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文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年纪比他少十一岁的短命诗人王令（公元1032-1059年）。王令字逢原，江都人。王安石大约在常州做官时与他相识。他们还有亲戚关系。王令的妻子是吴之女，她与王安石的妻子算是同祖姊妹，根据陈士业《寒夜录》说，也是知书能诗的。今王令《广陵先生文集》与《王临川全集》中都收有彼此唱和的歌诗和书信若干篇。王安石致王令信有八封之多，其第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谓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
王安石看到王令生活很苦，而能守道安贫，不独爱他的诗文，而尤重他的节义。这一点是他们两人友谊的基础。王令虽然只活了二十八岁，却给我们留下许多战斗性很强的现实主义的优秀诗篇。长歌如《梦蝗》，短诗如《饿者行》以及七律《暑旱苦热》，等等，都是落地有声的佳作。所以王安石给王令写的墓志铭中说：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余将友之而不得也。呜呼！今弃余而死矣，悲夫。
王安石对王令的过早去世是感到惋惜。他在《思王逢原》诗中说：“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王安石与王令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却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大约便是使王安石与王令成为知己的原因之一吧。
王安石结交的着名作家、诗人，除上文提到欧阳修、曾巩、梅尧臣、王令几个人之外，还有苏轼兄弟，刘敞、刘兄弟以及沈括者人。人们都知道，北宋自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提倡古文、诗歌革新运动，天下文人翕然从之。当时许多作家、诗人都围绕在欧阳修的身边，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散文、诗歌创作队伍，大大推动了宋代散文诗歌的发展。同时这些作家、诗人象王安石、苏轼、苏辙、刘、刘敞兄弟等，彼此之间几乎都是通过欧阳修才认识的。但是苏轼后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便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云。”两人的关系因此疏远了。不久苏轼便离开朝廷到杭州任通判，其后又屡遭放逐，情况十分复杂。不过厂这些与王安石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公元1084年七月，苏轼由黄州奉旨授汝州团练副使，路过江宁，仍然与郡守王胜之去蒋山拜访王安石，盘桓数日，然后渡江北去。此后，两人还经常通信、唱和。苏轼有《次荆公韵三绝》：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给苏轼写了回信，并谈了自己对秦观诗歌创作的看法。
我们从这两封信里一是可以看出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已放弃了变法之争，言归于好；二是他们两人对于后进如秦观十分热情，甚为推重。
但王安石与苏辙的关系却不怎么好。当年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他曾提拔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这官，专事起草变法文件。当王安石推行变法时，也曾征求苏辙对青苗法的意见。苏辙回答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矣。”（《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苏辙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他到了晚年作《诗病王事》还说：“王介甫小大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而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之二，吏缘为奸，至于信息，公私皆病矣。”但是当王安石任知制诰时，苏辙因批评朝廷之得失，被降级调任商州军事推官。王安石并不因为苏辙反对变法就借此机会将他贬谪到地方去，相反他却在朝廷上给苏辙讲了好话，苏辙才没有赴任。至于后来苏辙屡遭迁谪，则与王安石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黄庭坚是王安石的后辈，然而他们也成了朋友。早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黄庭坚任叶县尉时曾写过一首《新寨》诗，传至京都，王安石阅后，就大为赞赏。到了元丰年间，黄庭坚在去江宁蒋山拜访王安石之后，说：“予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责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也。”黄庭坚还先后给《王荆公惠李伯牖钱帖》和《王荆公骑驴图》写过题跋，并且手钞王安石《虔州学记》。黄庭坚是宋朝着名的书法家，他不轻易给人抄书，居然给王安石抄书，足见他是如何仰慕王安石了。王安石对这位年轻诗人也是十分尊重的，他为黄庭坚的画写过题跋，说：“江南黄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显然也受到王安石的影响。
王安石与着名诗人学者刘敞、刘兄弟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王安石不仅佩服刘敞兄弟的诗写得好，而且还佩服他们在经学、史学、考古学方面的博洽多闻。从前面所引欧阳修《与王介甫书》来看，刘敞知扬州之前，王安石有所吟咏都是先寄给他看，不然他不会写信告诉欧阳修；欧阳修也不会向刘敞索取王安石的诗作。据有些宋人诗话与笔记记载，刘敞性滑稽，为人诙谐，时常爱跟王安石开玩笑。总之，他们二人的结交较早，交谊也较深。刘敞《杂录》里还提到王安石与王令，说：“令亦扬州人，少落拓不检，未为乡里所重。后折节读书，作文章有古人风，王介甫独知之，以比颜回也。”并说“是时余守扬州”。这证明刘敞与王安石认识早在刘敞知扬州之前。又从王安石《与刘原文书》来看，两人不仅写信论诗而且还谈从政的事情。信中说：“河役之罢，以转运赋功本狭，与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堕马，贾生悲哀。泔鱼伤人，曾子涕泣。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某所以愧恨无穷也。”后来王安石官知制诰，刘敞还写过贺诗。王安石奉答曰：“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谋。为生晚更拙，怀禄尚迟留。黾勉讵有补，强颜包众羞。谓我古人风，知君以相优。君实高世才，主恩飞绸缪。哿矣哀此民，华簪宁易投。”（《答扬州刘原甫》）二人互相劝勉，尤其念念不忘民间疾苦。
至于王安石与刘的关系大约是经过欧阳修介绍的。欧阳修对刘的文才极为称赏，曾写子举荐刘与吕惠卿充馆阁职，说他们“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并宜置之馆阁，以付圣朝养育贤才之选”。王安石嘉佑三年认识吕惠卿，也可能那时他已认识刘了。
王安石是政治家、文学家，又两任宰相，因而他认识的作家、诗人，当然远不止这些人。据《宋史》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所载，蔡确、吕惠卿、章、曾布、蔡京、曾肇、陆佃诸人也都是他推行变法的共事朋友。至于王安石晚年隐居江宁蒋山的十年间，与他经常往来的则有俞秀老、孙莘之、王胜之诸人，这些人只不过是谈禅说佛的朋友，偶尔也一起写写诗，彼此的影响远远不及欧阳修时代认识的那些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