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
有位朋友对我说起自己单位的一件旧事。
那时，与他同一年分到一所师范学校的某位教师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失踪，以及他是以什么样的途径失踪的。于是，那段时间，在他们那所小镇上的学校里，大家热衷于这个事件。人们兴致勃勃，似乎一定要搞明白，此君去了哪里。校方派员去了此君外省的老家；同事们积极行动起来，排查周边的河岸、枯井，以及偏僻的树林等一切关乎凶险的地方。而且，有人还因此被评为了先进。一切无果后，校园渐趋安静。但，此君的失踪，却云团一般在空气中缭绕不去。种种说法开始公开或秘密地流布。一、深圳说。持此说者，言之凿凿，犹如接到过此君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二、遁世说。持此说者，往往在话前话后要宣称或补充“据某某说”，这种几经转手的说辞，断定失踪者出家于峨眉山，信誓旦旦，犹如某某曾在峨眉会晤过此君。三、恋爱说。持此说者，多以与此君过从甚密者自居，以一副局内人的权威，指出此君的大学恋人身在新疆，他闹了大半年调动，于希望渺茫中，便索性不辞而别，率尔西去。诸多说辞在校园里流传，极大地丰富了教职员工们的精神生活。大家身处僻壤，难得有这样一件值得谈论的事情以资咀嚼。直至数月过去，河边惊现了一具男尸。此尸面目全非，却与失踪者体态仿佛，大家便空前一致地做出了认定。由之，怀着同志间的深情，大家对这具男尸进行了认真的处理，擦拭，穿衣，找块不错的地方，埋起来。有意思的是，掩埋了尸体，便犹如掩埋了之前所有的兴致，从此大家对此事集体噤声，再无提及。然而，大约两年后的某一日，此君，一个被人们肃穆掩埋了的人，竟毫无根据地回来了……
这件旧事被我听得津津有味。怎么说呢？它完全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架构。
事件本身倒也算不得格外离奇，不过是一个人失踪了，搞出些误会。只是这个事件在尘世中演绎之时，那种诸般的况味，恰可说明短篇小说的某些艺术规律。
首先，窃以为，小说这门艺术从精神原则上，是应当排斥过分离奇的。它应当捕捉日常之中那些浮光掠影的存在，于庸常中，提炼出微妙的意味。若这个原则成立，卡夫卡的《变形记》算不算合格的呢？我以为，算。卡夫卡在这个短篇里，同样遵循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忠实描摹。他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清晨，格里高利·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怎样呢？不错，他“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这个惊世骇俗的发现，与其说是小说情节上的耸人听闻，不如说是卡夫卡另辟蹊径，在小说技术上为我们奉献出了一种崭新的手段。小说情节和小说技术当然不是同一回事。就好比对于一块铁的加工，铁的性质是被预先规定了的，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加工手段上的推陈出新。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这只硕大的虫子无外乎经历着一切那个格里高利·萨姆沙所应该经历的庸常时光：因为上班迟到而忧心忡忡，被家人担忧，公司的人找上门来……
一切都依照着现实的逻辑毫无新意地罗列。但是，一篇杰出的小说却丰满了。如果卡夫卡笔下的这只虫子，变形后活动在天界冥间，或者上下数千年地穿越一番，那么我们看到的，就将只是一篇玄幻作品了，起码，《变形记》会因此被排除在经典之外。
当然，小说绝不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截取。它还是需要一个踏板，令自己有一个叙述的基点，就此起跳。那只虫子，便是卡夫卡的踏板。同样，朋友讲的这件旧事，如果要将其敷衍成一篇小说，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失踪，就将成为核心的推动力。
一个人失踪了。这件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谈不上司空见惯，但也算不得惊世骇俗。我看重的不是“失踪”，是这个失踪的“莫名其妙”。正因此，才激起了那些同事们以及我的兴趣。这个失踪者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谜面，请大家猜谜。但是，他走失的原委，却一定不是我预计中那篇小说需要回答的问题。我将始终让谜底留在背面。令我着迷的，是如何以小说、以一个短篇的形式，将这个谜面叙述得旖旎动人。
到了这一个层面，我又要反对在小说中推演庸常的现实逻辑。一二三四，因为所以，那是说明书和使用手册。而小说关注的世界，恰恰应当是那种“莫名其妙”的世界。它流连于这个世界发生事故的现场——喏，时间突然在某个节点不为人知地颠簸了一下，那里，才是小说家应当去游历一番的领域。
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许却在这里：他们渴望知道答案，甚至，是在渴望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越妖怪越好，从中，他们可以获得那种“脑筋急转弯”一般的阅读快感。当然，这种期待也无可指责。但小说家应当有小说家的自我期许。“脑筋急转弯”不是一个小说家的特长，尽管有些天才具备那种将东拉和西扯天衣无缝拼凑起来的能力，但那样的小说，总是令人不快——太天花乱坠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读者都会为难一个严肃的小说家，抬高——实际上是拉低了小说家的水准，让他们心目中的小说家去讲一个有头有尾、高潮迭起的传奇故事。
我之所以不愿意在一篇小说里探索那个谜底，只是因为，我相信，促使此君飘忽来去的原委，一定不会太过复杂，无外乎是那些个一二三四，最过分，就是他疯了、傻了、神经了，而疯傻神经的原委，又要回到那些个一二三四。于是，不知道也罢，知道了，反而是对那个华丽谜面的损害。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吧：当某个繁复的谜语被一个简单的谜底揭开后，自己不但要接受那种被当作傻瓜愚弄了一番般的沮丧，还不免要生出些轻微的厌恶与乏味之感。
不错，小说的基点与核心推动力，是需要一些引人眼目的异常，但就此展开，却务必回到日常。如果一脚踏出，就被推动力扔到了月球上，在我看来，小说便失败了。这件旧事很令人满意，因为它循环在最为琐碎的尘世关系里，并且呈现出人间的热闹劲儿。兴师动众开始了，猜测开始了。兴师动众的结果是，“有人因此被评为了先进”，多么自然，然而又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猜测的结果是，一幅逼真的世相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去深圳了，为什么一定是深圳呢？此间蕴含着北方贫瘠小镇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想象；出家了，呵呵，知识分子千年梦想之一种；恋爱了，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年轻人匪夷所思时最习以为常的动因。我们几乎可以在这纷纭的猜测之中，一览整个时代的普世面貌。由此，小说“以小见大”的原则就将得以体现。
关键是，它还有趣。还有什么比说三道四更有趣的呢？想一想大家七嘴八舌的样子，就不禁令我感到愉快。那种热烈的、赶集般的生气勃勃，实在是招人喜欢。有时候，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们还需要些婆婆妈妈和是是非非。看热闹、传闲话的兴趣，有时候是不能缺少的。
其后，一具死尸出现了。这一幕，符合小说的幽默原则。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很不给面子，失踪者最终又回来了。在时序上，先于出现的死尸，将人们此前的种种严肃，无可避免地推到了滑稽的境地。这里面便关乎“时间”了。看看吧，也许我们有些行为的性质，是完全取决于时间的，有时候不过是做得早了一些，有时候不过是做得晚了一些，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关于“时间”，这也是《变形记》中最为要紧的因素之一。那只虫子，因为虫子的不便，在人的世界只能步履维艰，时间于是被拉长了，延宕起来，成为它所有艰难的来源。
故事就此结束了吗？若是如此，将这件旧事结构成为一个短篇小说，还是有些差强人意。《变形记》中的那只虫子最后死了，死得太应该了，完全符合规律，如果一只虫子在人世间以人的身份能活成人瑞，那才是妖怪的事。但如果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那么它的意味便将大打折扣。《变形记》的结尾，卡夫卡笔锋一转，描述起了那只虫子的家人：大家都吁了口气。怎么了？解脱了呗！“他们舒适地靠着椅背谈论着对未来的展望。”由此，一个伟大的短篇终于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了。
朋友亲历的这件旧事，也有一个完美的结尾。对此，我不能不感叹世界本身的玄妙。我发誓，在这里我没有丝毫的杜撰与臆造，也恰恰是这个现实中真实发生了的结尾，促使我将要写出自己的下一个短篇。这个结尾是：
……失踪者在某日毫无根据地回来了，然而，他回来的方式，却比他回来的这个事实，更加令人瞠目结舌——那所师范学校的门前有一条铁道，五公里之外，是一个火车小站。这位归来者乘坐着一列火车，他等不及了，大约是不想被多拉出五公里去，当火车风驰电掣地途经校门时，他纵身一跃，跳了下来，摔死了。
朋友是一位诗人，他以一个诗人的智慧向我发出感慨：在我的意识里，一直觉得此君是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不知是因为写错了地址，还是“查无此人”。
多漂亮！连小说的题目都一并奉上了：《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
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确凿的忧伤，一如拉金的诗篇：
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
带着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
——像那些信件，循着地址而来，
收信的人却在多年前就已离开。
食不厌精或者酒囊饭袋
土路要求写一篇与大师作品同题的小说，用以向前辈致敬。我选了马尔克斯的《礼拜二的午睡时刻》。相较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此篇算不得名篇，但当初，它在我的“阅读饥饿时期”劈面而来，进入到我的视野，就好比《霍乱时期的爱情》一般，别有撼人之力。
遵嘱作文，再读大师的这个短篇，如果排除掉“个人阅读史”这个完全私人化的情绪因素，我得说，如今在我看来，它已经很难像初读之时那般令我感到津津有味。是的，它略显简单了一些，同时也稍稍单薄了一些，就好比一个馒头，在人饥肠辘辘的时刻分外有效，但对于一个食不厌精的胃口而言，它却会显得有些尴尬。
然而就好比那些基本的食材，永远是一切美味的前提条件，再次研读，我依然能从这个短篇里重温一些小说艺术的基本准则。那就是，马尔克斯在这里清晰地给出了一个现代小说艺术的指标——冷静，以及近乎冷酷的客观。
在这个小说中，“礼拜二”绝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元素（当然，它也可以是任何的礼拜几），小说中必须有这样一个毫不含糊的“定点”，它的存在所具备的那种“仿生”的、“现实主义”的意义，是将小说的虚构性与现实混淆的上佳手段。对，这就是小说艺术的障眼法——看起来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又有多少人将现实罗列在小说里时，会那么地令人生厌。此间的微妙，大约就是大师与庸人的分野。而我相信，当一样的现实涌入小说的时候，大师们的每一笔，都是自觉权衡后的结果，他们分分钟在拿捏，所谓浑然天成，不过是一个“貌似”的说辞。
同时，如今再读这篇“现代小说”，我又觉出了太多的“古典”。它中规中矩，直追18、19世纪，那种不露声色的大方劲儿，似乎和我们心目中的所谓“现代小说”相去甚远。这让我不禁喟叹——将马尔克斯归位于“魔幻现实主义”，嗯，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命名。这位大神，原来真的不折不扣，就是该当位列“现实主义”的仙班。
《礼拜二的午睡时刻》中有一个死去了的孩子，于是，我的致敬之作也得这么安排。写作的过程中，那种“戏仿”的乐趣始终令我兴奋，这也让我再次确信，游戏精神，亦是小说艺术基本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且慢，此种有辩证，一味游戏，显然只会令这门艺术走上邪路。在我看来，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才是这门艺术的从业尺度。如今我觉得大师的作品“冷静”有余了，这让这个短篇止步于“挂图”，它太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了，像课堂上展示的地图那样，只具示范与说明的作用。我想给它点儿温度，哪怕，操作之时，会有犯规的风险。在客观与情感之间平衡，此间依然有辩证。
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那位母亲显然是南美土地上的母亲，她矜重而有威仪；我却只能令我作品中的母亲呈现出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面貌，不错，这是我的“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的作品翻译成汉语，不过五千多字，我用了几乎一倍的字数写出这篇同题小说。土路私下与我交流，说这个栏目的设定，“致敬”之余，他其实还有煽动同辈作家“挑战”大师的野心。此刻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将我这一倍的字数视为向马尔克斯的致敬。因为我还是不能够完全肯定，自己如今那“食不厌精的胃口”，会不会只是又一个新阶段的“酒囊饭袋”。
鹊桥会
——此文献给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