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广播有声语言个性的核心指标是它是否能以其语言品位给听众带来审美愉悦。这不仅取决于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更来自于担负对他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自觉。广播有声语言独特之处在于它直接触及人的心灵，所以必须通过产生审美的愉悦感（而不是强烈的反差刺激抑或诸如此类的感受），才能实现广播的功能和价值。愉悦的浅层心理感受是快感。众所周知，此快感不是由感觉输入带来的低层次感官刺激（虽然它位于浅层审美机制），而是从联想、想象出发，达到感悟层面的深层审美快感。深层次的审美快感使听众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暂时隔离出来，心灵得到片刻的舒缓和安宁，是脱离低层次趣味的审美感受。
有声语言审美愉悦感主要包括：音声美、韵律美、分寸美和意蕴美。张颂教授在谈及语言传播美感的这四个层面时说：“这四个层面，包含了感觉美和知觉美、内在美和形式美、直觉美和通感美、理性美和情感美、主体美和客体美、实在美和空灵美、时间美和空间美等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相互差异又相互贯通，可随遇而安，又可登堂入室。”在当前的广播节目中，我们不难听到令人产生浅层心理快感的有声语言表达，比如，节目主持人讲述天南地北的奇闻怪事、笑话传奇，伶牙俐齿、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喜兴热闹，可以把听众讲得或莞尔一笑，或前仰后合。这样的审美快感属于浅层审美机制的产物，很难对听众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毋庸讳言，人都有求新求异的本能，对省力的、平面的、当下的新异刺激容易产生快感，但是五彩缤纷的声音碎片集合成缺乏意义、关联和蕴藉的听觉刺激只能即听即过，留不下内心的体味和感悟。广播有声语言如果单纯沉溺于听觉的易听性和轻松性，就会失去在大众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和责任感。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求新求异不仅是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同时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时代思潮，它代表着对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和颠覆的后现代性艺术观念。这对于批判和反抗西方现代理性带来的人类精神束缚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今时代背景观照下，从西方传染到东方的后现代性思潮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弊大于利，是发展道路上的旁支，不能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粹文化传承的主流。
在众多的大众传播载体中，电影之于电视处于声像艺术审美层面的尖端地位；书籍之于报纸、杂志独占传统印刷媒介经典性、权威性的鳌头；唯独广播没有同一类型的媒介的竞争，因此广播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发挥独特性优势，即有声语言在精神领域的无限拓展和升级的潜能，而不是与其他媒介争一时之短长。就单纯的、浅层的感官刺激而言，电视和网络的声像兼备、文字海量、互动快捷等特征远远比广播具有传播的强势，特别是声像结合的传播方式全方位扑向受众的各种感知系统，更容易满足受众“平面人”的被动接受的心态。广播有声语言的易逝性决定了只有给予听众创造性的想象，听觉感知转化为内心收获，广播传播才能由被动接受地位转为主动占领地位。发扬广播语言创新在美学功能深层机制中的主观能动性是自身发展与社会、历史责任的共建。
潜入深层审美机制的有声语言表达生成高品位的审美价值。比如，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目光洞察社会生活，有声语言因此充满时代精神的勃勃生机；节目承载着对听众深沉的关切感和凝重的责任感，有声语言真诚、亲切而且厚重；还有的有声语言散发着别具一格的情致和悠长的韵味……留在听众心中的是生命活泼、多姿多彩、震撼灵魂、经典流传的声音意象以及因其而积淀下来的审美惊奇、审美意趣和审美感悟。
首先，语言品位的基层在于表达是否自然。自然不是天然自在的，不是原始粗鄙的，也不是蔑视规律和原则的随心所欲。艺术创作的自然是主体对他者诚实认知而获得的内心体验，通过恰切形式表现的创造物。对他人的模仿是有声语言表达的入门阶段，还不具备参与语言品位论题讨论的资格。致力于语言创新，塑造独特、出众的审美印象的表达主体只有超越模仿的阶段才能以一定的品位登堂入室。其次，语言品位的高低取决于主体内心经验是否高远、深邃。表达主体如果经常陷在狭隘、单薄、局促的庸常生活状态中，先天赋予的感应外部世界的敏感素质和能力很容易被淡化和磨蚀。而高远、深邃的内心经验虽然出自尘嚣之中，但能够在“心物交融”的瞬间抽离、内省，以超越实境的纯净心灵感应社会生活、自然和宇宙。最后，语言品位的高低以有声语言表达的现实效果作为具体参照。广播有声语言是实践的艺术，停留在内部的语言是无法进入大众传播流程的，外化的表达是有声语言品位栖居的家园。当表达主体的话语在节目中开始响起，听众听觉感知的触角应声而动。随着话语表达的推进，听众的联想和想象就开始活跃，表达主体本身以及话语的意旨、内容、形式渐渐化作暧昧的声音意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确定的一刹那又倏地飘离，在这看似不定的、活跃的想象中间，语言的品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曾经有过这样的忧虑，科技文明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物质的发明创造能够将人类的消费“欲壑”一步一步填充，但同时也把那条鸿沟撑得愈来愈大，物欲横流推动消费主义的长久不衰。听众需要被集束的、高效的、高回报的信息满足，而文化价值和审美诉求已成“明日黄花”。在“大众化”的传播中，高品位似乎和收视率、收听率所指代的大众文化结成了夙怨，演变成了大众传播中永恒的两难选择。忧虑的出现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不足以成为洪水猛兽。应对危机的关键是我们采取冷静、系统的策略迎头出击。当前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听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水平，令听众以“审美的耳朵”倾听广播有声语言的传播。表达主体和听众能否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于节目内容表现和送达形式的认知态度和经验。从表达主体的立场出发，不能期待听众天赋地、自发地拥有“审美的耳朵”。表达主体的责任是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渐进的教化塑造听众的语言审美品位。
用声音触动听众，形成主体间的“协商”意向。能够进入“协商”视阈的有声语言具有鲜明的创新形式和高质量的创新价值。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评价“高质量”的体系各有侧重。我的侧重点落实于有声语言表达与广播语境中相关因素的和谐程度。
第一，抓住广播传播的特色和优势，突显有声语言表达的核心功能，不盲目跟随时尚潮流和所谓的新理念，作传播样式上的表面文章。运用大量采访录音和现场音响是广播突出声音特色的传播方式，其中典型的声音和音响所承载的传真、传情、传神的“刺激因”是广播优势之所在。但是如果目的仅仅是追求形式和手段本身，就是舍本逐末了。我们听到有些现场报道大量使用现场音响，缺乏必要的语言阐释，给听众理解带来很大的障碍。“一听就懂”是对有声语言传播最基本的要求。有的节目片面强调“第一现场”的当下感，忽略了背景的介绍、事件的完整性和动态性的概说，使报道成为“半成品”，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有的甚至导致错误引导，使广播处于零散的碎片状态，连理解的层面都不能实现，何谈创新和审美？广播评论曾一度被认为观念性过强、缺乏现场感而被冷落一旁。其实它是体现广播特色的不可缺少的语体，因为具有独特的逻辑力量和审美理趣而独树一帜。这种方式是建立在采访真实现场的基础之上的，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表达主体与新闻现场拉开一段时空距离，冷静、全面、发展地看待事态的现实意义，表达中的思考和韵味对听众的刺激是深层的、长久的，效果更加深沉动人。冷静的距离美和理性美对于提升听众深入认识世界、具体体验和感悟人生的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充分开发声音传真、传情、传神的听觉触动能力，在解读人性的基础上传达历史、人文和美学的内涵。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诉诸情感和想象的审美取向是以人为本的，打动人的感情是传播的手段和策略，关怀人的精神是传播理念的诉求。这也是解决高品位和大众性矛盾的根本道路。获得亚广联信息节目大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分析性节目《白发的期盼》，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赡养老人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普遍大众性的话题，贴近听众，贴近生活，更为可贵的是主持人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表达，把真切、细腻而丰满的感情融入老人精神赡养这个品位高、内涵深的理性话题当中，每一段旁白都是主持人感同身受和理性思考的结晶。面对着老年人对亲情的渴望、等待和怅然，中年人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无奈、遗憾和淡然，青年人对家庭概念的模糊、冷漠和疏离，主持人由衷地生发出这样的反思和探询：“当传统的延续在现代年轻人身上出现断裂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置身社会变革的巨浪中，我们能做些什么？巨浪过后，我们能留住什么？”一下子将听众的情感共鸣引向意味深长的思索，节目的品位提升到历史感和人文性的高度，丰富了有声语言的深层蕴含。
一般说来，流行而高尚的是普遍喜闻乐见的，晦涩而高尚的是曲高和寡的。大众传播关怀的层面、表达的愿望和语言的功力有所不同，所导致的话语表述结构就会产生差异，这个差异直接区分喜闻乐见和曲高和寡的品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家在内的艺术家至今仍然被尊崇，他们的作品作为经典流传至今，实现了“流行而高尚”的境界，我想其根源在于艺术构思、艺术内涵、表述方式的个性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同宇宙的脉动暗合，使身处宇宙中任何时空的生命与之发生共振，人的全部发展都被激活。由创作者通过艺术作品统摄宇宙和受众造就了艺术经典的传奇。在大众的阅读史中，除了内心的共鸣、性灵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别无羁绊和负累。用老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顶通俗的话说明顶深刻的道理，是艺术含义上的返璞归真。
（三）有声语言表达个性的艺术哲学——和而不同
“和”在《中庸》里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沉淀的一种审美意绪，是在中华文化系统中谁也不能躲避的艺术哲学。
公元前521年左右，乐官州鸠对“和”有这样的看法，“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我国“和”的艺术美学旗帜是来源于音乐的，“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尚书·尧典》）。
和音乐有着近亲关系的有声语言直接从音乐的美学理想中汲取养料，强调既“和”且“谐”。先于孔子两个多世纪的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阐发了自然万物的生长发展要达到“和”的目的，就必须“取和而去同”的道理。晏子在与齐景王议政阐发“和与同异”的道理时，举音乐“和五声”的例子加以论证，“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后来孔子进一步阐发“和”与“同”是相互对立的，“和”与“不同”才是矛盾统一，深层一致的。和而不同是建立在对世界各种复杂事物的建构认识基础上的哲学理论，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艺术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紧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