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语境里，“现代性”概念已然是一个陈词滥调（cliché）。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的一切特征。既然晚清以来中国便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现代”化，既然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这一指称本身）都是现代的产物，既然我们生活的社会着实“现代”，那么，什么与“现代性”无关？什么不能用“现代性”来解释？当一个概念拥有了“宏伟的涵盖一切的视野和明显的万能应用性”，它便成了一个“宏大概念”，普遍适用同时也意味着普遍失效。
这本书以“现代性”为主题词，落此“俗套”恰恰是为了还原这个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新鲜感与有效性，而“文本细读”是用来回避“宏大”论述局面的方法之一。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在这里已脱离了英美新批评将文本孤立于外围语境的原旨，而更符合英文表达的字面意义——“切近的阅读”，包含着一种切近文本的谨慎态度。当“现代性”被限定在具体的文本和谨慎的细读中来讨论时，宏大概念便化解为固实而细小的课题，意义掩藏于衍生出的问题之中。
“现代性”与韩少功
本书细读的对象是韩少功的小说文本，它们与“现代性”之间存有互为诠Clifford Geertz．T he Inter p retation o 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Fontana Press，1993有关“宏大概念”的具体论述详见第二章。
释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性”为解读文本提供了新的诠释角度，而反过来，这些文本同样诠释了“现代性”繁复吊诡的意涵，这一关系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质。
许多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中国的现代性，韩少功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性”在他始于1978年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是一个直面思考的主题，换句话说，小说，是他借用来思考、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思想性与故事性，当两者有效结合时，韩少功的小说便成为一股独特的话语力量参与到整个“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中。一方面，从“文革”结束至今，韩少功不同阶段的作品，以贴近现实变幻的思考姿态，敏锐体察当下潜藏的现代性主题，从“新时期”对“文革”、“知青”话语的反省，到80年代中期以“寻根”为题的民族文化现代化方案的呈交，以及90年代对现代性霸权话语、全球化趋势的警醒，世纪末对现代性知识生产机制的批评，其现代性问题意识的传承和转变清晰可鉴。并且，在主题之外，小说的叙事及叙事方式本身亦成为传达思考的渠道，《马桥词典》的形式创新便是一例。有意思的是，在韩少功的小说文本里，这些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呈现往往有着自相矛盾的吊诡面目，已有的结论往往引出更多的自我质疑。可以说，这些文本记录下了一个怀疑论者在普适性论断和权威话语面前的狐疑表情和思想困惑，整个写作对韩少功自身而言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成长历程，对“文革”后的现代性话语来说则提供了许多反思的维度。
此外，韩少功小说课题引发的争论现象亦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本与当下现代性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1978年的小说《月兰》既受到好评，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反动之作；寻根时期的作品和观点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受到文坛权威人士及激进人士的批驳；《马桥词典》同样成为争执的焦点，是创新突破抑或抄袭模仿，笔战打得硝烟弥漫，还升级为一场诉讼官司。而在《暗示》的评论中，有人视其为对《马桥词典》的超越，有人却指出韩少功的创作已“疲态尽现”。
评论界对文学作品的反响不一实属正常现象，但韩少功不同时期重要作品的发表往往都会触发论战，且论题常延伸到文本以外的文化、社会领域，这一批评现象不正说明了这些作品暗含的现代性课题切中当下社会发展或文学发展的要害，从而产生了某种冲击力，激发起文学界和批评界的观点碰撞。这样的除了小说和散文／杂文创作之外，韩少功还以多种文学实践方式进行发言。比如他在1987年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导了中国后来的昆德拉阅读热潮。1999年他又首先向国内介绍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录》。这些作品的选择和译介都与韩少功的创作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推动着大陆的小说发展。
作品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契机，争议本身让文学／社会发展中的各种观念限制暴露出来。在此意义上，以韩少功小说文本的现代性问题意识为中心，结合由此产生的各种论争话语文本，我们可以触及“文革”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种种问题，以及种种现代性观念之间的龃龉分歧，据此在“现代性”的宏大概念之下拼贴出现实的图像。
思维定势与方法定势
简单梳理韩少功小说研究的状况，我国评论界1980年后有关韩少功小说创作的批评出现过几个高潮：
（1）1986-1989年间对于韩少功“寻根”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其中最突出的是刘再复的《论丙崽》，文章通过探讨《爸爸爸》小说主人公丙崽的象征意义，将丙崽的思维方式概括为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并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文化病态。刘再复在以后的相关论述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丙崽这一人物的理解，将他视为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小说文化取向转变后形成的“侏儒王国”的代表之一。
（2）1994年左右对韩少功“寻根”时期小说的重读以及对其1987-1994年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评论。这一阶段的评论显现了中国批评界的逐步成熟，一些评论者注意到前期阐述存有的局限和留下的空白，批评者开始切实进入对这里以1994年作为时间界限之一主要是因为考察韩少功小说研究的批评资料，可发现1987年“寻根”思潮逐渐消退以后，相关批评延续至1989年也逐渐减少，而到1994年左右，对韩少功“寻根”时期创作的重新阐述以及对其之后至1994年间创作的批评又形成一股小高潮，故以此为界。
文本本身的分析阐释，从不少新颖的角度入手考察了作家作品的精神内涵。
（3）1996-1997年对于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评论。总的来说，有关《马桥词典》评论的最大特点在于论述重点的分散性。不同研究领域的批评者关注了这部作品的不同侧面。即便是针对《马桥词典》进行的长篇论述，同样也体现出课题分散的特点。这一批评倾向反过来亦显示了《马桥词典》的某种特质，其形式与内容的丰富意味提供了大量话题，似乎不是一种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就所能够涵盖的。围绕《马桥词典》展开的论战和历时两年的诉讼官司，从根本上讲并非一次严肃的学术交锋，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引导了一些批评者撰文比较《马桥词典》、《哈扎尔辞典》两个文本。另外，韩少功提出诉讼来解决文学争议的做法也引发了文学界有关“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关系”的讨论。
（4）2002-2004年间围绕《暗示》的讨论大多在与《马桥词典》的对照中进行，主要强调韩少功对于语言之外的具象世界的关注，以及文本对于文化悖论性的揭示。亦有一些文章对作品透露的创作状态不以为然。
有关韩少功小说创作的整体论述不多，较有特色的如王建刚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韩少功创作中的文化心态。他对“不确定性”的界定借用了巴赫金所说的未完成性和不可论定性，是“对象世界的一种存在状态”，但这一主导线索的界定和相关理论梳理并不明确。相比之下，贺仲明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虽不是专论韩少功的作品，但从现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剧烈冲突的角度，有效揭示了以韩少功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的精神困境，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
海外学者的韩少功研究中，较早有张佩瑶（Martha Cheung）为英文版的《韩少功小说选集》撰写的序及后来跟进的研究。文章呈现了海外学者对于小说文本的独特理解，对于作品的阐释与评价虽有偏颇但不乏独到之处。刘绍铭（Joseph S．M．Lau）对韩少功“寻根”时期的小说也有过长文论述，他首先对韩少功1974年后创作的早期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这部分作品往往被内地评论者忽略或省略。对其1985年以后的作品，刘绍铭将其放置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予以考察，庄子、屈原、鲁迅、沈从文……他认为在精神上韩少功更接近鲁迅而非他的楚文化祖先。文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但他将韩少功的精神困境同样归结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精神压迫，这一点值得商讨。另有台湾方面的专论文章，如张宁关注寻根小说中的“审乡”主题；宋如珊考察重要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对其创作的影响；唐翼明探讨《马桥词典》的特色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其他的一些硕士论文。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Jiang Ningkang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Vivian Lee则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历史陈述，他们都以主要章节论述了韩少功的小说作品，一些观点颇有见地，但有时也会出现为了服从全文论述而牵强理解文本的现象。具体的案例，正文的论述将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