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小菲前阵子学人做篆刻，拿一块长形胶擦、一把剪刀、一片小刀片，左雕右磨地弄出一个狗头印章来。
之后每完成一幅画，或者做了个故事，末了，就拿来这个胶擦印章和红印台，印一个狗头做记号。她又把这个自制篆刻拿回学校给同学“观赏”，如此粗劣A货，竟换回来同学啧啧称奇兼预订，甲要刻一只猫、乙要刻一头虎，几块旧胶擦，是“定金”。
“好多订单，这个假期我有得忙了！”小女儿像大商家一样口吻，“下次我真想试试刻石头，妈妈你懂不懂？”
“你妈我年轻时都玩过篆刻的……”
“啊，那你教我！”小女儿兴奋。
“都忘了……”
“那么你先教我学书法？”
“好的，等放假吧……”我说。
谁说中国文化好老土，孩子一定不喜欢？我家孩子，每次写毛笔功课都很雀跃，意不在那要交的几页摹描，而是做完功课后用剩墨在报纸上大笔乱挥的痛快。
只是，打消她们雅兴的通常是父母，“收起来啦，明天的默写都没有复习！”“不要画啦，搞到周围乱七八糟的！”“手上黑乎乎的，快点去洗手，洗完不要再玩啦！”或者我常说那句“等放假啦！”
篆刻就更难了，谁家家长见孩子动刀拿锉，不会喝令“危险，放下”？
水墨文化，是中国的千年艺术，包含的是水墨画、篆刻、书法，奇怪的是，今天的学校课程里，半点痕迹都找不到。小学有视觉艺术课，教的是西洋艺术，画的是水彩画。有孩子的家里，？随时可以找到三四百元一盒的德国颜料，却容不下一瓶几块钱的墨汁！
书法从前是一个科目，一星期一次让老师敲你天灵盖开你窍，今天书法只是一项课外活动，好多家长都说因孩子“坐不住”而“监督”他学书法学耐性。
从前念书，一星期至少有一节书法课，美术课学的画，除了水彩，还有水墨。最记得老师拿来韩美林的水墨动物画展示给我们看，几笔圈画出一头胖猪，又几笔勾勒出一只顽猴，全凭水墨比例，或者下笔力度，令我们叹为观止。
下笔摹描，工多艺熟，很容易就绘出几只兔、几头牛，满足感大增，对那瓶墨汁带出的魔法效果，心悦诚服。
书法课更是每周的期待，小学至初中都是由同一位李老师教，他是典型严师，好凶，执笔有误，或者笔顺写错，他真的会敲你的天灵盖。今天我的字见得人，笔顺无误，多亏他。
高中时受教于另一位刘成湘老师，他的书法美得不得了，王羲之颜真卿之外，我最常临摹刘老师的墨宝。进大学了，我仍自掏腰包到老师家学艺，在那里学了篆隶行草，又自学了篆刻，后来更胆大得在大学搞书法展。
踏足职场后，毛笔丢下。在外打拼，用的是计算机，现在几乎连笔都不会拿了。直至那回，看到女儿书架上的丁衍庸画册，才蓦然想起这水墨缘。
书是上回到大学老师家拜年时的赠物，孩子一直珍重收藏，还对简洁的几笔水墨着了迷。
丁衍庸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日子，相信是现代水墨在香港的高峰期，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闭关锁国，殖民地成了文化避难所，大师云集香江，是文化艺术的全盛期。
几十年过去了，看女儿的学业，咦，连书法课都没有了，别说水墨画！这才惊觉，原来水墨文化发展至今，已出现一个大断层。
在一片保育潮流中，我相信，抢救一种丢失的文化，跟留住一栋一级建筑，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