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只有巴黎才是艺术家的天堂。
——弗里德里希·尼采
1965年秋，疲惫的何塞抵达巴黎。古色古香的城市建筑和为数不多的现代化高楼，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如同一个19世纪的歌剧院。藏满深奥文学书籍的仿古式书店让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好像是穿过一个奇怪的炼金博物馆。许多何塞喜欢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住在巴黎，像图卢兹·罗特列克、凡高和高更。身在巴黎感觉就像做了一个白日梦。对何塞而言，巴黎就是原波希米亚的都城。但他到这儿不是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而是作为刚刚与妻子分离的学者。1965年秋，初到巴黎，26岁的何塞感到兴奋，但同时又感到一种认同危机即将发生。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去车站接他，这位同事是在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下来到巴黎的。接着他又热情地帮助何塞在“左岸地区”找了一个六层公寓的小旅馆居住，离塞纳河很近，只有一个街区远。那个狭窄的房间对何塞来说非常合适，把头伸出窗外向右看就可以到埃菲尔铁塔，这可以提示他真的已经在巴黎了。房间里配备了一个小型水槽，洗手间和淋浴室都设在楼下。因为淋浴很费钱，所以何塞每周只淋浴一次，其余的时间他就在水槽中清洗一下。在他看来，这个小房间是对一个好学生的奖励。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实现他的波希米亚梦想，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时，他觉得有义务履行他的学术义务。
刚到巴黎的时候，何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的房间里，思索关于艺术方面的事情与离家在外的感受，并把它们写进日志中。后来他接触了大麻并经常吸用大麻卷的香烟，在房间里吐着烟圈，他仿佛漂流到了与现实接壤的幻想之中。
他听说过迷幻学，也读过后来他会见到的蒂莫西·赖瑞的作品。1960年，赖瑞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第一次体验到了迷幻方面的经历。在吃了7个神圣的蘑菇后，赖瑞觉得对当前自己的心态和意识有强烈的反感。何塞佩服赖瑞的迷幻祈祷能力和他对《西藏度亡经》的创造性解释。通过阅读英国小说家阿道斯·赫胥黎的《知觉之门》，何塞了解到有些东西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作用，1965年11月机会一出现，他就立即进行了尝试。
何塞去一个朋友家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正在制造迷幻药物，在那里的还有一名男子和两个女孩。何塞吃了一片迷幻药后，回到自己的旅馆房间拿了一些大麻给那两个法国女孩，因为他们不敢去尝试迷幻药。他走到了外面，结果却发现街道上铺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钻石和绿宝石。“哦，天哪，”他想，“这一定是普罗提诺所说的经历吧！”当他拿着大麻回到朋友那里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他们正在玩社群游戏。为了寻求更深的体验，何塞又多拿了几片迷幻剂一个人回房间了。
几天以后，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又吃了几片迷幻剂，当他躺在那张细长的床上时，他感觉药物产生了作用，自己好像躺在一个木制的棺材里面，漂浮在南太平洋上。迷幻的刺激示意他忘掉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物，他屈服了，他感觉到自身的“调节层面”正在层层剥离。他漂回到自己儿时位于第七大街的房间，飞过了那张绘有南太平洋的油画的入口。躺在床上，他直接经历了自己的死亡和重生——那种只有在书中才会读到的现象。他让自己浮在幸福之中，穿过浩瀚的宇宙空间。
当一种熟悉的思想层面重新出现时，何塞意识到他自己正在经历着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所描述的情景。他认为，“原来这就是他们言语中所谈到的人们和所有神秘的东西”。苏醒过来后，他感觉到一种精神的更新并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宝贵。他欣喜若狂，只是因为活着，他也感到安慰，因为生命的意义比他曾经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
已是午夜过后，他来到屋外，在街上走了一整夜，觉得整个人性是一个宏伟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所有的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他高度清醒的时刻，就像一个复杂的游戏，一个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的游戏一样，文明在不断地演绎着自身。这种“顿悟”证实了他对现实的最深切的观点：人们正在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这是何塞幼年时代在特奥蒂瓦坎城经历过，但无法说明的情形，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标准价值观距离一个真正的日常经历如此遥远呢？
在20世纪60年代，迷幻革命创造了新一拨对深奥或密封思想感兴趣的潮流。正是在巴黎，何塞第一次对深奥神秘的研究产生了兴趣，虽然在读研究生阶段，研究肖像学时期他就意识到魔力的存在。在中世纪的艺术以及蚀刻画、版画和其他媒介的历史上，何塞发现大部分西方所指的“密宗”或“魔力艺术”实际上是由木刻版画或铜版蚀刻等媒介转化而来的，也可以在哥特式教堂的雕刻和彩色玻璃上发现其踪迹。在研究生院，查访这个神秘的信息是受严格限制的，但是欣赏这些题材的为数不多的老师，还是允许何塞去调查那些无形的秘密传统，它们源于古代，在欧洲继续发展，经过中世纪，一直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对象征主义的研究，为何塞迎接巴黎的一位神秘美国人士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神秘人士向他推荐了《易经，变化之书》，他还告诉何塞《易经》是一本说话的书，他还说当他在墨西哥因为藏有毒品而被监禁的时候，正是《易经》使他在精神上活了下来，何塞想也许《易经》上真有一条他还不曾发现的真理。
在巴黎期间，何塞在一本名为《艺术香槟》的杂志中读到了瑞士艺术家阿道夫·沃佛利的作品，他被沃佛利精彩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作品深切地刻画了时代的主题。他赞赏沃佛利把自己看做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渠道”而不是一名现代艺术家的观点。
每天早晨，他都到国家博物馆报道，他在400个座位中找到一个空位坐下，随后继续他关于新印象派画家保罗·西涅克的研究，这是他的导师约翰·里瓦尔德建议他研究的内容。在梳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 学期刊过程中，另一人物法国心理数学家查尔斯·亨利引起了他的兴趣，按照亨利自己的定义，心理数学家的任务就是，把数学分析的精确严密性应用到意识经验，及其对知觉器官的影响方面。亨利出生于1859年，在19世纪80年代，他的“科学审美”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被称为“后印象派”的绘画作品，尤其是乔治·修拉的点彩画。何塞发现亨利的作品遥遥领先于他所在的时代，后来还成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
此时，何塞还研究了凡高耳朵缠着绷带的第一部自画像的发现位置。当时，凡高因为给一个拒绝他的妓女邮寄一个装有自己一片耳朵的包裹而被送进疯人院，而后他画了这幅画。何塞刚读过创建“荒诞派戏剧”的法国作家安东尼·阿尔托德写的名为《艺术家凡高因为社会而自杀》的文章。
读过这篇文章后，何塞惊讶地发现这部画像由一个名叫李·布劳克，经营钢材生意的百万富翁收藏，他住在芝加哥密歇根湖上游的一座复式公寓里。凡高在最绝望的状态下所画的自画像竟然被一个百万富翁所收藏，这令何塞感到非常有讽刺意味，而且，这位百万富翁还有闲情建立了一个目录，专门收藏凡高的作品。
一天，在收集有关希涅克生活方面的材料时，何塞恍然大悟地发现希涅克只是另一个虚假的艺术家，他自称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可是后来他的艺术改变为现代风格。何塞突然觉得继续这些研究变得毫无意义，在清醒的状态下，何塞觉得他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拼凑一个已经死亡画家的生活，而自己的生活却因此受到影响。环顾国家图书馆里的其他399人，他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都被同样的闹剧催眠才这样。“多么悲惨”，他想，他走出了国家图书馆后再也没有回来。在塞缪尔·克雷斯的学术奖金资助下，他并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于是他作出决定：“现在我要真正地生活！”
这些经历给何塞很大信心，当他决心改变主意的时候，他可以轻松地改变。他也注意到，随着他的观点和态度的改变，另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会在他面前开启。尽管按照某些标准而言，开启的世界是一种让人堕落的世界，但是在当时，这也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