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当时其父王益任临江军通判，他是在通判府第中呱呱坠地的。
王益在临川老家未曾购置田产，所以在各地做官总带着家眷同行。正由于此，王安石从小就跟父亲游宦四方，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不少地方，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目睹了人民贫困化的现象，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了初步的感受。
从公元960年宋代建国到王安石所生活的时代，宋王朝统治者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巩固统治，这固然收到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成效，但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弊端。
宋太祖赵匡胤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企图以募兵养兵把破产的农民招到军队中去，然后把农民和士兵隔离开来，使他们在行动上互无联系，以防止农民起义和士兵造反。所以朝廷每年都招募大量士兵，荒年更是把大批饥民招入军队，这样就使政府的雇佣兵数量越来越多。建国初期军队才二十万人，而到皇佑元年（1049）就达一百四十万人（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养兵的费用竟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就是所谓的“冗兵”。
为了防止官吏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便设置重叠的官职，使之相互牵制。如在宰相之外，又设枢密使掌兵权，设三司使掌财权，结果宰相仅掌民政；并且还设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成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以削弱宰相以及各部门长官的权力。又如在一州之内除设知州外，还设通判，以分其权，并使之彼此制约。这种官僚制度中叠床架屋的做法，就使官员增多，加上通过恩荫、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做官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庞大。真宗时，文武官员为九千七百余人，到仁宗皇佑（1049-1054）年间就增至一万七千余人。宋祁就说过：“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上三冗三费疏》）。这是所谓的“冗官”。
“冗兵”、“冗官”的巨大支出，再加上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如仁宗整天饮酣宴乐，后宫达数千人之多，赏赐动以万计，使宋王朝的开支日增，造成所谓的“冗费”，使国家逐年亏空，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好地控制军队，避免唐代藩镇割据现象的产生，宋王朝实行更戍法，把京师开封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又把调兵之权交给枢密使，握兵之权交给统帅，造成“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何坦《西畴老人常言》）。由于认为“内患”比“外忧”更可怕，于是实行“守内虚外”政策，把绝大部分的兵力，屯驻在京城开封的周围和各主要州郡之内，而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上，只放了仅够防守的军事力量。靠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滥竽充数，老幼病弱杂厕其间，平常缺少训练，有些人终日“游嬉于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苏舜钦《上范公参政事并咨目七事》），上阵时不识战阵，不会打仗。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国家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
上述情况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把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同时，宋王朝统治者纵容兼并土地，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因此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仁宗即位时（1022），豪强势要之家占田达“天下田畴”之半（《宋会要稿·食货一》），至仁宗晚年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宋史·食货志》）。而官绅势要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土地日益兼并集中，繁重的赋税、差役负担就更多地落在中下层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头上。受到豪强地主和中下层地主阶级剥削的贫苦农民更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其时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另一方面，军队缺乏战斗力，国家十分软弱，使宋王朝在对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失利的地位。太宗时，两次攻辽都以失败告终。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侵，他们连攻带吓，迫使宋订立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交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再次声称要南下，向宋王朝进行政治讹诈，结果又在澶渊盟约所定交纳绢银数字上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对西夏，景德三年（1006）以每年给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求取边境的和平。于是西夏乘机扩张势力。及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连年攻宋，先是宋大败，后互有胜负，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重订和约，宋每年送与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才换得暂时的苟安。当时的宋王朝就是处在这样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的局势之中。
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息的熏陶和父母严格的教育下，王安石从小就喜爱读书，说他“一过目终身不忘”，虽不尽其然，但他确实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十二岁时开始学习为文，已表现出才思敏捷的特点，以后更是越写越好，“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十三岁那年，祖父逝世，父亲丁忧从韶州返乡，他也随父回到了临川老家。在临川的三年中，他经常到不远的金柘冈的舅父家中去。那里一到春天，山花烂漫，蜂蝶齐飞，风景十分优美。他和表兄弟们就在这样如画的自然环境中一起读书作文，旁若无人，意气风发，以博取功名富贵，实现人生大志自期。
在舅父家中他还见到了当地的一位“神童”方仲永。据说此人五岁时还未见过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就从邻居家借一套给他。他当即就写了四句诗，并题上自己的名字，诗的内容主要讲奉养父母、团结宗族，很快诗就在全乡的秀才中传开了。从此，人们指物出题叫他作诗，他立刻就能写好，且文理颇佳，乡里人都把他当作奇才，慢慢地有的人家就请他父亲带着他去作客，或用钱买他的诗作。他父亲看到有利可图，就整天领着他到处去拜访乡里人，不让他学习。等到王安石这次见到时，他已经十二三岁，叫他作诗，称不上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好了。这件事使王安石深深感到后天学习的重要，激发起他要更加刻苦读书的决心。由于感触良深，十年后他还就此事写了《伤仲永》一文。
这时王安石虽然还是一位少年，但已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他在离开临川前曾写了一首题为《闲居遣兴》的诗：
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驿骑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诗的头四句写闲居情景。最后两句感叹朝廷无人谋划安边定远的良策。从此诗可以看出，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安邦治国的远大志向。
景佑三年（1036），王安石十六岁，父亲丁忧期满，他随父离开临川到汴京开封听候新的任命。“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忆昨诗示诸外弟》）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汴京他结识了后来也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王安石和曾巩除了是同乡外，还有着姻亲关系，论辈分，曾巩是王安石的表叔，但他们年龄相仿。这时曾巩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才与王安石相遇的。由于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加上志趣爱好相似，他们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在汴京的这段日子里，两人或结伴同游，携手观景，或赋诗作文，纵谈历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父亲王益被任命为江宁府通判，“明年亲作建昌（应作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忆昨诗示诸外弟》），王安石随父亲乘船于四月到达江宁任所。在那里，他谢绝婚丧喜庆等一切应酬活动，闭门苦读，立志要成为像尧舜时代的契与后稷一样的贤臣。
宝元二年（1039），王安石十九岁，父亲在通判官任上逝世，葬于江宁牛首山。他奉母亲、兄长守丧，全家从此就定居在江宁。由于没有了父亲的俸禄收入，家庭经济十分困难，“衣穿食单，有寒饿之疾”（《上张太博书》），有时竟要到钟山上采野菜来充食。不久，他跟两位兄长入府学学习，成为一名诸生。在府学里，他刻苦读书，努力钻研，为他后来应试中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府学诸生期间，他结识了同学李通叔。李通叔是福建人，容貌语言都像一位君子，所作文章一本于古，胸中没有一点华虚荡肆之学。王安石感到与他志趣十分相投，遂结为好友，经常互赠诗文，彼此切磋。他们不慕富贵，不羞贫穷，唯以归于大道，施君主德泽以及于斯民为期。与李通叔的相交，使王安石在为人和为文上都获益匪浅。不幸的是，后来通叔两次赴进士试都落第，在第二次下第返乡途中溺水而亡，年仅二十八岁。三年后，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辞》中对通叔的早逝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深深的惋惜。
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服丧期满，进京应礼部试。第二年三月，一举高中杨榜进士第四名，同榜及第的还有王、韩绛等人。据说王安石本来中的是第一名，后来主考官把他的试卷呈送给仁宗审定，仁宗看到其一篇赋中有“孺子其朋”的句子，而“朋”与“崩”谐音，便不悦地说：“此语忌，不可以魁天下。”于是就把他的名次和当时中第四名的杨对调了。对这件事，王安石并不在意，以后始终未曾对别人提起过。
同年秋天，王安石被朝廷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在扬州，王安石认识了孙侔，遂成为好友。孙侔，字正元，又字少述，吴兴（今属浙江）人。他兄长在温州做官，要随父母、兄长到该地生活，临行时王安石写了《送孙正之序》一文勉励他，文中一开始就强调，作为君子应该特立独行，而不应随波逐流，失意时要坚持原则，不趋时媚俗，受到君王重用时，要改变时俗使之符合圣人之道。他认为在这方面孟子、韩愈是杰出的榜样。接着他赞扬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坚信正之一定能够成为像孟子、韩愈那样的人。这既是勉人，又是自勉。此文反映出王安石一入仕途便确立了“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
庆历三年（1043）三月，王安石回临川省亲，踏上了返乡的路途。暮春时节，他乘舟南行，放眼所经江湖，浩淼无际，绵延千里，时而风和日暖，波涛不惊，时而风狂雨骤，浊浪滔天，历经两个月，于五月才到达临川老家。
抵老家后，他上堂拜见已八十高龄的祖母谢氏，并到祖父等先人坟茔祭扫。想起十年前随父在此为祖父守丧时的情景，他唏嘘不已。看到家乡城廓依旧，而所认识的人已经很少，又不禁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