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的意义，在于让你记忆自己。不再有感情，也没有放不下，单单是该记得自己的来路，因此无须再见到具体的形态。
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
那天跟赵小姐回首往事，我说高中那些老师没一个喜欢咱们班的，都喜欢另外一个文科班——这是为什么呢？赵小姐说咱们班学生确实挺讨厌的：学校指定派发给每个班的饮用水不干净又有异味，别的班都忍了，只有我们班涌现出一帮人，搬了两桶水直接杀到校长室，让校长自己“尝尝”。班主任气得七窍生烟，为此开了好几次班会见天儿数落我们。
我回想了一下，我从来没在一个班风淳朴的集体里成长过。虽然屡屡在“快班”里苟延残喘，但我所在的小团体在读书之外似乎永远有无穷的精力和热情。众所周知，“快班”的人员构成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考试都是淘汰赛，可这些家伙居然每次都能过关斩将。所以即使经常因为捣蛋而被班主任抓了现行，也奈何不了我们。快慢班的分类简直是灭绝人性，好在到哪里都不愁找不到臭味相投的一群。
这是在升学考试前、大家即将各奔东西的深夜里，组着队列把张学友的《祝福》从教室一直唱到寝室的一群；是会因为我丢了自行车钥匙而一直想办法帮我开锁还护送我回家的一群；是下课铃一响就飞速冲下楼踢球一秒钟也不能耽误的一群……有一种情怀，与快慢班无关，在恰当的年纪，我们拥抱并拥有它。
工作之后，一个发行前辈说一直想带个女徒弟，但现在的女孩总是差点儿什么。“卖书嘛，你要能跟人家侃文化；喝酒嘛，你得上桌就能把对方喝倒；关键时刻对方要是耍流氓不按牌理出牌，你站起来就得骂他：‘我×你妈！’必须得是这样的丫头。”
江湖气。突然想到这个词。类似一种行事为人的内在节奏和逻辑。
后来我也做了班主任，虽然时间很短，却真切体会到保有学生的创造力是多么难。学生自得的作品，往往是老师的棘手官司。但我还是愿意多付出一点儿来保护他们的自由和理想——为此努力的时候，我总想起那些与我一路走来的游侠一般的少年。
23岁的自己
拿着玻璃杯走出办公室，准备泡一杯咖啡。突然感觉自己踩着高跟鞋故作镇定的步态，像极了2007年春天厦大嘉庚广场上的某个轮滑小女孩——那是个还没到青春期的小女孩，大概刚上小学，或者马上要到学龄。夜色里分辨不出她衣服的颜色，模模糊糊是粉红一类的女孩颜色，父母帮她把轮滑的防护做得很充分。小女孩像我小时候的样子，胖乎乎，气哼哼，永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她略显生涩地滑过来、滑过去，眉头皱着，神色倔强而骄傲，挺着尚未发育的胸，还有鼓鼓的肚子。
我跟大牙坐在厦大嘉庚楼前的台阶上，跟许许多多和睦的家庭一起，像散落在茶桌上的几个杯子。我盯一会儿自己脚趾上的红指甲，又抬眼看看玩轮滑的孩子们。嘉庚广场的灯光很暖和，衬出厦门不同于北方的春意。那个晚上没什么风，脚下的石板那么洁净，这一切构成了我对厦门的最后一次细微体察。大牙在厦门玩了几天回到了中科大，之后就去了美国，从此几年才能回来一次。
在那个晚上，大牙第一次把他的成长历程对我和盘托出，他不看我，就说自己的。说完了，他哭了，我也哭了，他才把头转向我：“马上就出国了，我想这些话也没法对别人说，只能跟你说。”那一刻我蜷成一团，没有一点儿缝隙思考别的事，心照不宣的情谊像白衣少年策马而过。倾诉这件事，开始就是结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希望他好。
然后我们从悲恸的情绪里走出来——好在我们俩都很善于逗闷子。大牙说以后在美国结婚，要多生几个孩子，他出去赚钱，老婆在家，总之很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我说这不难实现，并奉上了良好的祝愿。这时候我们同时看见了那个轮滑小女孩，又同时为她的姿态忍俊不禁。大牙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忘不了的话，他说：
“以后生个闺女，一定要教育她像你这样，多好！”
“我哪儿好啊，一点儿也不好。”
“你性格多好啊！你性格真是特别好。”
大牙这句话，跟在这一两年后又一个很多年的铁哥们儿说的“你跟一般女的不大一样，特别真性情”，都让我感觉到一种虚脱感，是一支烟抽完了，你还不知道，一大截烟灰掉落在地，手指间一下子就轻了。不过在那个晚上，这话题很快过去，并未因为我在内心里把它圈了出来而停留太久。大牙开启了对未来的憧憬状态，一发而不可收，说以后结婚了一定让闺女学钢琴。我问钢琴有什么好，他陈述了很多理由，因为所以可是但是然而不过而且还有……一副GRE深度中毒的嘴脸。我嗤之以鼻。认识十多年，大牙不曾在口舌之争中赢过我，很识相地放弃了，问我要是有孩子让他学什么。我眉毛一扬：“一个孩子就说相声，两个孩子就唱二人转。”
大牙一听就疯了，因为我亵渎了他对生活的憧憬。我们俩顺理成章地为此互相诋毁辱骂并搏斗了一阵儿，像这十年中的任何一个类似时刻。
最后我一锤定音：“反正我跟你说，以后你带你老婆孩子到我家，我家可没钢琴给你娃弹，除非你让娃自己背钢琴过来，那得先练个千斤顶、铁布衫什么的。我孩子就没这顾虑——‘孩儿，来一段《报菜名》！’到时候够你两口子干瞪眼的。”
2007年，我因为忙于毕业前落户口、调档案、写论文、找工作的一堆烂事而比现在要瘦一些，身体健康，尚且没有现在若隐若现的法令纹。我梳两条辫子，穿一件果绿色的T恤，一条灰秃秃的棉布裙子，光着涂着红色甲油的双脚，举着一双凉拖鞋，在波光粼粼的母校芙蓉湖畔手脚并用地发表了这段演说。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热爱那个23岁的自己的怪模怪样，没心没肺。
卡纪麻，不要走
刚刚收到“老婆”安全抵达上海的短信。
我难得宅女出更，终日晃荡在落地即化的雪里。只能是因为你的到来，任何看似反常的举动才能在巨大的欢乐之下一一实现。
本来你没打算来的。2月末，我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来给我过生日吧”，你居然真的决定来找我。从福州到长春，连我的父母都觉得实在是亏待了你——在这样的季节抵达，几乎没有任何景点可以游览，而我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你。可是自始至终，我居然没有任何的受宠若惊，也并不怕你会怪罪。或许我从来就不缺乏这种多少有些无耻的自信——你一定会把上班第一年的假期用来找我，正如如果我有同样的机会，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找你，没有其他任何选项能与此相比，能让我有丝毫的动摇和犹豫。
你来了，自己订好机票、打点行装，连在上海的转机事宜也安排好，然后一一讲给我听。我却一直埋头在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中，直到有一天我问起你的日程，你仔细地在短信里写给我，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关心过这些重要的细节，甚至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费神去机场接你。我凭什么这么心安理得呢。
去机场大巴的停靠站点接你，居然也去晚了，让你站在街边等了好一会儿。发短信问“你冷吗”，你只回答“还好”。我为了这个回答着了急，催促司机再开快点儿。车掉头过去，你穿着我去年在杭州送你的破外套，静静地望着我，乖乖地上了车，依然没有任何埋怨。我们就这么开始对话，随便说着什么。我知道，你的到来，宣告着我的黄金时代的回归，即使只有那么短、那么短。然而，凯歌奏响了，离歌也奏响了，它们中间，只有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时间差。
事实上，在长春的几天，真的乏善可陈。在我写稿、收邮件、接电话的时候，你就捧着本书趴在床头；我们一整天窝在家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吃东西，看视频，做家务，熬夜。你是来陪我过了一段惯常生活，而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在这段本该属于你的假期里，你唯独忘了自己吧。
跟之前共同生活的那些年一样，我还是拿你取笑，呵斥你，催促你，有机会的时候就带你四处闲逛，吃一切我认为你会爱吃的东西。感谢你难得一见的好胃口，感谢你脆弱的小身板儿没翻脸，感谢长春在这几天里把阴雨雪晴风给表演了个遍，感谢一切都那么如意。
我们还是十八九岁那时候的样子，没什么钱，却尽量享受生活；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和最不会出错的礼物还是书；说笑惯了，却羞于表达真正的情感，一旦说出来，言辞必定非常笨重——就好像我现在写的这个玩意儿。
生日的前一天收到你寄给我的信，是我提议的“写给五年后的自己”。当时你等在大厦的一楼大厅，而我在办公室里把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之后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下楼去面对你。在这一封写给自己的信里，你把百分之七十的篇幅都给了我。你规劝我不要太辛苦、不要太易感的那些话语，平时也是不会说出口的吧，而我多么受用。电梯到了一楼，我看见你独自坐在沙发上把玩着相机，又好像在重温大学时代的每个平常约见，拉着你就走出去了。
正如你说的，我们这样的相处，丝毫也不像久未见面，而是好像每天都在一起。
一起看肥皂剧的时候，我学着韩语的“不要走”，被你笑话说发音好像“沙琪玛”。你说这句话在韩剧里非常常见，应该这样读：卡纪麻。
那天傍晚送你走，我站在大巴下面望着你，不理会你催我回去的拙劣手势和故意做出来的愠怒表情。逗你，用手臂拼成心形，你刚笑，我又做吓人的鬼脸，把你气得口眼歪斜。
我时常想，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会亲近我、信任我。寝室的卧谈，你总认真听我说无谓的话，我说得自己都几乎睡着，你却每次都坚持听完。我们一起去自习室装模作样，消耗光阴，也一起去胡吃海塞让脸和身材一号号地变大。那么多个黄昏，沿着海，沿着几乎没有景观的山坡，一圈圈地闲逛，漫无目的，买几个水果就回寝室。我的所有缺点，你似乎照单全收，没有一句微词。而现在，你居然从福州跑过来，在这个严寒中的城市耗光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年假，花光了仅有的那点儿积蓄，就为了给我这个乏善可陈的家伙过一个生日。
大巴开走的时候，我收到你的短信：“该追车了，嘿。”而我发了这样的一条短信给你：“卡纪麻。”
从没跟人分享过，我得到的关于“离开”的最初启蒙来自于《戏说乾隆》。第二部的尾声又上演了百官跪拜、乾隆身份大白的一幕，与皇家有血海深仇的沈芳强忍眼泪策马而去。曹大人对乾隆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追她。”乾隆说：“我想的是，如果我是她，我会不会回来。”
去年从杭州回来，你写了文：“只是何时能与你再牵手走在街头，即使这个城市只有我们两个村姑。”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在这一年多不见你的日子里，隐约总在我的脑中回荡。
K歌的那一天，听哥哥唱《千千阙歌》，你红了眼睛，而我早藏在灯光不及的角落里哭了出来。
如果我是男人，你会不会嫁给我？
午夜12点出了咖啡馆，赵小姐和Tim送我回宾馆。出租车上了桥，夜风很有些冷。我跟赵小姐同坐在后座上，伸手去拢她的长发——我不确定我跟她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在一块儿了。
高中时候的赵小姐，每每被班上的人欺负，我都要站出来为她说话，而她却在旁边急得跳脚，为欺负她的人说话，拼命劝阻我。我总在这时候怒其不争地瞪着她，她却急得快哭出来——她不想让别人因为自己有任何不快，连一句合理的拒绝都说不出。我认识了10年的赵小姐，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红扑扑的脸蛋，浅浅的酒窝，齐耳短发，夏天穿一件果绿色的T恤，冬天穿暗红色的高领毛衣。常在桌上放一卷卫生纸，全班谁用都到她这儿来拿；偷偷把别人给她买的冰激凌塞给我吃；一丝不苟地把酸辣粉料包里的每个豆子都吃掉，然后拍拍肚皮心满意足地笑；在我揶揄她的时候啪啪地打我，一边大笑一边骂：“你真讨厌！”
赵小姐的文章写得很安静，我谈恋爱的时候，她用粉红色的信纸写给我满纸祝福的话。后来我分手，她比我哭得还伤心。她感觉哪个男生对我有意，又没达到她的标准，就会刻意破坏，在我跟那个男生说话不超过三句的时候蹿出来，拉着我说：“这道题我不会，你给我讲！”
18岁，我每天回身去逗她，说：“赵小姐，嫁给我吧！”
她总是斩钉截铁地说：“不！”
“你不爱我？”
“当然爱！”
“那为什么？”
每当这时候，赵小姐便正襟危坐，像煞有介事：“因为我们都是女的！”
虽说把责任推到另一个人身上是不客观的，但确实是在Tim出现之后，赵小姐开始对现状充满抱怨，喜欢评判他人的对错，她的生活不再其乐融融。过去25年没有说出的怨怼，从此每天都出现在她的嘴边。赵小姐的变化让我体会到人生的荒诞不经，甚至跟她聊天都已经不再是愉快的体验。有时候她会批评我越来越沉默，她不知道，那是因为我已经不得不字斟句酌。
去年冬天的晚上，赵小姐从哈尔滨打来电话，声音中带着哭腔。几个小时后，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面前。第二天一早，我陪她去银行取钱，赵小姐的双手冻得皱巴巴的，像失水的苹果。同一天，我又自己坐上返程的火车，赵小姐忘了自己24小时前的决绝，没有同我一起回来。
在我们相识10年以后，飞驰在北京夜色中的出租车里，我拢着赵小姐的头发，让她靠着我的肩膀，我的下巴轻轻垫在她头顶。夜风吹过来，赵小姐的头发香香的，一丝丝扑到我脸上。
我问她：“赵小姐，如果我是男人，你会不会嫁给我？”
“即使你不是男人，你也是我最可依靠和信任的人。”
“那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我？”
赵小姐没有像18岁那年一样正坐起来，她的声音慵懒而坚决：“如果你是男人，我会跟你生活在一起。但我真的真的不想结婚。”
我回想起在哈尔滨的那一晚，我跟赵小姐对坐在大床上，各抱着一个枕头，她的手臂和背上有大块的瘀青。这一晚，她没有说爱，句句都是清醒的，要离开，要结束，要重新开始。说到父母的时候，眼圈红起来，还勉强对我笑。我多想自己是一个男人，狠狠回击所有伤害她的人。
执迷不悟的赵小姐，做过那么多荒唐的事，说过那么多荒唐的话——可她现在靠在我的肩膀上，说希望我也能常住北京，时时刻刻在她身边，她买菜，我烧饭，她洗碗，我洗衣服。她声音细微，像说着梦话。
在这之前的一年，一个又一个“爆炸性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些消息与她无关——她本来应该快乐下去，拥有正常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忠诚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她不该在陌生的城市间来回奔波，维系一段终将陌路且没有尊严的感情；她不该把伤心埋在心里，时时处处做出倔强的姿态，像刺猬一样伤害旁人也苛刻了自己。虽然我尊重我的每一个朋友，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可是，这是赵小姐啊，从前在粉红色的信纸上写满对爱情美好憧憬的赵小姐，看电视剧大结局会哭湿一包纸巾的赵小姐，曾经那么注重生活的秩序和安稳的赵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