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占据荆州、益州后，集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与荆州之通途，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积蓄经济实力，南抚夷越，稳定后方。
四、待荆益两州政权巩固，国富兵强，一旦天下有变，则兵分两路，成钳形攻势夹击中原，北伐曹操，恢复汉室。
五、击溃曹操以后，江东必然势单力孤，就会自然归顺，刘备就可完成一统天下的霸业。
诸葛亮一席弘阔之论，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外交诸方面，概括了汉末形势，预示出政局发展的前景，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隆中对策的正确。“隆中对”体现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政治韬略，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说：“草庐数言，皆如左卷。”
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挚所感动，出山创建大业，实现安国济民之志，跟随刘备来到新野。发现刘备兵力甚微，只有数千人。为了增加兵源，诸葛亮建议清查“游户”，要求他们自报户籍，按户征兵，结果使刘备的军队扩充至数万人。刘备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两人感情日益亲密，使汉末的政治风云史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与孙权联合，击败曹操的南下大军，又通过外交手腕，从孙权手中夺得荆州，使刘备终于有了一块可以立足之地。而后，利用刘璋与张鲁的矛盾，借助于张松、法正等内应，刘备出兵益州，最终占据了益州与汉中，与曹操、孙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
三国时期，英雄并起，而鼎立的局面似乎不是曹、孙、刘三人的努力，诸葛亮一番高谈阔论就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不差毫厘，雄才盖世，不愧“卧龙之称”。此后，诸葛亮以智谋称奇加之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等大将辅佐，一路斩荆披棘，终于雄据巴蜀。
以贤者为师，是帝业之君；以贤者为友，是霸业之君；至于“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则是亡国之君。对于刘备来说，真是得一士足以安天下。
其实，历代君主多是远贤臣而亲小人，甚至戳贤臣而宠小人，这就怨不得有那样多的昏君暴君和短命王朝。
4．《平边策》两朝受益
《平边策》文字不多，却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一清二楚，无论是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是其最大的受益者，真是一篇文章、两朝受益。
中国在唐朝灭亡后，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再次陷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多是武夫出身，只懂暴力不知怀柔，对内残酷地剥削、压迫百姓，对外互相攻伐杀掠，加上东北地区的契丹族统治者不断南侵，致使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劳动人民急待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渴望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能够减轻剥削压迫，发展生产、消灭割据、抗拒契丹。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要求，出现了后周的改革和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活动。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及其养子、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清除社会弊端，先后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因力大为增强。在此基础上，周世宗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活动。
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命近臣二十余人各献策一篇，讨论治国之道。其中有一篇最受周世宗赏识，这就是比部郎中王朴所献的《平边策》。
王朴（914—959），字文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后汉时，获进士出身，授校书郎，后辞官。后周初，为柴荣辖下官员。柴荣嗣位，授比部郎中，后历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枢密使、检校太保等职。他“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平边策》就是他的诸多建议中最有见地的一篇。
在这篇对策中，王朴首先强调指出，自唐末以来，“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才使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形成分裂割据之局。因此，要完成统一大业，须从整顿内政、加强国力入手。“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种主张，和周世宗改革的意图适相一致。在此之后，王朴着重论述了实现统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这一战略和策略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可以说切中时要。当时全国的态势，南方诸国占据天下富庶之区，财源滚滚，但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国力不强，首先攻取南方诸国，一来其势如摧枯拉朽，水到渠成，可以事半功倍；二来可以获得南方财富，迅速增加国力；三来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北伐统一中国。如果先行北伐，不仅难于得手，而且两强相拼，必然耗时耗财耗力，大伤元气，从而使南方诸国坐收渔利。另外，南方诸国也很可能乘机蹑其后，使后周腹背受敌。王朴有鉴于此，提出了避实就虚，先灭南方诸国，不与契丹过早发生正面冲突的战略，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世宗览之，愈重其器识”，并且将其主张付诸实现。在几年间，先偏师西征，得后蜀四州之地，又以主力南征，得南唐江北之地，从而把后蜀、南唐置于瓮中，随时可以吞并。之后，世宗亲自率军北伐，连下被契丹占据的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可惜他中途病逝，壮志未酬。不久，北宋代周，继续完成统一事业。所采取的战略仍是“先难后易”，“先南后北”。虽然具体做法与后周稍有不同，但基本思想和战略是一致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北宋最终未能灭辽统一全中国，但毕竟在大半个中国的范围内消除了封建割据。这种相对统一的局面的出现，追根究底，首先应当归功于王朴的《平边策》。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平边策》就是时势所造，五代十国，各据一方，各有强弱，要想一统天下，先易后难，避实就虚是灭敌强己的绝佳策略，正因为如此，后周才要他的那个时代与众不同，柴荣也因此成为史家向来称颂的皇帝。
5．宋太祖奇略制六合
一代帝王之兴，当其艰难创业之际，莫不审时度势，决机帷幄之内，奇略宏谟，独运绝出，然后能履至尊而制六合，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其中的典范。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领军队回到开封，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
北宋初年，经历了唐末、五代数十年的长期战乱之后，赵匡胤所继承的只是一个烂摊子：民生凋蔽，国库空虚，而诸侯又雄距各方。当时，在广东地区，有刘氏建立的南汉；江淮地区，有李氏建立的南唐；杭州地区，有钱氏建立的吴越；四川地区，有孟氏建立的后蜀；荆州地区，有高氏的南平；河东（今山西）地区，有刘氏的北汉。这些割据政权的存在，使初建的北宋政权仍处于中原小朝廷的地位。而建都在临潢府的辽国，更是宋朝北边的一个劲敌。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使新建的北宋王朝不再成为继五代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便成了以赵匡胤为首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处心积虑要加以解决的头等大事。
赵宋王朝逐鹿的对手，主要是辽国。在赵匡胤称帝前，后周曾于广顺二年（952）进攻北汉，因辽国派兵援助北汉，遂无功而还；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再次出兵北汉，辽穆宗派大军援北汉，周兵乃至大败；显德六年周世宗出兵伐辽，辽穆宗率兵迎战，周世宗以得病退兵，后病死。后周与辽国近十年的交锋，证明作为中原小朝廷的后周，是难与强大的辽国相抗衡的。在后周任高级军职的赵匡胤，亲身参加了后周与辽国之间的征战，其结果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与辽国相比，南方的几个割据王国，多处于物产丰富的地区，其中广州和泉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而这些王国的军力又都较为薄弱，统治又都很腐朽，薄弱，容易攻取。如果北宋能够夺取这些地区，不仅可以扩大辖境，而且可使军政费用充裕起来。
而在赵匡胤即位之前的十年间，辽国的皇族争夺皇权的斗争极为激烈，多次爆发谋反事件。辽穆宗即位次年，政事令娄国与林牙敌烈等，图谋推翻穆宗自立。不久，李宛又和郎君嵇干、林牙华割等谋反。后来，敌烈又和耶律海思、萧达干等谋反。赵匡胤即位那年的夏天，辽国又发生了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的谋反事件。辽穆宗因忙于镇压皇族的谋反，而无暇派大兵南下，这就为建都开封的北宋王朝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是对新登帝位的赵匡胤的一个重大考验，同样，对新生活的宋王朝也是一个重大考验。赵匡胤在与其弟赵光义分析当时天下大势时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四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勃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有了这个想法，赵匡胤又约其弟赵光义，在一个风雪之夜不畏严寒，同至谋臣赵普家，共商统一大计。史书载：
赵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赵匡胤）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
这个“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确定之后，北宋王朝于乾德元年（963）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和湖南的割据势力；乾德三年（965）出兵灭后蜀；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开宝八年（975）灭南唐；稍后又凭借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纳土归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开宝二年（969）和开宝九年（976），北宋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但都因遇到辽国的援兵，无功而还。尽管如此，南方的统一毕竟奠定了消灭北汉的坚实基础。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对北汉作第三次的出征，终于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征服了。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抓住时机，采取“先南后北”的正确战略，使初建的北宋政权迅速地得到巩固，使地处草原的强敌契丹难以牧马中原，从而保证了北宋没再成为第六个短命朝代。宋朝三百年的基业，也因此而得以奠定。
从北宋初建到局部统一，单凭宋朝相对单薄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宋太祖，太宗等人，抓住机遇，正确决策，以战养战，生生不息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仍值得珍视。
6．刘伯温时论定天下
在元末明初，刘伯温的名气近乎神化，而那些割据一方的豪杰都想拥他为己有，为自己助一臂之力。在古代一向以身份地位入阶的社会里，刘伯温以元末官场的不得志之仕成为明初的最大功臣，真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
元至正二十年（宋小明王龙凤六年，1360）暮春三月，朱元璋在应天府迎接了三位来自浙东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之一便是后来他身边最著名的谋臣刘伯温。
刘伯温，名刘基，浙江青田人，世为地方大族。他于元至顺间考中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各地群雄纷起，刘伯温被任元帅府都事，守处州（今浙江丽水），后因与朝中权贵不和，被夺去兵权，回到家乡青田，组织民兵武装自守。
历史上关于刘伯温的传说甚多，把他说成一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能须知身前后事的神奇人物。这些传说虽不足信，但是刘伯温足智多谋，卓识远见不下于三国时期的“卧龙”诸葛亮。朱元璋之所以能开基建业，刘伯温故知新辅佐功不可没。
朱元璋久闻刘伯温的大名，为了将他请出，多次命人以书信相诏，终于将他请到了应天。
朱元璋为了接待刘伯温等人，特地在应天城内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这些贤士们的住处。刘伯温一到应天，他便立即相迎，宠礼甚至，而且迫不及待地向刘伯温请教征取之计。
刘伯温虽然僻处青田自守，但对天下之事却了如指掌。此时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拥有江淮一带，又兵进浙东、浙西，扩大了实力。而元军正与红巾军主力战于江北，无力南顾，朱元璋的主要对手便是群雄中的陈友谅和张士诚。
陈友谅，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人，渔家出身，勇猛敢为，但史书中也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他本为徐寿辉部将，但其后势力日强，反将徐寿辉挟制于身边，为所欲为。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今属江苏）人，私盐贩出身。朱元璋攻陷集庆时，他也攻陷平江（今苏州），占据了江南富庶之地。史书中说他：“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
群雄之中，陈友谅实力最强，张士诚最富。一个地处朱元璋上游的武昌，一个地处朱元璋下游的苏州，朱元璋居于其中，与之互相攻战，互有胜负。
刘伯温不仅对此熟知，而且早有所谋，他初见朱元璋，便陈上了时务策，当朱元璋问及征取大计时，刘伯温说道：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五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这便是此后朱元璋建国立业所遵循的战略原则。这个战略原则的制定，不仅根据当时群雄纷争的形势，也注意到了陈友谅与张士诚的性格特点。所谓“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朱元璋的这段话，可算是刘伯温所上时务策的进一步解释。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深为赞许，便以基为参谋，参濂为儒学提举，以溢与琛为营田司佥事。刘伯温从此佐戒帷幄，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开始了新的政治军事生涯。把朱元璋作为明主辅佐，刘伯温的抉择是对的。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陈友谅是朱元璋的首敌，消灭陈友谅的军队主要经历了两大战役：首战龙江，改变了陈、朱兵力悬殊的状况；再战鄱阳，陈友谅身亡、主力被歼。刘伯温都直接参与了两战的运筹决策。
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又破平江，擒张士诚。洪武元年（1368），徐达等人北伐南征，统一全国，建立起明朝统治。
建国立业的大事，战略决策是头等大事。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实践，刘伯温审时度势，洞悉对手的优缺点，知己知彼，最终成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