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张氏的主张有二：其一，民主宪政并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这正是他当年立论的用意。其二，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开始时不妨先从小规模做起，人民有力量就容他发挥。这也和他“逐渐推广政权”的说法相近。于是，胡适重申：这一“僻见”并不是笑话，而是他在留美七年期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
此后未及一月，另一著名政治学者张熙若在《独立评论》上撰文质疑。他表示：胡适虽然在结论上信仰自由、主张民治；但得这种结论的理由，却是往往“不大正确”；有时“甚至完全错误”。“民治幼稚论”便是明显例证——它是“一种对于提倡民治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言论”，是“容易给反对者以攻击的机会而赞成者以‘以辞害意’的遗憾”。他详细论述民主宪政不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指出：“民治幼稚论”存在两大弱点：其一，逻辑有问题。其二，与事实不符。在第二点上，张熙若与丁文江颇有共鸣。
在当期《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胡适认为：虽然张熙若是政治思想史的专门学者，但这篇文字“实在还不曾搔着痒处”。张、丁二位的议论皆与他的观点无关，他认为应区分“政制”和“政府”：我说的只是那代议式的民主“政制”（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知识程度，是一种幼稚园政制，只要我们肯进去学，包管拿得到幼稚园毕业文凭。
至于一个现代的“政府”（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府）当然需要专门人才，当然需要领袖人才。这一点我从来不否认。
3.“民治幼稚观”的价值审视
观察上述胡适的阐述与辩护，可见“民治幼稚观”意在强调：相对独裁政治而言，民主政治的运行起点不高；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简单；民主政治的优势无可比拟——可以自我调节，能够集思广益、扩大公民参与。在胡适的民主宪政理念中，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那么，审视它的价值与缺陷何在就很有必要。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评析“民治幼稚观”。
其一，胡适提出“民治幼稚观”具有因时性、策略性的考虑。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民主遭遇空前危机，极权统治成为潮流。此前，就有一些“精英民主理论家”从实质主义出发，论证民主的不可能及其虚伪性、倡导精英极权统治，诸如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的“统治阶级论”、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精英循环论”、罗伯特·米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的“寡头统治铁律”。这一思潮亦影响了中国，主张“独裁政治”的气氛甚为浓厚。
在此情境之中，胡适竭力为民主政治进行价值辩护。他强调：不论成熟而或幼稚，民主政治有胜于无。以国会制度为例，针对蒋廷黻的观点——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国会有一连兵就可以解散”，胡适认为这是“成见的过虑”。他引述马君武的话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不过也正是因时性、策略性，使得胡适在阐述“民治幼稚观”时，运用了逻辑有问题、情绪化明显的表达方式。
其二、“民治幼稚观”尝试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困境。上文曾述：张佛泉批评国人往往将宪政悬得“高不可及”。回顾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张氏此语实则点出一个重要误区——理论上的神圣化。诸多人士既向往民主政治，同时又认为其深不可测。
譬如丁文江就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通的教育，完备的交通，健全的政党，宽裕的经济”；而实行独裁政治的条件“或者不至于这么苛刻”。这一论调，部分是将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果，当做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认知的偏颇自然导致另一重要误区——实践上的权谋化。统治者们借口民智未开，认为应先实行开明专制；但这往往会演变成独裁专制。如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等等。理论的误导、实践的异化，致使国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可行性乃至其终极价值。胡适提出“民治幼稚观”，正是试图解决以上困境：民主政治在理论上被“去神圣化”后，那么实践中就不应阻挠施行民主政治。
其三，“民治幼稚观”是一种兼具突出优点和鲜明缺陷的理论。突出优点在于：这一观点走出以往对民主陈义太高、太重理想的窠臼。鲜明缺陷则是：就观点本身而言，它显得过于单薄，仅部分回答民主政治是否可行，而对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涉及甚少。
此外，可能是要顾及传播效果，胡适过于将民主政治常识化。投票选举岂是“画诺”或“画No”那样简单？
（三）言论自由与民主宪政互相关联
梳理胡适的思想脉络，可以发现：在他看来，言论自由与民主宪政互相关联。这体现为以下两点：其一，民主宪政应能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其二，言论自由亦是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第一点可算是共识。因为言论自由是宪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现代宪法都有规定言论自由的条款；而宪政则是指“以宪法治国的政治体制，是法治的最高形式”。但是，第二点通常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民主宪政惟有在开放社会方可实现，而言论自由是开放社会的基本要素。从“民治幼稚观”的逻辑思路引申，笔者认为胡适有此主张。
1.保障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
公民能够享有言论自由，是胡适对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期望之一。1928年5月19日，胡适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直言若要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事业，政府应该满足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1928年12月14日，胡适写下一篇《新年的好梦》，因为“今年是统一后的第一年，我们做老百姓的，在庆祝新年的热闹里，总不免有时要白昼做梦，想像我们今年可以眼见的好现象，想像我们今年可以身受的好福气。”该文刊登于1929年1月1日《大公报》，其中虽有六个“梦想”之多，但期冀“自由”却是主旨。胡适写道：“我们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府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倘然我们一班臭皮匠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大概也无损于诸葛亮先生的尊严吧？”
可惜，不算奢望的“一点点自由”，在现实中仍是“白昼做梦”。
1929年3月25日，胡适在一篇未刊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悲愤陈述：“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他指出摧残言论自由造成一个“民族的大耻辱”——“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