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器：测量物体的长度、容量、重量的器物，包括尺、量、权、衡等。尺为丈量长短的度器。一般用竹木或骨料制作，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战国时始铸铜尺，目前所见到的铜尺多是汉代的。量为古代计算体积的器皿，相当于后世的升、斗、量杯、量筒等，战国以前多用陶或木料制成。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传世和出土的战国秦汉铜量较多，如齐国的子禾子釜、陈纯釜，秦国的商鞅方升、始皇方升、始皇斗，新莽的嘉量等，都是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权、衡为古代测量重量之器，权犹今之砝码和秤砣，衡相当于今之秤杆。现存最早的铜权是战国时的，尤以秦、楚出土为多，秦权多作钟形或瓜菱形，楚权则呈圆环形，一套数枚，在天平上使用。衡杆一般用木制，铜的较少，上有刻度。
符节：符是古代用以传达命令或调遣兵员的凭证。最早的都是竹木质的，战国始以铜为之。一符剖为左右两半，分存两方，使用时两半相合，称为“符合”。节是水陆通行凭证，战国时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等，最着名的是鄂君启节。鄂君启节为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地在今湖北鄂州市，启是鄂君之名。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共4件，为青铜制。其中车节3件，舟节1件。
每件均有错金篆书铭文，分别记述水、陆两路由鄂至楚郢都所经过的城邑。节形如竹，略有弧度。车节长29.6厘米，舟节长31厘米。从弧度看应各由五节组成一圆筒。由铭文看，作于楚怀王六年（前323），反映了楚国严厉的关卡税制，即使对国内封君，在车、舟的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运载物类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该节是研究当时符节制度、水陆交通的重要史料。
玺印：官私书信往来和相互交往的凭证。玺印始流行于战国时期，玺和印不分，且官私印均称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称玺，一般人只能称印。汉代除皇帝外，太后、皇后和诸侯王的印皆可称玺，一般人的印称章和印信。唐以后又称为记或朱记，明清时称为关防，但都可通称为印。古印多有钮，可以系绶佩带。隋唐以后官印加大，不能随身佩带。战国时期玺印的钮多为鼻钮，秦汉时又有瓦钮、桥钮、龟钮、蛇钮、驼钮等。印文有朱文和白文两种，其字体依时代而异。
二、青铜器纹饰与铭文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表面往往铸或刻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古代文字字体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状况的珍贵材料。
1.青铜器纹饰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种类繁多，按照它的题材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几何纹、动物纹、人事活动纹。
（1）几何纹
几何纹是指以点、线、圈组合而成的图案纹样。它虽是最原始的纹饰，但在兽面纹、龙纹盛行的时代，只能作为主纹的陪衬或地纹使用，只是在兽面纹、龙纹衰退的时期，才被大量地起用。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丁纹、云雷纹、连珠纹等。
弦纹：纹形为凸起或凹下的横或直的线条，一般有一至三道，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作为其他复杂花纹的衬托。另有人字形的弦纹，称为人字纹或人字弦纹。盛行于商周时，直到汉代仍有沿用。
乳丁纹：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形式为置乳丁于斜方格中，以雷纹填底，称为斜方格乳丁纹，也称百乳雷纹。多用于鼎、盆、盂等的腹部。
始于商代，盛行于周。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典型的纹饰，其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常饰于兽面纹、龙纹、凤纹等的空白处，作为主纹的地纹，以烘托主题纹饰。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和西周，沿用至春秋战国时。
钩连雷纹：斜的山字形线条用斜线相勾连，内填以细线条的雷纹。
曲折雷纹：雷纹的主体作上下曲折状，粗线条与细线条的雷纹相间。
三角雷纹：三角形内填以雷纹，连成横行排列。
菱形雷纹：在方形或长方形格内组成菱形图案，作连续式排列。
涡纹：又称为火纹，像水涡的形状，圆形，内圈沿边有四至八条旋转状的弧线，类似水涡激起状，中间为一小圆圈，代表水隆起状。盛行于商周时代。
绳纹：绳纹又称为绹纹，形似绳索，以两条或多条波状线条交错结而成，盛行于春秋战国。
连珠纹：排列成带的小圆圈组成的图案，旧称圈带纹、圆圈纹等，多装饰于器物的肩上或盖的边缘等部位，或者作为边饰。盛行于商、西周。
重环纹：由多个略呈椭圆形的环组成的纹带，环一侧椭圆，另一侧呈两直角或锐角，有一重、两重、三重环。除单独装饰于器物外，还往往配饰在其他纹饰内，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环带纹：亦称波浪（曲）纹，像一条波浪起伏的带子，在环带的上下凹常填以龙、鸟、鳞纹或其他简单的线条。常饰于鼎、壶等明显的部位，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鳞纹：形似鱼鳞，排列方式如鱼鳞相叠，常上下几层重叠出现。始于晚商，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
窃曲纹：由两端的同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是西周后期的主要纹饰。
（2）动物纹
动物纹是指模拟某种动物，包括传说或幻想中的动物的正面头部或侧身形象而创作的图案。在商代和西周初期，动物纹是青铜器装饰中的主要特征。动物纹中最突出的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动物纹，主要有兽面纹、龙纹、凤鸟纹、蟠螭纹等。
兽面纹：旧称为饕餮纹，是商周青铜纹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一般装饰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失去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
龙纹：包括旧称的夔纹和夔龙纹。在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于龙纹类。按图形的结构，包括爬引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身龙纹、两头龙纹等。
凤鸟纹：包括凤纹和各种鸟纹。在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变化的鸟纹，但只是居于次要和陪衬的地位。西周时期大量出现，在西周早、中期尤为流行，被称为凤鸟纹时代。
凤纹：头上有华丽的冠，长冠垂于颈后，长的可达背部，尾有长尾和宽尾下垂两种。盛行于西周。
鸟纹：绝大部分鸟喙是闭合的弯钩形，头顶有角。有时因图案结构需要，体部有作长条卷尾形的，类似鸟首龙体。
龟纹：龟是水生动物，故常施于盛水器的盘内。最早见于商代早期兽面纹的颈部，盛行于商代，沿用至春秋时。
鱼纹：多装饰于盘、洗内，还常饰于铜镜上，作侧面游动状。鱼纹在商和西周时期并不多见，但它延续的时间却很长。
蝉纹：多以略呈三角形的图案表现蝉体，不带蝉足，四周填以云雷纹。多饰于兽面纹下面或器的圈足、提梁等次要部位。盛行于商末周初。
此外还有虎、牛、象、蛙、蚕、兔、鹿纹等。
（3）人事活动纹
人事活动纹饰以人们的宴乐、舞蹈、狩猎、采桑、攻战等活动以及走兽、禽鸟等为题材的纹饰。它已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而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刻画出各种动态，为汉代的画像砖开了先河。这种纹饰多饰于鉴、壶等器物上，大多是线刻纹，布满器身。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战国时期。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这些铜器画面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而富于变化，可以看出当时已具有驾驭复杂画面的能力，体现出古代匠师的高超技艺。
2.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铭文，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钟鼎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青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
有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匜等水器，钟、镈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
（1）分期
商代：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礼记·祭统》中“铭者，自名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铭文的书体近似甲骨文，以象形文字居多，字体比较长方，笔遒劲雄美，笔画较粗，首尾出锋，有波捺，字槽平整，字体端庄工整，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这种波捺体遒劲、严谨，为后世好书者所崇尚，别称钟鼎体。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两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有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
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做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二是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等。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西周时期的作器者多为周王室贵族、臣僚，诸侯国的较少。在器物上要铸长篇巨作，对于铸刻长铭铜器的器种有一定要求，在铜器的某一位置上须有着充分的铸字面积，且字铸好后需要被看到，故长铭多集中于鼎、簋、盘、盂的内底上，这些器类内底宽大，字铸作后也便于阅读。这时期的铭文，书体也发生了变化。铭文字体规整，多作长方体，字体大小近相同，笔画无波捺，两端平齐，字体间架也较自然。另一特点是整篇铭文布局工整规范、书写时不仅注意竖贯，兼顾横平，有的还画成方格，以防止字体过于参差。书家将这一时期的文字称为玉箸体。
春秋：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0多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纪事铭文更少。当时铭文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和地域性，内容与程序也与西周时期不尽相同，多为联谊婚姻及夸耀祖先的功德之类。当时最常见的铭文格式是：某年某国某人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壶（盘、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还有一种炫耀门第的风气，经常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内容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文字方面，初期尚有用玉箸体的，中期笔画变细，字体变长，书写随便，晚期有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春秋晚期出现了蝌蚪文和鸟虫书的雏形。春秋、战国的铭文一般多为刻款而非铸造的，即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一般在器壁外比较醒目之处。
战国：前期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继续。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
当时由于简册、书帛的通行，金文不如写于简册之上方便，致使长篇大作很少。不过，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当时的字体结构趋于瘦长，纵横成列，刻意求工，系当时专业书匠所为，已开了鸟虫篆的先河，属于美术装饰体系。另一方面如“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字体潦草、细小，笔画恣肆，误刻、讹变很普遍，不易辨认，这一类属于民间文字，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