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即今江苏省扬州市）人。鉴真和尚14岁时出家，26岁时已经是能融贯各家之长，声名远播的律宗大师了。
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得到鉴真门徒道航的引荐，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国传法。
当时的唐王朝，正是唐玄宗在位时，唐玄宗崇扬道教、贬抑佛教，佛教在激烈的斗争中已经居于下风，许多佛家弟子转而屈顺于道教和朝廷。而一向坚心信仰佛教，作为佛教中律宗后起之秀的鉴真和尚当然不会向道教屈尊。因而他接受了荣睿和普照的邀请，决心东渡日本，传律授戒，弘扬佛法。
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尚率弟子道航、思托等21人准备东渡。由于道航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家僧”，于是，通过道航，鉴真一行获得李林宗的介绍信，得到扬州仓曹（唐地方官）李凑的支持与帮助，建造船只，备办干粮。当时唐律禁止僧人私渡日本，所以均借口是准备去天台山进香用的。不料，准备同行的僧人中有一叫如海的，因与道航意见不和，遂到官府报告，诬告道航、荣睿、普照他们是海贼。地方官立即前往搜捕，将普照、荣睿、道航等人逮捕入狱。后来经过查实，放了众僧，可是所造的船被没收了，备办的杂物还给各寺僧人，第一次东渡还没出海就破产了。
荣睿和普照因是日本僧人，关了4个月才放出来，但他们仍然决心请鉴真东渡日本，所以又一次秘密到大明寺拜访鉴真。鉴真为其真情所感动，决意再次东渡。于是亲自出钱购买了一艘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用船舶，并雇用了18个水手，备办各种物品。准备随同一起前往日本的还有僧人思托等17人，及各种工匠、艺人85人。他们于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从扬州扬帆东行，沿长江东下。当船航行到今江苏省南通市狼山江面（当时叫狼沟浦）时，遇到狂风恶浪，旧船破坏严重，无法行驶，抢滩修理，又因潮水顶托，破船四处漏水到齐腰深，所有干粮被水浸泡。漂泊了一个多月，鉴真等人才被明州（今浙江宁波）官员派人救回。第二次东渡又告失败。
两度失败后的鉴真仍不甘心，准备再次东渡时，被一越州僧人觉察，向州官告发，说日本僧人荣睿引诱大和尚欲往日本国。荣睿遭到逮捕，押送长安治罪。到杭州后，荣睿患病，开释在外治疗，荣睿假装病死，潜回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尚在酝酿便又因被人告密而流产。
鉴真和尚看到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为了请他东渡日本而不避生死，再次下决心东渡。为了避开众人的注意力，这一次鉴真派人到福州打造船只，备办物资。唐天宝三年（744年）冬，鉴真率领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拜别阿育王寺，秘密南下。鉴真一行刚到浙江黄岩县的禅林寺，便被官兵重重包围，将他们强行押回扬州大明寺。原来，鉴真这次准备活动被他在扬州的弟子灵佑知道了，灵佑不忍心师父冒那么大的风险，所以与各寺的僧人一起到官府通告鉴真等人准备出海东渡日本的事。于是，江东道采访使下令各州县阻拦鉴真一行。第四次东渡又告夭折。
天宝七年（748年）春，还是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安庆市）到达扬州崇福寺，拜见鉴真，三人马上又着手准备东渡。当年六月，鉴真一行14人、水手18人等共35人从扬州出发，向东航行，沿江而下，出了长江口，在越州三塔山停留一个多月，然后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的暑风山。又停留一个多月，到十月中旬，船从暑风山启航，扬帆东驶。航行中，遇到狂风恶浪，船只失去控制，只能随风漂荡，到第七天才风平浪静。等到第九天，船才靠上一无名小岛，补充了淡水。又继续航行五天，才靠上一个鲜花盛开，四季常青的地方。上岸一打听，才知道已经漂航到海南岛的最南端了。他们碰上4个商人，便跟随商人到了振州（今海南省崖县），受到地方官府的接待，然后辗转北返。在路经端州时，荣睿病死了。途中，鉴真和尚因为劳累过度，又医治不当，造成双目失明。回到扬州，仍然在准备着下一次的机会。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在回国前，到扬州拜见鉴真，代表日本国迎请鉴真去日本传律授法。此时的鉴真经五次东渡失败，年届66岁高龄，而且又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应允随使团东渡日本。听到鉴真又要出海的消息，当地寺庙的和尚们为阻止鉴真东渡，对他们严加防范。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一行24人在弟子们的配合下，在黄泗浦（今江苏常熟黄泗）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航程。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鉴真和尚终于抵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村），得到当地官府的迎接，并于次年（754年）二月到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港。
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前后6次东渡日本，真是备受艰辛，屡遭磨难，终于达到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目的。他的航海过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记载翔实的航海经历。
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而且直至公元前6世纪，我国的养蚕织丝技术外传以前，是世界上唯一的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丝织品通过陆路与海路向世界各地传播。从传播时间看，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稍早于海上丝绸之路。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即相当于西周时期，我国的丝织品首先从陆路向西域传播，先传向波斯、印度等中亚、西亚诸国，然后传到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希腊人管产这种织物的国家叫“赛里斯”，可能就是“丝”的译音，或者是丝织品的一种——“绮”的译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管中国叫“支那”，很可能就是从“绮”这个音转过来的。可见古代我国丝绸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几乎与西汉初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往通道的同时，海上通道也开始出现了。它的标志便是西汉初年的我国——印度洋之间航线的开辟。
从公元前2世纪始，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虽然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我国的丝织品主要是通过陆上运往西方各国的。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状态。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随着海禁政策实施，我国航海业的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着愈来愈严厉的海禁而逐渐消亡了。
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东南沿海出现了众多的以海外贸易与航海、造船而兴盛起来的港口城市。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而尤以泉州港最为著名。元代时，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认为泉州港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同时代的另一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也认为，当时中国与南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全部操纵在中国人手中。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还有人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东西方间存在着的这条海上航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通过这条航路，古代东西方间的许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叉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
而且，这条航路从开辟到衰败经历了十几个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航海史上的最大悲剧——海禁
如果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船桨算起，我国有长达七八千年的航海文明史。但是，15世纪以后，我们的航海文明衰竭了，当西方的航海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航海世纪却消失了。导致中国航海文明走向灭亡的，便是延续长达数个世纪的“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的起因是元朝末年在我国北方海域出现的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巩固朱氏江山，建国之初，就下了“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严禁民间与海外诸国发生商贸往来。而且禁止民间使用“番货”，除不许贩卖番货外，现有的存货，限在3个月内尽数销毁。朱元璋认为可以通过阻绝民间海上往来，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另一面，明朝皇帝又做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那就是明初派遣许多官方船队四出活动，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举动。郑和航海的目的和动机除了政治因素外，其中之一就是为王公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采购海外奇珍异宝。而这种官方采买，是采用延续千把年的“赍赐”贸易传统，也就是以送代买，送的多，得来的少。这样的航海贸易的结果，国库不是充实了，而是空虚了。所以当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后来的人想循旧例前往西洋采办，遭到了一些大臣的阻止，郑和航海档案被藏起来，进而被焚毁了，导致官方航海的最后终结。
尽管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持续了28年，但海禁政策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变。明成祖朱棣甚至要前往海外从事贸易的航海商人们立即回到本土，不然就要派军队前往剿杀。对有着航海传统的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更是禁令不绝，除了严禁百姓私自下海外，连当地的海船都得改造成不适于航海的平头船。企图在航海工具上做到彻底销毁，达到禁绝海外贸易的目的。
朝廷的海禁政策不断地重申，改朝换代时，新皇帝必做的一件事，是再下一道禁海令。
但是，一边是海禁越来越严，另一边是因海禁而起的民间走私活动则日益蔓延，更由于朝廷的镇压，民间的走私活动演变成武装走私。
由于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国库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断了来源。因此，朝廷也有主张禁止和开禁的两派斗争。一直争了200多年，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有福建地方官申奏朝廷，请开海禁，导致开禁政策的出现。但开禁也仅仅是局部的、有限的，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海禁。
到了清王朝建立，由于海上武装反清持续了很长时间，郑成功曾三次从海上进攻江浙及长江下游，并占据台湾岛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给清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清廷的海禁政策比明朝更加严厉。
清初曾两次下达禁海令，但收效不大，于是提出“迁海”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正式下令“迁海”，凡沿海居民，一律迁到朝廷所设边界以内三十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烧毁一切可供生存、航海的工具。清廷前后三次下令迁海，导致北起山东半岛，南到珠江三角洲的广大沿海地区，数千里地区荒无人烟，海上没有片帆只船，我国航海、造船业，至此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中国的航海史的极其惨烈的悲剧写下了最后的一页。
明清两代数百年的海禁政策，终于使我国的航海业一蹶不振。导致这一政策的实施并延续那么长的时间，虽历代有不同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极端的封闭性。尤其当西方殖民者入侵时，为了苟延残喘，海禁最终演化成闭关锁国，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便被葬送了。
航海终结者——郑和
郑和（约1371—1435年），本姓马，名和，小字三保或三宝，云南省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他的祖先原是居住在西域的穆斯林，后来迁居到云南。他的祖父和父亲因为曾经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圣过，所以均被人称作马哈只（即巡礼人）。元亡明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傅友德等率明军平定云南，马和一家失散于战乱之中，年仅8岁左右的小马和被素有掳掠幼童行为的明军劫入军中，并被阉割，成为仆僮。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傅友德奉命北征塞外，少年马和随军北上。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傅友德军改由燕王朱棣指挥，可能就在这一年，傅友德为了讨好朱棣，将年已19岁的亲随马和送给了朱棣，从此，马和成了朱棣众多随从中的一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在北方发动“靖难之役”，与建文帝争夺皇位。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皇帝在夺得皇位后论功行赏时，马和因在一次发生在郑村坝（今北京市东坝）的战斗中立有战功，被皇上御笔亲书“郑”字为姓。从此，马和改姓郑，成为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