁迅却是铁屋中少数几个独醒者，虽然内心对当时那个世界失望透顶，仍然不离不弃，甘于忍受那份孤独和焦虑，积极奋斗，以单薄的身躯与命运抗争，用自己辛辣的笔抨击黑暗统治和社会丑恶现象，迎接新时代的曙光。郁达夫悼鲁迅先生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20世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原广东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老先生，青少年时期曾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孜孜求索于各大学图书馆，提出文化高于种族，认为学问无须学位。他通晓徳、法、英、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十几、二十来种语言，唯不考学位。傅斯年评价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后来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先生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在当时的政治纷争中超然独立，大义凛然，出类拔萃，保持了自我，实为我华夏难能可贵之奇人。
1953年，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承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成为学人们的吟唱，声声不绝。
晚年，在右腿骨折、双目失明的情势下，用口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一人生最后一部巨着，演绎了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明知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出版，但他依然孜孜耕耘不问收获，如纤夫般，从心里牵出了这部八十多万字的巨着，可谓步步卓绝，声声啼血！他最终不能幸免地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1969年贫病而去，凄风苦雨！《柳如是别传》面世后，世人才开始感动他那虽目盲而思想自由，虽腿折而精神独立的铮铮风骨！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才华总是通过独立的（精神上）活动成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本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一个连初中都没有上过的农村娃，从小酷爱读书，别的小朋友整天热热闹闹在一起玩游戏，他一个人经常躲在磨坊里看书，小学五年级时就翻来覆去阅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实在无书可读时就翻《新华字典》，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形成了他独立思考的风格。在他创作的鼎盛时期，经常以作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独到的视角鞭挞体制和社会弊病，曾受到过权威部门的“禁令”，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创作出令世人震惊的佳作。他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只有独往独来，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小说或者别的艺术作品”。
获得诺奖后，面对媒体的追捧，他一再表白，“我什么活动都不想参加，我就想在家呆着……希望大家不要邀请我，无论多么光彩的事儿我都不想参加。希望借媒体向社会呼吁一下，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的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然后，我用我的新作来回报你们。”在这个浮躁到极致的社会，他却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收回自身上，在超越现实的同时成全一个完美的内心世界，让生命在孤独中变得更加伟大。
在常人看来，喜欢独处的天才们表情呆板、内心封闭，机械顽固不化，沉默寡言，不太愿意用过多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总是爱理不理。他们思想主观，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他人，很多时候显得高傲而不可理喻，俨然一堆僵硬的死尸无任何生机可言，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独处者并非孤高自傲，大都是理想主义的化身，既有宗教家的孤旷，以出世的态度入世，鄙视物质和虚名，又有哲人以空观有的睿智，习惯用沉默来咀嚼自己的奇思妙想，用心灵感悟交流传递有深度的信息。不像那些功利主义者，放弃操守尊严和坚持，随大流，人云亦云，常常为五斗米折腰。在他们的脑海里真理重于生命，因此在涉及学术上的某一个理论问题时喜欢较真，有时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轻易妥协让步，即使你很有权威，只要不能提出比他更高一筹的理论就甭想真正拥有和征服他。达尔文从小就学会了用自己的方法来对待他认为难以接受的主张，对于有失公允地批评他会咬紧牙关低下头一言不发，根本不理会对方，既不做任何辩解，也不浪费时间去争论是非对错，义无反顾地集中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纵令姐姐中肯的劝告，他也在点点头后，自己该干吗干吗。
澳大利亚科学家沃伦早在1979年就获得了对幽门螺旋杆菌的初步发现，因有悖于当时的医学方面的认知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为人所承认，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为了证明致病机理，他的同事马歇尔甚至喝下了含有病菌的溶液，结果大病了一场。两位科学巨匠不惜用自己身体做实验的固执而务实的作风和献身的精神，最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的确有不少科学大家和艺术家由于长时间投入特定而单一的工作领域，好像思维狭隘得只知道工作一样，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别人看来都有些怪异，与众不同。比如，莫扎特一头扎进创作室而达到忘我的癫狂状态。爱因斯坦则从小就培养了强烈的好奇心，他精力集中，长时间地思索一个问题，一心只想着工作，随时准备迎接新观点的挑战，并乐在其中，甚至连袜子都忘了穿；阿基米德会一连几天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仅对身边的人和事漠不关心，常常连自己的饮食起居也全忘在脑后。
不能独处之人思想必然肤浅，当然不会有新的发现，也很难生产出令人惊讶的精神产品。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很多智者把责任归咎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太深，一向推崇中庸之道，不允许标新立异，的确不无道理。中小学教育，任何考试要的是标准答案，从小禁锢了人的想象力。大一统的思想，使那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往往拿一把尺子量长短，不断用剪刀修剪长得过高的枝干。“枪打出头鸟”，想方设法压制那些有个性、“不听话”“个人主义者”，让你不敢冒头。于是，大家开始当乖乖，习惯于油腔滑调唱赞歌，说上司爱听的话，真正的人才最终只能与大家保持一致，形成同样的风格，磨圆了棱角，也就把人的创造力抹杀得一干二净。
没有了思想之独立，造成中国人天生喜欢凑热闹，最怕寂寞，一个人待在家里心慌，隔三岔五老朋友都要在一块聚一聚，撮一顿，发一阵子牢骚。即便一向儒雅的知识分子都害怕“脱离群众”，丢了选票被孤立。根本原因在于唯官是尊，唯利至上，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追求，人们越来越浮躁，很少有人甘于寂寞。上海有一位院士经过无数个春秋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组织为了体现对该科研项目的重视，任命他担任领导，从此没完没了的开会、学习、应酬，使这项科研成果不幸胎死腹中。
思维专注、甘于孤独，对于每一个立志于干大事、创伟业的人而言都是一门必修课和无法逾越的门槛。培养青少年独立的思想和价值追求，需要从成人做起，让人性得到最大解放，共同营造一个甘于孤独的文化氛围。能够把纷纭世相当作过眼云烟，从发现培养孩子好奇心入手，倡导创新冒尖，让心永远沉浸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依附在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之中。同时，鼓励他们把自己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说出来，对个性化的错误保持足够宽容，尤其是那些不同的观点哪怕尚不够成熟，甚至听起来幼稚可笑，只要有独创性都要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