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的梳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隔阂与裂隙，自五四冲突以来，便未曾弥合过。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主义意识高涨之时，更是以一种现代性谋求的启蒙态度来面对民间这一自足自为的文化形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一贯政策，从一己意志出发的改造事业。阿城认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的，精华和糟粕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世俗，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我以为，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民间书写”，其意义正在于对民间这种“活生生的多重实在”的发现。无论是韩少功的知识分子发言，还是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尊重民间文化原生状态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也正是陈思和所谓“民间的还原”的真意所在，尽管这种还原具有限度。
历史：散佚、被涂改与被删节
《马桥词典》由词条“罗江”起头，开篇就呈现了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
这一词条，以马桥附近的一条江为主线串联起多个历史场景。洪水时节村民们等在岸上“发大水财”；河里放炮炸鱼时男人们集体脱裤子下河捞鱼；知青过渡想赖账，却碰到一个穷追不舍、持之以恒的摆渡老倌；而清查反革命运动时期，知青们把一支手枪丢进江里，事情暴露后，知青在冬天退水的河滩上挖枪，足足五天，仍无所获。世事变幻，唯有罗江不变。小说赋予罗江以一种历史感，它是千年历史的见证。词条结束之处，叙述者感觉到了罗江的神秘，我以为这正是作家内心对于长流不息却不可洞悉的历史怀有的敬畏。
一条不起眼的江，成了历史叙述的主角。一种异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悄然出现。英雄和斗争隐退到后台，零碎的小事件烘托出更为本真的生活历史。革命被处理成一个与罗江相关的小插曲，而罗江“不怀好意”地藏匿了那把手枪，它似乎也参与了那段历史。这样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充满生命的灵动，也充满“真相”的荒诞与吊诡。
可以说，词条“罗江”，集中体现了《马桥词典》历史叙事的两大倾向：书写正史以外的生活历史，并质疑现代性历史叙述的强势历史观念。应承认，这两种叙事策略常见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涌现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韩少功并非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家，但很显然，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对“历史”概念的重新检讨同样影响了他的创作。《马桥词典》写作之时，新历史小说热潮已退。可以看到作品在理解和处理“历史”这一主题上，吸收了新历史小说的诸多经验。下面将在与新历史小说特征的大略对照中，来考察韩少功持有的历史观，以及《马桥词典》在历史话语反思方面的独到之处。
尽管新历史小说创作有其丰杂的渊源和鲜明的本土特色，潮流的形成也“新历史小说”创作潮流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前期达到高潮。评论界普遍将莫言的《红高粱》视为其开端，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格非《迷舟》、《青黄》，苏童《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等等。
早于西方“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名词在学界的引入，但仍不能割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与这些创作（尤其是后期创作）的精神联系。简单概括，产生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有志于平等地看待并研究文学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入两个方面：“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Louis Montrose 解释道：我用“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文化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用“历史的文本性”来指，不以我们眼下所讨论的社会现存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鲜活的物质性存在…… 由这一界说来把握新历史主义的大致主张，他们一方面突出文学文本及批评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强调考察文本最初产生时的历史语境，并时时警惕自己在批评运作中的作用与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否定通过文本以外的途径获知历史的可能，同时又强调文本并非客观反映历史，是权力操纵和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由此他们认为，我们所接近的历史不可能是“完整、真正的过去”。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着颇有意思的偏向。除了对学术观点的译介和评价之外，批评界甚少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上实践他们的方法。其直接且较深远的影响，体现在“重写文学史”运动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中，而两者又明显偏重于对“历史的文本性”观点的实践和阐发。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促发了小说创作的热潮，这可能是那些理论家所始料不及的。而在我看来，大多数新历史小说所热衷的对既成“历史”的“颠覆”和“拆解”，正是受到“历史的文本性”观点的启发，层出不穷的作品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丰富的注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下的革命历史小说，长期以来是小说写“历史”的唯一模式。作家和批评家们恪守着一些文学共识，如以展示国族的命运、革命的历程和英雄的事迹为己任，以再现客观历史为最高原则，以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目的等等。新历史小说从根本上抛弃了这些共识，《马桥词典》的历史书写也有着相似的解构意图。
首先来看历史题材的问题，即什么历史可以写进小说？正史、革命史、英雄史，是传统历史小说书写的对象。Hyden White 指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体现出类似的喜好，普遍回避了宏大历史（grand history）的主题，转向民间的家族史、村落史、乡间野史，转向平民百姓生活历程的记叙。
从某种角度看，《马桥词典》便是一部马桥的历史，也具有某种地方志的意味。不过韩少功将写史的对象更缩小到一草一木，他直言：“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韩少功的野心，昭示了这部作品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他看来，每一件看似毫无意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更为重要的是，都值得写入小说。身边无处不是历史，无处不是小说，这正是韩少功“立传”宣言的深层含义。整部《马桥词典》，正是建构在这一理念上，一个词条便是一部历史，如“罗江”、“枫鬼”（两棵树的历史）、“三毛”（牛）、“九袋”（一个乞丐王）……韩少功以无所不包的宽阔视野来容纳马桥的每一件细小事物，他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文学创作的视界和小说的容量；另一方面更呈现了一直以来被革命历史叙述所剔除和忽略的“历史”，它潜藏在最朴实细微的生活细节中，然而更本真，更富有生命力。
《马桥词典》的形式，也使它的历史叙述独具特色。语词，提供了一个个细小的视角，呈现了一段段相对完整的小历史，115个词条则交织出一幅多层次的历史图像。这样一来，马桥的历史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由一个个片断交叠而成。传统历史小说模式包含着一种本体论的历史认知，即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向着既定的目标运行，连续发展，有规律可循。《马桥词典》以非线性的文本结构，给予这一理想化、简单化的线性历史假想以有力的反拨。借助形式的力量，韩少功巧妙地描绘出更为接近生活事实的历史形态：零散琐碎、非连续、多维度。可以说，如此有力的整体性反思，在类似主题的新历史小说中，并不多见。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马桥词典》对既定历史观念和历史话语的思考。可以猜测，小说间接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它也与许多新历史小说共享着一些话题。比如：对“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规律性的否定；对其文本性、权力性实质的揭示；强调个人获知历史的有限性和片面性等等。作家们往往将矛头指向长期以来统治、引导历史叙述的强势历史观，并力图破解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莫言的《丰乳肥臀》、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这些作品，依托民间历史来消解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马桥词典》在这一方面可说是一脉相承。不过《马桥词典》松散的叙述结构，使这种消解并非通过建构另一条完整的民间史线索来实现，借助相对独立自由的语词阐释，作品触及了历史反思的方方面面。以下，便从三个层面来考察《马桥词典》对既定历史话语的质疑，他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历史在转换为“文本”、“话语”的过程中，散佚、被涂改、被删节的命运。
一、散佚的历史
《马桥词典》一开篇，叙述者即表露出浓厚的考古兴趣，因为马桥的历史让他产生了太多的疑问。罗江尚存，但“有江无国”，古史记载的罗城，今已了无痕迹。马桥附近，也无罗姓人家。而现代以来，马桥的历史只存留在政治建制的沿革中，从“马桥村”到“马桥组”、“十二生产队”……，历史被缩减成不同时期的名号，而名号标示的只是频繁动荡的政治运动史。韩少功由此感到获知历史真相的难度：绝大部分的历史散佚了，被遗忘，被湮没；留存下来的历史纪录，残缺且不可信，它们远离了事实。
溯源历史的强烈欲望成为《马桥词典》历史叙述的一股动力，而其线索便是语词。马桥的语词富有古意，相对封闭稳定的文化环境使它们成为历史的化石。因而，在韩少功看来，马桥语词中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比教科书中的“历史”更为可信，比博物馆中的“历史”更有价值。通过体察语词的渊源来历，韩少功搜索着散佚历史的蛛丝马迹。如在“蛮人三家”的奇特指称中，韩少功推测出古代楚人对群类意义的偏重。在“罗家蛮”的消隐中，他设想罗人在被迫害之后，改名换姓，远遁他乡的结局。在“老表”的亲密称呼中，他追溯了“十万赣人填湘”的历史血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语词，韩少功挖掘出了马桥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还有世世代代的情感故事，这正是一部失落在史料记载以外的生活历史。
二、被涂改的历史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戴维·特雷西（David Tracy）曾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历史是“一张可以不断重新涂写的羊皮纸”。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着力研究的，并不是“羊皮纸”本身，而是那些“不断重新涂写”留下的痕迹，是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述。同一段历史，在不同的历史叙述中呈现的面貌各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韩少功对这一问题的察觉体现在“马三宝”的传说中。
马三宝在马桥人的传说中是“真龙天子”，在新县志中则被列为“农民起义领袖”。而在清朝编写的《平绥厅志》中，马三宝却是一个十足的“癫子”，他自命为真命天子转世，建立“莲花国”，兴兵造反，最终被官府派兵平定，史称“莲匪之乱”。显然在民间叙述、党史叙述和清史叙述中，马桥的这段历史各有版本。韩少功并未尝试去寻获历史的真相，相反他悬置了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而旨在揭示历史叙述的虚构性。清政府记载的史料代表着当权者的声音，《平绥厅志》对马三宝疯癫言行的描述及其供单的引用都让韩少功感到怀疑，因为马桥有七百民众追随马三宝造反，并死于清政府的镇压，甚至包括许多已远嫁他乡的妇人。清政府是否有可能伪造了马三宝的供单，涂改了历史的事实？韩少功在文中提出了疑问，答案不言而喻。
历史记载是权力话语运作的结果，统治者对历史的任意篡改遮蔽了历史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质疑的同时，韩少功并没有对任何一种历史叙述表示认同，在他看来，不仅是统治者的历史书写，任何形式的历史记录都具有一定的虚构性。他曾感叹：“历史是怎样被竹简、丝帛、纸页、石碑、民谣以及祠庙虚构！”可以看到，韩少功以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无论是清史还是新政权的地方志，历史在话语的转述中都已远离了原意。
马桥另一个传奇人物马文杰的故事，令历史叙述的虚构性课题进一步展开，显示了从事件表面获知事实的难度。相关的表面事件线索为：马文杰，外号“马疤子”，原是罗江两岸散匪中颇有威望的头目之一。1948年被国民党招安，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夺权，出任县长。共产党新政权上台后，动员他投诚起义，马文杰同意出任“规劝会”主任，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散匪展开劝降。马文杰凭其声望，劝降工作十分顺利。然而坊间传闻投降的散匪都是假投诚，后又发生了“规劝犯”暴动事件，五十多个已投诚的散匪头目被处决。马文杰一夜之间耳聋，次日吞烟土自杀。“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儿子光复被迫劳改。1982年马文杰得到平反，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也因此当上了县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