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长江之水，滔滔东流，而前人留下的千古言论到今天是否也有其借鉴的一面。资治通鉴云：考当今之得失，鉴前世之兴衰。无论是用人还是论及天下形势，古人留给我们的都是无价的瑰宝。
1．李斯上书谏逐客
战国后期，秦国行将一统天下的趋势日渐明朗，各国为图谋自保，都广泛地网络人才，“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在嬴政立为秦王后，被尊为相国，在人才问题上亦采取了与魏、楚等国相同的政策，“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东方士人继踵西入秦。“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的李斯也告别了他的老师而“西说秦王”。
李斯（前280—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闾巷布衣”出身，作过“郡小吏”，后与韩非等就学于荀子。他投奔秦国后，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舍人，不久便晋升为郎（秦王的侍卫）。
李斯是个功名利禄欲望非常强烈的人物。他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因此，他看准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是自己摆脱“卑贱”、“穷困”的大好时机。他为郎之后，即在秦王政面前显示自己的才干，纵论天下形势，得到秦王的赏识，“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后又“拜斯为客卿”。
正当李斯顺风挂帆的时候，出现了对李斯仕途极为不利的事情：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的宗室、大臣全出来请求秦王“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所谓“客”，是指从秦国以外来秦国效力的士人。他们在秦国或为幕僚，或者担任行政职务，最高者可以为卿，冠以“客”字，称为客卿。秦的宗室、大臣请求秦王“一切逐客”，究其直接原因，起于郑国渠的开凿。
郑国渠是秦国修建的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之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但修建它却是出于韩国弱秦的计谋。原来，秦国东进的路上首当其冲的韩国，怕被秦灭掉，就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到秦国鼓动修水渠，想以此耗费秦国的大量人力、物力，“毋令东伐”。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郑国鼓动修渠的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于是秦宗室、大臣由此认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就产生了“一切逐客”的动议。
李斯于是上书止逐客，后人称此书为《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从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一直说到商鞅、范雎等人对秦国的发展、壮大做出的重大贡献，证明“客”有不同情况，应该区别对待。接着，他又以广用物产为喻，说明对人才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之驹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鸣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发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接着，李斯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纳士与逐客的利弊：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者也。最后，李斯总结说：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当时，秦王嬴政方以一统天下为己任，见到李斯的上书，很赞赏他的见识，“乃除逐客之令”。
李斯《谏逐客书》使秦王政毅然除逐客之令，对秦统一中国的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李斯因此而复官，成为了秦扫平诸侯的智囊，“官至廷尉”，“辅始皇，卒成帝业”。其次是又争取了一批人才，如尉缭就是在除逐客令后由大梁（今河南开封）入秦的。他被秦王政任命为国尉，为秦国制定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对秦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斯上书止逐客，肯定包含着做“仓中鼠”的个人欲望。但其书所论，不仅是一般的“用人”问题，秦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人才是有限的。汇聚人才者强，丧失人才者弱，强者胜，弱者败；胜于贤，败于愚。争取人才是最基本的策略之一，古今莫不如此。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秦国的发展史，是极其有意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国的人才，秦国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从秦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善于招致人才、容纳人才、使用人才才能据有天下，实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
2．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秦始皇历尽千辛万苦，统一六国，而后着手建设新的王国，统一币制，统一文字、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了种种措施，秦朝的宏伟气势，我们从现存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陵以及秦兵马俑等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化遗迹，仍可以想见秦王朝昔日的风采。然而，不过十几年工夫，这个空前庞大的大帝国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从此，秦“二世而亡”就像无可解脱的幽灵一样纠缠着后世的封建帝王，而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费尽心机地从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戒鉴。
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传诵千古的《过秦论》中，对秦的兴亡过程作过一番精到、简炼的勾勒；并且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秦始皇没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转换的机遇，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针和策略。贾谊认为，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方略是不同的；而“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至于守威定功、安危存亡的根本，就在于对百姓的态度。
西汉王朝是在秦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开国皇帝刘邦又来自民间。按理说，应该懂得“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道理。可是，刘邦生来鄙视儒生，在汉兴之初，还是个头脑相对简单的皇帝。他为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亲身经验所拘囿，固执地以为，马上得之照样可以马上治之。为此，他与谋士陆贾之间发生了一番争执。
陆贾经常在汉高祖面前称道《诗》、《书》，刘邦不客气地骂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也毫不客气针锋相对地说道：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把其中的利害一一分析给刘邦，秦始皇、秦二世并不是不想长治久安，其所以败亡是因为“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所以，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汉高祖听了这番话，虽然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但还是恍然有所悟，他“性明达，好谋听达”，是个知错能改的人，当即命陆贾著书论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陆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击节称善，左右呼万岁，于是称其书为《新语》。
在“马上得之而不能以马上治之”、“逆取而以顺守之”的方略指导下，汉高祖颁行措施健全制度，着力于安定民生；后继的惠、文、景诸帝又继续推行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方针，结果不但重建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儒家文化也在汉代成为一统天下的治国方针，对后世影响巨大。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景象。然而，不过六七十年，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两幅反差如此强烈的画面，与贾谊反复述说的道理不谋而合：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面对不同的情势，必然有不同的对策，刘邦固执武断，幸亏贾谊、陆贾之辈的谏议，并诉诸实践，这个马上得来的天下才没有“二世而亡”。如果说，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秦始皇“遂过而不变”，二世“暴虐以重祸”。那么，汉朝之所以能长治而久安则是因为汉高祖真正懂得了“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并真正将它贯彻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
自古以来，治乱世宜圆，治盛世宜方。能在马上得到天下的人不能在马上去治理天下。
3．诸葛亮豪论隆中对
一篇隆中对，铺开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势；一段豪论，确立了丞相之席位。古人求官，不需要学历，凭口才能求得一官半职，甚至是高官厚禄，但相对今人，一些没有真才实学，靠行贿行赂就从平民到高官的人而言，是不是颇有讽刺意味。他们的进身之阶，诸葛亮还是差矣。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灵帝去世后，宦官与外戚势力相互火并，结果两败俱伤，凉州军阀董卓乘机率兵入京，控制了朝政大权。董卓的暴虐统治使得各地州郡纷纷起兵反抗，导致东汉政权的统治彻底瓦解，形成地方割据的纷争局面。兖州牧曹操抢先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挟天子而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与袁绍等劲敌，到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时，已控制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他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除曹操之外，当时的主要政治势力还有控制江东的孙权，占据荆州的刘表，分占益州与汉中的刘璋和张鲁，割据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但这些人虽各据一方，其各方面的势力都远逊于曹操。
自称汉代宗室的刘备，虽素有“英雄”之称，但在这战乱纷纭的十几年中，却时运不济，屡起屡败，曾先后投奔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始终未能拥有一块稳定的地盘。这时，他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部下仅有从外地带来的数千兵将，被安排驻扎在新野（今属河南），还受到刘表部下的猜忌。在当时群雄割据的形势下，刘备的势力可说是微不足道。但这一年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刘备的首路就拨开云雾辉煌灿烂起来。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为躲避战乱，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他当时虽然只有27岁，但一向留意天下大势，潜心研究各割据势力的消长及各地的山川地形，被荆州人士称为“卧龙”。
刘备经司马德操、徐庶的推荐，三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请他出山，直到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各方的情况，并制订下长远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左右，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有感于刘备的坦诚相待，首先为他分析天下大势：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指出曹操虽是最大的敌人，有篡夺汉朝天下的野心，但目前刘备势单力孤，还不能与他争一日之短长；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在江东已形成稳固的统治，也不能去打他的算盘，而只能与他结为盟友。
接着，诸葛亮又指出：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羸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认为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而统治者却平庸无能，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而刘备此时大可乘虚而入，建稳根基。
在此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决策：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与深刻论断，得到刘备的衷心赞许；而刘备始终不挠的雄心壮志与礼贤下士的谦恭态度，也赢得了诸葛亮的诚心归附。从此，开始了他们携手共创蜀汉政权的艰难历程。
诸葛亮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制订了立国方略。首先诸葛亮借曹操打败袁绍，转弱为强之例，委婉地指出刘备戎马20余年仍寄人篱下的原因，说明称霸天下“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道理，然后提出了兴复汉室的五点战略方针——
一、曹操拥兵百万，雄踞北方，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暂时不可与之争锋较量。孙权承继了父兄在江东的基业，“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所用”，只能与东吴联盟结好，共同抗拒实力强大的曹操。
二、取代在军事上比较软弱的刘表、刘璋的地位，夺取军事重镇荆州和天府之土益州，以这两处为根据地，延揽天下英雄，鼎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