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代表作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其文艺观主要见于《论德国建筑艺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格言和感想集》、《诗与真》、《与爱克曼的谈话录》等。具体见解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艺术创作要“抓住特殊”
在歌德所处的时代，由于柏拉图“理式论”的深远影响，从一般观念出发的创作思潮较为盛行，致使文坛上存在着“类型化”的“伪古典主义”倾向。包括席勒的创作，亦因其“为一般而找特殊”的创作方法，而导致了为马克思所批评的“把人物当作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弊端。在这样一种局面中，歌德力倡“诗人应该抓住特殊”。油画《歌德在罗马郊外的坎帕尼亚》
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曾多次强调，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与描述，只有抓住特殊，作品的形象才能生动鲜明，为人喜爱。也只有这样，一位艺术家才可以算是真正跨进了艺术“圣殿的大门”。否则，如果只是为一般而找特殊，只能导致作品的类型化、概念化。
优秀的艺术作品当然要有普遍意义，要在特殊中显现一般，但在歌德看来，世界上的“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
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作家，歌德的这类主张实际上是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他的切身体会正是，只有“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正因立足于自己的创作实践，歌德所强调的由个别出发、“抓住特殊”的主张是有说服力与可信性的，因而不仅使后期的席勒在他的影响下克服了“时代精神传声筒”的缺陷，对“伪古典主义”的“类型化”也起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为后来别林斯基等人的现实主义典型理论打下了基础。
由于“为政治服务”，乃至“为政策服务”之类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曾长期存在着正是歌德所批评的“为一般而找特殊”的创作弊端。作家们常常被要求按照某种既定的创作主题，通过所谓体验生活（实即寻找特殊）完成自己的作品。至“文革”期间，甚至形成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模式。事实证明，这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由此而产生的作品，是缺乏真实性与生命力的，甚或只能成为图解某种思想观念的宣传品。
二、艺术家要有“伟大人格”
歌德当然清楚，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并不是随意抓取个别，只是被动地模仿自然，就能写出成功之作。艺术的真正意义，亦并不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与自然竞赛，如果只是斤斤于细节的描绘，而不向着整体的概念破浪前进，“就会一败涂地地失去了目标”。与之相关，歌德进而提出艺术家要有伟大人格。歌德所说的伟大人格，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要有能够把握事物深层意蕴的足够智慧。即能够将自然作为自己的材料宝库，然后通过对自然正确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形象的一览无遗的观察，把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形体结合起来，予以融会贯通的模仿。他曾举例说，古希腊艺术家雕出了比现在地球上任何一匹马都更完美的马头，绝不要误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而成的，而是由于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得到了陶冶，“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
二是纯洁高尚而不是迎合世俗。歌德认为，艺术家只有具备纯洁高尚的伟大人格才能创作出高境界的作品。如他所指出的，高乃依的剧作之所以在培育民族品格方面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便是因为剧作家“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从而使作品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了“民族的灵魂”。诚如歌德所言，在文学艺术史上，那些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富有久远生命力的伟大作品，往往是与作家、艺术家“纯洁高尚”的精神追求有关的。
关于艺术家的伟大人格，人们通常更多关注的是其道德人格，而歌德显然注意到了一般伟大人格与作为艺术家的伟大人格之别。正是由艺术家的特殊性着眼，除“纯洁高尚”的道德人格之外，歌德同时强调：要有“主宰”自然、把握事物深层意蕴的智慧与能力。据此或许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其人格虽说不上“纯洁高尚”，但也创作出了伟大作品。
三、艺术家要有“世界精神”
与德意志民族渴望统一的时代背景相关，歌德曾经深切关注民族文学的建立，但他同时强调，莎士比亚真正民族的文学，并非仅仅属于某一民族所有，而应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意义。他曾这样赞美莎士比亚：“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洞察世界，也并不是能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并且让读者跟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能够与“世界精神结伴”，能够“像世界精神一样看透了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能瞒过他”正是基于对“世界文学”的向往，歌德尖锐批判过“民族仇恨”之类文化心理，甚至对“爱国主义”也持质疑态度。他曾这样指出：“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他主张人民应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以此来消弭民族仇恨。他明确宣称：“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
如同自己所宣称的，在许多问题上，歌德都表现出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他特别注意分析其他民族的长处，比如对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优势，歌德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不仅与德国人相似，而且要比德国人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中，往往“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且许多“都涉及道德和礼仪”。因此，德国人更应该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向外面看一看，才能避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才能促进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的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歌德所推崇的“世界精神”，指的是能够超越民族仇恨、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文化眼光与精神追求。他所主张的“世界文学”亦即这样一种世界精神的产物。歌德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世界文学观，对于已进入“地球村”时代的当今人类而言，其意义益显重要。
在我们的文艺理论及文艺研究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盛而言是重要的，但如果局限于此，不仅会影响文学艺术的世界高度，亦会导致文化观念的封闭与保守。如果仅就文学艺术而言，中国当代作品之所以难以更为广泛地影响世界，恐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