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又译为罗兰·巴尔特，1915-1980），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海岸的港口城市瑟堡，由于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在其11个月大时阵亡，巴特由母亲、姑姑以及祖母抚养长大。巴特在学生时代便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15岁时对戏剧产生兴趣，并开始阅读纪德、瓦莱里和普鲁斯特的作品。1934年通过大学的哲学专业入学考试，但因肺结核放弃，转而进入索邦大学学习古典文学。1942年巴特开始正式发表文章，1953年其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出版，之后摆脱了肺结核与疗养院的巴特开始进入创作旺盛期。1976年，巴特被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并开设文学符号学讲座。1980年，在与当时的总统密特朗等政治家共进午餐后的归途中发生车祸，一个月后去世。
巴特曾经对自己的写作历程进行过划分：在马克思、萨特和布莱希特影响之下的“社会神话”写作时期，代表作是《写作的零度》与《神话学》；在索绪尔影响之下的“符号学”写作时期，包括《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在索莱尔斯、克里斯特娃和拉康影响之下的“文本性”写作时期，其代表作为《S/Z》、《符号帝国》和《萨德、傅里叶、罗耀拉》；在尼采影响之下的“道德观”写作时期，代表作为《文之悦》和《罗兰·巴特自述》。巴特的文艺思想除集中见于《写作的零度》、《作者的死亡》之外，也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
一、“零度写作”与“语言乌托邦”
1945年，法国文坛的重要人物萨特发表了《什么是文学》，以“什么是写作”、“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三个问题为切入点，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罗兰·巴尔特文集》书影号召作家通过写作介入生活，介入政治。几年后，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对萨特做出了回应，提出“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在该书的结尾，巴特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描述着自己的语言理想国：“象征了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当此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之时：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巴特所谓的“新亚当世界”，正是其一生的写作实践中所追寻的世界：在语言中摒弃意识形态性与常规化，从而创造出一个自由的“文学写作”空间。
巴特的主张是以对法国文学史进行新的价值评判为基础的，按照自己的方式，他将文学史还原为写作史，并对写作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他区分了几种类型的写作：一是政治写作，或称为价值式写作，如革命写作、马克思主义写作和思想式写作等。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有一种意图的目光存在着”，显然，“意图的目光”即意识形态。二是传统的文学写作，如19世纪的法国小说创作等。巴特认为，传统小说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性的神话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神话学。三是现代诗歌写作，如19世纪后期出现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诗歌创作等。与对政治性写作和传统小说写作的冷静分析及批判相反，巴特将自己的理想放在了现代诗歌方面。他指出，古典诗歌与散文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实际上同属于散文语言，而现代诗人兰波的出现，则使诗歌摆脱了散文而有了自己的结构和语言。与古典诗歌不同，现代诗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一种说明，字词与意义之间也并非是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对应关系，形式也不再依附于思想功能。也就是说，现代诗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显然，在巴特看来，在政治写作和传统小说写作中，由于注重价值评判与某些方面的功利目的，语言已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现代诗则相反，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联系被打破，语言在多义性中获得了自由，文学才成为真正语言的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有可能成为语言的乌托邦。
在此基础上，巴特进而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全新的概念。所谓“零度写作”，巴特又称之为“白色写作”或“中性写作”，其特征是：“在其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形式的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状态。”也就是说，与政治写作与传统写作截然不同，在“零度写作”中，写作者不再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其主观意图以及固有的语言秩序一并隐身，剩下的只是客观、冷静、新闻式的陈述。“零度写作”这一概念与巴特后来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无论是在神话学时期，还是在强调“文本性”写作时期，“零度写作”都如一块基石，奠定了巴特对文艺“去政治化”的态度。他后来的符号学思想、解构主义转向，乃至“身体性”写作，都是源于“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及“零度写作”之类的主张。
巴特对“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与结论是颠覆性的，无论是对旧有语言秩序的深刻认识与评判，还是对刚刚萌芽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无限期望，他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敏感性，其见解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我们又应意识到，巴特所主张的“零度写作”，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写作的主体以及作为写作媒介的语言都是社会性的，因此不可能存在完全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写作。即使如被他视为“零度写作”范例的《局外人》，也是充满意图和目的的，加缪的沉默与无动于衷正是其有意营造的冷漠情绪，故而就连加缪本人也不同意巴特将自己的作品判定为“零度写作”。有人甚至做过试验，即使是完全的电脑写作，最终“拼凑”出来的文字也带有感情色彩。此外，语言的历史性决定了创新的相对性，文学也只能不断接近而永远难以到达语言乌托邦。巴特本人对此似乎亦心知肚明，他曾说过，在语言中永远没有自由，唯一的逃避权势的策略只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而这其中，亦仍隐含着意图与目的。
虽然“零度写作”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所占位置极小，但却是巴特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之一，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才是“零度写作”也众说纷纭。无论是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写作，还是一些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写作，抑或一些表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虚无态度的写作，都曾被称为零度写作。消解意义、反对权力中心的确是巴特一生致力的目标，其追求无论对认识文学艺术的特性还是促进历史进步，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如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极端化地否定意义，只能使文学成为语言的游戏。
二、“不及物写作”与“可写文本”
与“文学是什么”密切相关，巴特还论述了“什么是写作”这一问题。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形式的选择，是作家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巴特首先从语言结构入手，敏锐地指出：“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显而易见，在巴特看来，社会性的语言结构与个人性的风格共同形成了作品，古典式写作即是如此。巴特要进一步探寻的是：在语言结构与风格这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决定文学的第三种因素？巴特找到了写作自由的可能性——形式。如果说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被动的选择，那么形式则是自主的选择，语言自由也随之产生。巴特关于写作的界定与萨特截然不同，政治、伦理等都被剔除于写作之外，认为写作应偏离社会性目标而转变为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探索。
“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这一对概念正是巴特上述写作观的延伸。所谓的“及物写作”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方式，是工具性、他律性的写作；而巴特所推崇的“不及物写作”则致力于“怎样写作”，写作不再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写作就是为了写作本身。“作家是劳动者，他加工他的言语（即便为灵感所启发），他在其著作中自我专注……作家是那种典型的在如何写作中探究世界为什么的人……作家视文学为目的。”也就是说，前者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活动，后者才能将读者引向对符号与语言人为性的揭示，才能生产多元化的意义。与将写作定义为形式选择相比，巴特所主张的“不及物写作”，在探索的路上无疑走得更远，已将文本的开放性以及语言的多义性视为写作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先前所提出的“零度写作”的影子，也能够发现他后来提出的“作者之死”的萌芽。
通过对两种不同写作方式的区分，巴特又将目光投向了作品，并将其区分为“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对于那些“可读的”作品，巴特建议用传统的方法来阅读，而对于“可写的”文本，则主张读者参与式的阅读。也就是说，这类文本是一个巨大的语言空间，到处充满了能指的符号，整个文本是开放性的。意义是在读者和作者的潜在交流之中产生的。而且，这种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不断地消除，又不断地产生。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依据，则是语言本身的象征性和意义的含混性与多义性，语言本身因此而既是自足的，又是开放的。
“不及物写作”抑或“可读的文本”是否就是语言的理想国？晚年的巴特又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常论与反论。常论指的是易于重复的语言，反论则与其相反，它始终处于“漂移”状态而无法被固定与模仿。在《罗兰·巴特自述》中，巴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明显的东西是粗暴的，即便这种明显是被温柔地、放纵地和民主地表现出来的；反常的东西，不进入意义中的东西，就不太粗暴，即便它是被任意强加的”这也就是他所主张的“不及物写作”，此处的写作即是一个完全不及物的动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在他看来，一旦形成了作品，语言也就成为陈旧之物了，而语言一旦被重复，也就立刻变成了“常论”。因此只能不停地写作，不断推翻自己来寻找“反论”，并借此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
文学与语言的中介是写作，写作可以自由地在二者之间跳跃、流动，但它却始终不能摆脱语言的物质界限。巴特对“不及物写作”与“可写的文本”寄予厚望，认为通过二者，写作可以进入自由境地，固定意义也将不复存在。的确，“不及物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语言的物质界限，但如同“零度写作”一样，上述概念也是相对的、理想化的。此外，“不及物写作”与“可写的文本”难以避免的衍生物——过度的形式主义以及虚无主义，亦是巴特也无力解决的问题。
巴特的经典之作《S/Z》正是对“不及物写作”与“可写的文本”这一理论的实践与探索。《S/Z》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解读之作，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巴尔扎克那里，《萨拉辛》的意义是由整个文本所产生的，即法国上流社会的荒淫与黑暗。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是二元对立并且是单一对应的，整个文本是一个大的能指，它指向了单一的所指，意义因而是固定的。被巴特拆解过的《萨拉辛》就完全不一样了，大的能指被分成了无数独立的能指，而这些独立的能指又指向了无数的所指，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指向关系。显而易见，巴特力图突破语言结构的界线，想要探寻的正是“语言的超自然领域”。《S/Z》是巴特晚期的重要作品之一，也已被公认为是其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标志之作，其价值自然不仅在于它打破了意义中心，更在于它对语言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讨。
三、“自动写作”与“作者之死”
1968年，巴特在《占卜术》杂志发表了《作者的死亡》一文，其中提出的“作者之死”的思想，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这篇文章亦被视为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重要标志。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巴特批判了传统的作者观念。在他看来，作者的王国是十分强大的，在文学史教材、作家传记、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乃至私人日记中都可以寻觅到作者的影子，作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作品密切相连。因此我们在解读作品时，往往从作者的经历、性格等出发，并得出如下结论，即“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是任何外在因素都会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写作本身已成为新的主导。巴特的“作者之死”，显然与尼采“上帝之死”的论断有关。在巴特看来，作者亦类乎上帝，他们都是二元论哲学占支配地位的一方，因而宣判作者之死，同样是对专制和垄断的反抗。巴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习惯于对哲学命题进行实际运用，而“作者之死”便正是尼采的哲学命题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其次，巴特从文学自身出发，并利用现代语言学，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有力的证明。巴特认为，从语言学上讲，作者只不过是一个写作的人，语言陈述的过程可以在不需要主体个人来充实的情况下出色地自行运转。巴特还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自己找到了同盟者。他认为第一个试图动摇作者王国的是诗人马拉美，马拉美早就意识到，在作品中“说话”的是言语活动本身而非作者；著名诗人及文艺理论家瓦莱里亦从修辞学与语言学本性出发，不曾停止过对作者的怀疑和嘲笑；小说家普鲁斯特也“以极端琐碎的方式明显地力求打乱作家与其人物的关系……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彻底颠倒”。巴特正是联系法国文学的实际，更为充分地论证他的“作者之死”观。事实上，如果不是1980年的那场车祸，巴特还将看到，言语活动是如何更为嘈杂而自由地表达自我，并有效地构筑了一个多元化时代。
最后，巴特这样描述了作者死亡之后的文学面貌：“一个文本不是由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它是作者和上帝之间的‘讯息’）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互相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巴特的《S/Z》一书显然就是这一批评观的产物。在这部著作中，巴特通过对文本的任意拆分，《萨拉辛》的原始创造者巴尔扎克已被屏蔽了，而读者的阅读则被无限放大，新的意义不断产生。在此过程中，作为作者的巴尔扎克，实际上已被消解了。
显然，巴特正是借助“作者之死”，更为尖锐激烈地反叛了权威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强劲的思想支撑。其见解，亦是他“零度写作”、“不及物写作”之类主张的必然产物。令人惊奇的是，在巴特最后留下的讲稿《小说的准备》中，“作者”又重新出现了，巴特还指出写作是出于作者体内的一种“疯狂”的欲望驱动。从讲稿来看，与其说这是一种退步，不如说是其螺旋式的回归，也是巴特在不断地反叛传统中，也不时反叛自我，不断质疑世界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巴特有关的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已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诗歌、小说的创作而言，传统写作所注重的作品意义、“自我”以及主流话语等，常常成为被颠覆的对象。巴特“作者之死”的见解，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理论家的共鸣。但不容忽视的是，许多学者及诗人、作家在接受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例如，他们在接受巴特“零度写作”、“作者之死”之类见解时，未能充分理解巴特当时的写作语境、意图以及后来的回归。因此，面对纷繁变幻的西方当代思潮，我们既要勇于汲取，亦需要理性与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