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底，母校西北民族舞蹈学院派我们舞蹈系教学主任到北京舞蹈学院洽谈，办了手续，提前一年把我从北京舞蹈学院接回来，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一个小单间，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了。回到西北民族学院，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班级再读了一年芭蕾舞，其中兼学剑舞，当时田胜玉是我的剑舞课老师。
从北京舞蹈学院回到西北民族舞蹈学院，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我给我们班的学生讲民族舞技术技巧课。第一次，被那些和我长得差不多高，甚至比我还高的同班同学喊着叫“老师”，我还是有点不自在。按照学校定向代培生的规定，一年后我要么留在西北民族舞蹈学院任教，要么被分配回我的家乡内蒙古。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发觉得自己还不适合做老师，毕竟，教育是一项博爱的事业，不但要有爱心，还要有耐心和责任心，这意味着我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身上；另外，当老师不能光有理论上的知识，还要通过自身的实践积累经验，而我的舞蹈舞台实践几乎是零。在一次又一次的“教学实践”中，我开始觉得做老师的枯燥和本身的欠缺，我的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分了，我时常在想着自己的前途问题：“难道自己真的就这样下去吗？”
我的母亲是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从小就看到她是怎样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可当时刚满18岁的我更向往舞台上的自由和奔放，我希望把我的青春、热血和汗水奉献给我热爱的舞台。我希望自己能够专心致志地跳舞，没有杂念地学舞，因为我知道舞蹈这条艺术的长河是绵延不断的潜流，我还没足够的本事在河中畅游，我还只是在河边浅浅地嬉戏着河水。如果这时候我去做老师去教学生，这可能会误人子弟，更可能会抹杀了自己内心对舞台的那份热情和专注。
也许，我的这种想法和决定太自私了，但我不希望我的人生留下遗憾，亦如我当初义无反顾地学舞一样。如果说当初学舞，纯粹是因为对舞蹈的兴趣和肤浅的认识的话，那么在这种认识的状态下，我对未来的设想也许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空泛的“舞蹈家”了。殊不如“舞蹈家”是说得轻松，跳得成“家”那却是多么不易的。年少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空泛的目标并不是件坏事，毕竟这样的一个光环就像一盏明亮的灯，指引着我向希望和光明走去。然而，当我18岁，当我成人了，当我经过六年的“舞蹈修练”，我却把我的目标缩小了，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在舞台上用我的肢体，展现我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用舞蹈彰现生命的意义，做一个灵动的舞者。可18岁的我，能冲破这现实的羁绊吗？
那天，上完临毕业的最后一堂剑舞课，田胜玉老师关切地与我拉起家常。田老师问我：“金锋，快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吗？”
“或许留校，不留校也打算留在甘肃，还没想好呢。”我无奈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没想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做演员，在舞台上丰富自己的艺术人生。”田老师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说。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选择对不对。”我有些欣喜地说，为的是我的想法竟然能与老师“不谋而合”。
“舞蹈艺术的道路没有对错，只有更适合自己发展，所以，你还是应该仔细权衡一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田老师说。
到底是弃教还是选择做演员？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仍然是充满矛盾的，学院领导和老师这样器重我，希望我学成回来，能在学院的舞台上耕耘。而我的本意却不想去任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教师这个行业，而是我认为，我去做教师的条件还不成熟。从12岁学舞到18岁学成毕业，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在舞台上实践，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舞蹈艺术的内涵，用自己的肢体去展现舞蹈艺术作品的外延。当我所学的舞蹈知识，通过我的实践进行深刻、细腻、灵活地表达，经过一次次舞台的砺炼，让我肢体语言日臻完美，我想那时候我会考虑去教书育人。
毕竟，自己这些内心深处的想法不是每个人所能理解的。我想，每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做出超乎别人预料的决定，都是有着它特殊的意义的，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会从此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然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田胜玉老师说的“年轻人应该做演员，在舞台上丰富自己”一句话，点醒了我，与我的内心不谋而合。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弃教从舞”。
几天后，机遇出现了。西北五省的歌舞团到宁夏挑演员，我参加了报名考试。当时，甘肃省歌舞团和宁夏歌舞团都看上我的基本功，都准备要我去。可是西北民族学院并不愿意放我走，学校放出话来，我要是不留校任教就得分回内蒙古歌舞团，去别的地方不行。但几个舞蹈团要我去的态度却很坚决，几乎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宁夏文化厅厅长和歌舞团团长亲自找我谈了几次话，并表态只要来宁夏歌舞团，派遣分配的问题我不用管，一切都由他们办理，并要求我三天内给答复。
当天，我和父母通了电话，表达了我要到宁夏歌舞团做演员的意思。父母没有赞成也没表示反对，只是说我成人了，让我自己拿定主意。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却是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理解。
我最终还是辜负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逃跑了。
当天我就做出了决定，随宁夏歌舞团回到宁夏。因为宁夏歌舞团给我的许诺太有“诱惑力”了，我真的无法拒绝。当时宁夏歌舞团准备排舞剧《西夏女》这一部大型西夏历史舞蹈，团长说如果我到宁夏歌舞团我将获得其中的角色之一，这对我这个专业出身，没有背景的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况且，团领导确实看上我的舞蹈专业能力。除此之外，我当时选择宁夏歌舞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宁夏歌舞团在西北五省区专业艺术团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它是很多专业或是余业歌舞艺术爱好者理想中的圣地。
1958年宁夏被批准建省，同年宁夏歌舞团成立，主要由来自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空政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全总文工团的支宁人员和原甘肃省银川地区文工队组建而成。因此，宁夏歌舞团团组人员都是一些优秀的歌舞艺术人才，当时的舞蹈艺术家们都是从北京直接调配来的，他们的舞蹈专业水平和舞蹈素养都是出类拔萃的。而由这些老艺术家们带出来的学生当然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了，我的恩师杨月林和杨华老师就是第一批由老艺术家们带出来的演员，他们舞蹈专业技能、技巧都是十分过硬的。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这对的我在舞蹈艺术道路的成长是极其有利的。
当天，我就被分配到了宁夏歌舞团，成为宁夏歌舞团的一名年轻的舞蹈演员。我的好多个同学，父母就是宁夏歌舞团的编导，他们也顺理成章地被分到团里。选择到歌舞团，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心里想要做的工作，这样的一份工作能够给我提供广阔的舞台。
也正如歌舞团领导给我的承诺一样，歌舞团给我提供了住宿。对我的人事档案，专门派我们团的刘副团长负责办理，而刘副团长为了我的调动，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我的关系从内蒙古歌舞团迁调过来。而这半年的时间里，歌舞团则每月单独给我发工资。
宁夏歌舞团是个艺术人才济济的地方，当年和我一样从全国各舞蹈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有40多名被分配到宁夏歌舞团，而原来的老舞蹈演员也有30多个，加起来就有80多个演员。我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时，无论是舞蹈专业成绩还是文化成绩，都是十分优秀的。但我毕业后的自身条件并没有初期老师们所预想的那样好，我的身高只有1.71米，而且人也长得瘦小。这样的外在条件，局限了我的发展。因为体格较瘦，大型的晚会我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即便是平常的演出活动，我也不能担任好的角色，单人舞、双人舞蹈的主角都与我无缘，我只能以伴舞者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再者，当时歌舞团里当红的演员不少。编导们的作品多是为这些台柱们量身定制的，不过在歌舞团做了一段时间的伴舞后，我逐渐地也有主舞的表演机会，但这样机会却是非常有限的。毕竟，并不是每一个舞蹈剧本都可以随便由演员演，剧本也是挑人的，编导会从你的舞蹈素养、气质、舞台风格等等各方面来综合判断你是否适合剧本的角色，才决定是否由你来主舞。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由于我自身条件的因素，初到歌舞团里我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但生活似乎对我特别的眷顾，总让我遇到好老师，他们认为我可塑性强，给了我一次又一次发挥特长的机会，这对我的舞蹈艺术道路上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使我在舞蹈艺术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其中，有两位老师至今我仍然念念不忘，感激不尽，他们都是国家一级编导，即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杨月林和他的爱人杨华。
还记得当时，杨月林老师是宁夏歌舞团的编导，我们歌舞团的好多舞蹈都是出自他的创作，他最出名的舞蹈作品《旦角》曾获得舞蹈最高艺术奖项桃李杯的金奖。而杨华老师发既是歌舞团的演员又是教员，她是我们这些初到歌舞团的年轻演员们的舞蹈基训老师。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杨月林和杨华老师对我的栽培和扶持，我在舞蹈的路上摸索前进的脚步会慢得多。尽管当时我是团里费了很大的力气从西北民族舞蹈学院“挖”过来的，但受我的自身条件所局限，合适我的角色并不多，更谈不上在歌舞团能够担任很好的角色。但在日常的舞蹈基训课上，杨华老师了解到我的舞蹈基本功十分扎实，而且对舞蹈感觉的表达与悟性比较好，于是，她注重挖掘我的内在潜能。她和杨月林先开始有意识地为我“量身定制”编排双人舞，后来杨华老师还将其做教员的位置交给我，并有目的地培养我向编导的路子上发展。确实，年轻人在成长的道路上，能有一位良师益友点拨你，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避免浪费很多不该浪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