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胡适对“政体是不成问题”这一论断并无敏感，还将此文转发于《独立评论》。
为何丁文江会在论争暂告段落之际介入？具体原因难以得知，但从他对“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的批评来看，或许是胡适的这一观点刺激了他。
作为一名现实感极为强烈的学者，丁文江指出：面对“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国家正遇着空前外患”的状况，“民主政治根本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
“民主”、“独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他认为应该“试行新式独裁”。所谓“新式”是指要满足四个条件：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新式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上。虽然认为“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丁文江指出“应该努力使它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而“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胡适将这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转发于《独立评论》，并在同一期上作了回应。他在“答文”中重申此前观点，强调“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胡适对丁文江“忽然发表”此文，驳他“有意利用汪蒋感电来‘趁火打劫’的文字”，感觉“颇失望”。除了公开答复之外，私下还致信丁文江：“你们这帮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或许我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自上述丁、胡的二文开始，一个多月内众声喧哗，吴景超的《中国的政制问题》、张奚若的《独裁与国难》、陶孟和的《民治与独裁》、丁文江的《再论民治与独裁》以及综述文章——陈之迈的《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陶希圣的《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诸多文章相继发表。1935年1月间，胡适“出游了五个星期”，回来后又因流行感冒“在床上睡了五六天”，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知。翻阅一个多月来的报纸杂志之后，他就上述争论“民主与独裁”的文字，撰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指出：“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都应该平心静气的考虑一条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这即是指：譬如大家都认同“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的坦坦大路；皆承认“眼前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宪法草案之类），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步骤，都是一种进步的努力”，等等。胡适最后强调：“我们深信，只有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感情与理智，使这个飘摇的国家联合起来做一种一致向上的努力！”
此文2月17日发表于《大公报》后，3月10日出版的第141号《独立评论》又转发。至此，这场“民主与独裁”之争已经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或许是感到国难之中还有众多问题亟待思考，胡适在这期“编辑后记”中写道：“我盼望这个民主与独裁的争论，现在可以暂时告一个结束。”
4.“民主与独裁”论争的解读
关于“民主与独裁”论争，有论者认为：它体现了“自由民主与富强民族”的两难；抽象表达就是“主义与时势的两难”。这一解读大体而言合乎情理。另有论者指出：围绕“民主”或“独裁”的探讨，表面上看来是学理论争，背后却有政治利益分割。如前期的论争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两人对民主或独裁政治制度的抉择，实为现实政治中汪精卫、蒋介石权力之争说项。笔者对这一论断持部分保留态度。此外还有诸多评价，此处不拟逐一列举。笔者只想强调：应注意倾听参与者的心声，以避免用后见之明去解读。
1965年，蒋廷黻口述治学从政经历，曾评价起这场30年前的论争：（胡适）对自由议会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
……他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来防止。胡适几乎是忽略了经济问题。对我来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即刻在经济方面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我认为宪法和会议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
1935年，丁文江对于为何主张“新式独裁”也曾有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辩护：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
一年以前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过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
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蒋、丁二位的夫子自道，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是“事实问题”而非“价值问题”。几乎参与论辩的任何一方都未否认民主政治的价值，但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步骤上意见却不能统一。虑及当时特殊的历史时空格局，“独裁派”主要以“可能性”为基点立论，并非不可理解。但是，囿于客观环境就动摇理想政治追求，却也显示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相较而言，胡适的表现在当时的情境之中弥足可贵。对此，在1937年，张熙若就曾写道：“在近年来独裁专制一类思想风靡全国的时期中，胡先生居然还能抱残守缺的提倡自由，鼓吹民治，虽不见得真能有中流砥柱的效力，但他那种敢信敢言的精神和态度真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二）解析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内涵
如上所述，在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胡适是少见的、坚定的“民主论者”，他告诫应谨防独裁主义的危险，竭尽全力地为民主宪政辩护。其间，他正式提出并再三陈述一个独出机杼的观点——“民治幼稚观”。这是胡适民主宪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对此，格里德曾有评论：“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观点，也是一个容易遭受到攻击的观点。”
1.“民治幼稚观”的内容概要
1933年12月，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胡适首次提出“民治幼稚观”：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
胡适虽将上述观点称之为“一个很狂妄的僻见”；但亦强调：“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是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思考的”。不过，颇让他遗憾的是：可能这一见解“太不合乎政治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因而“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
于是，1934年12月，胡适重提这一“骇人听闻”但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指出：“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他以英美为例进行解释——“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随后，胡适再度提及这一他自己认为“比较最重要”但同时“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学者注意”的观点。他表示蒋廷黻等学政治的人是为教科书所蒙蔽，误信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需要高等的公民知识程度，而专制与独裁制需要少数人的操纵，所以才会觉得他的见解是“有意开玩笑的”，“不值得一驳的”。
在此文中，胡适“郑重的说明”——他深信英美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选举权的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而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而此种局面并非短期可以造就。由此，胡适强调：“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2.关于“民治幼稚观”的争论
前文已述：丁文江忽然介入“民主与独裁”之争。虽然具体原因不明，但从其文章来看，或许是因“民治幼稚论”这一观点的刺激。他的批评很是犀利：“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我们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不错的，但是这就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宪政的先进的国家，都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
他似乎相信“两个臭皮匠凑起来是个诸葛亮”。他太乐观了。事实上两个臭皮匠凑起来依然是两个臭皮匠！胡适之先生似乎以为专门技术人才是行独裁政治才需要的。事实上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民主也好，独裁也好，如果国家是现代式的，胡先生所举的一百五十万个专家一个也少不了的。
面对丁文江这一颇为有力的批评，胡适一面表示——“他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一面作出如下回应：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一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兴趣不过尔尔。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的……
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
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
1937年5月，北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中国三十年来之所以不能兴宪政，主要原因是国人对于宪政存在误解，将其“看得太死板”——“他们所理想的宪政是硬化了的空洞理想。他们将这理想悬得高不可及，悬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要想行宪政，我们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伸长了手去摸它。它正如一尊金佛，塑得很美，很庄严，很冷静，很难接近，只有到我们摸着它的时候，我们方算达到宪政的阶段”。在分析梁启超、孙中山、梁漱溟的宪政观念存在同一误区之后，他强调：“民治决不应是个悬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个空鹄的。它应是个生活的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由此，他认为：“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起始”，指出应该设法“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实行一分民治便实行一分民治，得实行两分民治便实行两分民治。”
这篇文章让胡适“很高兴”：对于“民治幼稚论”，蒋廷黻认为是“笑话”而“不屑答复”；丁文江也批评说是“不可通的”；但政治学者张佛泉“居然”也发表了一篇和他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