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能够就人文精神进行对话、交流、沟通乃至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共同提高，其基础是有声语言中人文精神的生命韵律和节奏的可感性。这种生命的可感性对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是同一的，他们只不过是生命之树上不同的树枝上彼此形状相同的叶子，同气连枝，故能相通。“夫声律所始，本于人声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人声中的音韵特征本于人的血气，人的自然特征也体现了自然的生命节律。有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韵律与节奏暗合了生命的内在节奏（人的生命本身不也是有节奏和韵律的吗？如心跳、呼吸、生物钟等），而有声语言的这种浸透了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的形式之美又与人的情感相通，“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音乐如此，有声语言也一样。按黑格尔的看法，语言比音乐更能表达精神性的东西。我们认为，至少对于人文精神而言，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在有声语言中，情感的节律与语言的形式节律内外合一，就构成了有声语言的节奏与韵律。而有声语言的这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与外在的韵律（这里只是相对而言，有声语言的韵律本身又何尝不是蕴含了内在情感的形式呢）的合一，也会使接受主体感到其中的宛若天成之妙，“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这种“悠然心会”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融入了双方的血液里，化入了双方的性灵中。
上文所说的“视域融合”同样也发生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创作主体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视域：对真善美的理解、对新雅精的追求等。接受主体也会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视域：不同的文化积淀、不同的人生际遇、对生命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不同的人生追求等。一方面，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自己与接受主体之间人文精神视域上的差别，尽量整合、提升接受主体的人文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对于接受主体而言，他与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的视域融合也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而且这种普遍性是克服了接受主体在人文精神上的个别性与片面性之后的一种提升。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普遍性之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在真善美灿烂光芒的沐浴中找到了栖居之所。“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创作主体的创作成果，即有声语言成果，所富有的人文精神在其丰富性和可感性上要超越创作依据本身所提供的，这是语言传播的创造性的体现；接受主体由于他的特殊人文精神背景，在他与创作主体对话之后，他的人文精神视域肯定也更加开阔，从而超越了语言传播本身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人与人之间，只有知识、智慧、情趣、爱好、才能、志向、历练都相近的人之间才能形成和保持交往。在交往之初，人们也是在寻找共同点，这既是在寻找相互联系的中介，也是寻求平衡的条件。主体间交往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主体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或平等，并且主体间性的发展程度也与主体间的交往程度成正比，充分发展的主体间性需要充分的主体间的交往。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分享人文精神方面的对话与交往也是如此。因此，创作主体要真正地深入生活，深入到接受主体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交往。这种交往不是让自己超然于物外、事外、人外的所谓“纯客观”、“极冷静”的冷漠的“我—他”式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发自内心的、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热情的“我—你”式的交往。创作主体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仅要“身入”生活，“身入”群众，更要“心入”生活，“心入”群众。要理解人，就必须深入到其内心世界，就只有通过推心置腹的对话，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只有这样，创作主体才能获得同样的体验。这不比所谓的“平民化”的“大众情人”更贴心？这不比所谓“邻家大妈的儿子”更知己？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主体交流与对话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交流，而是虚拟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语言传播的基础理论中谈到传受关系的时候，是说创作主体要获得“对象感”，而不是说“对象交流”。即使有些节目有现场的听众或观众，从而有利于从实际上调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面对面交流的感觉，但是，对于语言传播来说，那占主导地位的接受主体是广大“不在场”的受众，创作主体与“在场”受众的对话、交流、相互理解与沟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不在场”的绝大多数。因此，本书中所说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交流是带引号的“交流”。
当下的交流与在场的交流更要注意普及性、普泛性，因此创作主体不要满足于或耽溺于人际传播的零散性、随意性、个别性、特殊性；当下的交流与在场的交流更要注意可感性和互动性，这种互动不仅是发生在创作主体与在场的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更指与更广大的“不在场”的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如此，才会产生引导、提升的“不在场效应”。
因此，在创作实际中，创作主体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人文精神送达于接受主体，要“及于耳”，“达于心”。这种“送达”要具体地体现在语气中，而把握送达的语气，关键是要把握住最能体现创作意图的重点句子，以及一个意群结尾句子的句首、句中、句尾的走向。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精神交往，尤其是二者关于人文精神的交往更是如此，但这种交往同样也是实践性的。从语言传播所依靠的制作与传输过程来看，整个过程都是实践性的活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生成的唯一基础是语言传播实践。更重要的是，接受主体会对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召唤做出反应，化为行动，形成改造社会的实践力量。
具有交互主体性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主体，他们所面对的是共同的客体，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最终要在共同主体中完成。共同主体性的基础就是人们共有的实践生活和人文精神世界。海德格尔说：“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是我和他人共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
‘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这里所说的“共同性”是指我们都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生活集体或共同体，对于语言传播来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我们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努力，即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人文精神的基础，由此也才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而意义——人文精神也只有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交往与交流中才能达到共享。通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主体间传递，并以此将众多的主体连接起来，整合、形成社会共同的、主流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人文精神。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要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通过语言传播活动而形成。
在这里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交互主体性”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巨大作用不应该被不适当地夸大，它只有在创作主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因此，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重建的过程中，接受主体的作用更不应该被夸大为“传播的中心”。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必须占据主导位置。
三、天人相分与主客浑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及主体间生成的哲学基础与深层动力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与主体间生成的深层动力要到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中去寻找。我们认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及主体间生成的哲学基础和深层动力应该是扬弃了主客二分之后的主体浑一、物我一体的认识论、实践论和宇宙观。但是这种主客合一必须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之上的主客合一。在主客二分阶段，创作主体运用知性和理性对对象世界进行认识，获得了信息，达成了认识。这些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生成的基础。没有科学而清醒的认识指导的人文精神是盲目的“人文精神”，其实践也将是有害的。
人与自然、世界、世间万物的关系本来就是浑一的，不分彼此的，人即是自然。这是语言产生以前的状况。后来，由于劳动和语言，人猿揖别，人与自然分离，人走上征服自然的道路。几千年来，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这三百多年来，人类利用大自然所赐予的智慧，把自然作为与自己异在的，甚至是对立的存在物，不断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并利用认识的成果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人类的文明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人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与改造过程中，人自身的存在状况，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人对真善美的理解与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发展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以及人类本身的贪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及至后来，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进行征服所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全球性的环境恶化、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高科技对人类伦理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冲击……在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也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人不是客体”。由于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地以自我为中心，把除自己以外的一切都作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客体，也就把他人也当做了客体。“我”把他人当客体，他人也会把“我”当客体，如此一来，全世界都是他人眼中的客体，则无“主体”存在。而人，本来应该是主体啊！以至于西方的学者不断惊呼人面临着危机，尼采说“上帝死了”指的是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福柯说“人死了”指的是人的主体性所面临的危机。人文精神再一次面临危机。人类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本以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这在“克隆人”问题上就显得更加迫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就有了主体间性问题的提出。而主体间性的背后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和谐的主客合一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哲学基础和深层动力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思维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讲究天人合一的，这也给广大炎黄子孙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高远境界，但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也相应地带来了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弊病，主客二分思想如上所述也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既需要创作主体在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知性和理性，执著追求，豪迈进取，也需要创作主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的基础上，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涵养悟性，提高境界，努力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