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三字经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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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典籍学习篇(4)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各种书籍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汉文帝时,开始在全国寻找书籍,一个叫伏生的老儒生口授了《尚书》二十八篇,使《尚书》得以流传。

到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想霸占孔子的故居改作花园,在拆房时,忽然从墙壁的夹洞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同时空中传来一阵庄严的钟磬之声,鲁恭王吓坏了,忙下令停止拆房。在墙壁中发现的这批竹简包括《尚书》、《孝经》等古典书籍,因为是在墙壁中发现的,所以这些书被称为“壁经”。

这些典籍的发现,对校正一些典籍的真伪起到了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学习《尚书》的途径

学习《尚书》要认识途径,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途径。

对初学者说,首先要通读。通读的时候,可以利用建国后出的附有译文的读本。这类读本目前有三个:一是王世舜译注的《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是江灏和钱宗武合著的《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是周秉钧译的《白话尚书》。这三本书都有译有注。第一种只译了今文二十八篇,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今文和古文全部译注了,内容大同小异。如果只为了通读,上述三部书任择一部就可以了。

对进一步研究者说,要求自然不同,还应该参考些旧时注本。旧时注本很多,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要求选读下面这些。

1.《尚书注疏》这部书采用伪《孔传》而加以解释,阐说详明,是一部很重要的注解。《孔传》虽然不是汉代孔安国写的,但是它是魏晋人写的,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焦循说得好:“《孔传》之善有七,若置其伪托之孔安国,而以魏晋人之传注视之,则当与何晏、社预、郭璞、范宁之书并存。”读《左传》必须读《杜注》,读《尚书》就必须重视伪《孔传》。孔颖达的《疏》,根据刘炫、刘焯等人的旧《疏》整理而成,保存了唐以前人的一些重要见解。它是魏晋以后唐以前人说解《尚书》的总汇。如果要了解这一时期解释《尚书》的情况,应当参考它。

2.《书集传》宋人蔡沈著。这部书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辨明大小《序》的讹误,改正伪《孔传》的训诂,删除《孔疏》的繁复,简明精当,比伪《孔传》有所前进。如果要了解宋人《尚书》的注解,可以参考它。

3.《尚书今古文注疏》清人孙星衍著。经文方面,孙氏只取伏生所传的经文,加上古书中所引《大誓》残文,共二十九篇。注疏方面,孙氏取两汉今古文之说,以它为注,然后自己替它作疏。他所录的经文全是真的,他所录的古注也很完备,是一部很好的书。皮锡瑞《经学通论》称赞它搜罗完备,分析亦明,是研究《尚书》者应当先看的书。我们要了解汉人对《尚书》的解释,可以参考它。

4.《尚书孔传参证》王先谦著。这部书依据晚出《孔传》本,参以他书,加上考证,对《尚书》的古今和真伪,分别很清晰。如果要了解《尚书》的今古文情况,可以参考它。

此外,在解释《尚书》的疑难训诂上,清代以来的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王念孙、王引之著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创获最多。俞樾的《群经平议》、孙诒让的《尚书骈枝》、章太炎的《古文尚书拾遗》,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观堂学书记》,也有许多贡献。杨筠如的《尚书覈诂》、曾运乾的《尚书正读》、杨树达的《尚书说》、于省吾的《尚书新证》,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要了解清代以来关于《尚书》的训诂方面的进展,可以参考它们。

【原文】

4.9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①,存②治体。

【译文】

《周礼》为周公所作,其中记载着当时六官的官制以及国家的组成情况。

【注释】

①六官:周朝的官员的总称。

②存:存放,放置。

【评解】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

《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

六官又称六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序列、组织管理体制的架构也还是如此,没有大的变动。

【国学小百科】

周公制礼

周公是儒家推祟的圣人,姬姓,名旦,为周文土第四子,因其采邑在周(在今陕西省歧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辅佐周武王伐纣灭殷,武王死后,又辅佐其子成王治理国家。史书载“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指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由政治及文化方面制定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

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与天子为叔伯、兄弟,为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卞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由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就产生出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礼》。

《周礼》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巨大,周公因此被历代统治者称为圣人。

【相关链接】

商鞅变法

商鞅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38年,是卫国宗室子弟,所以历史上又有人称他为卫鞅,公孙鞅。

商鞅曾任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公叔座临终前向魏惠王荐举他为相,未被采纳。后来商鞅入秦游说,得到秦孝公赏识,准备变法,针对反对派甘龙、杜挚“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和“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使国不法古”。后出任左庶长,通过“立木求信”,推行新法,数年后,秦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天下一度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尚。

考察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1.、商鞅遇上了秦孝公这样正准备有所作为的明君。当时秦孝公即位时,秦国的实力正在衰退,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强大起来,发出了“谁能让秦国恢复昔日的强大,我就给他高官,给他封地”的命令。

2.、秦国有强大的历史,秦穆公也曾是一位明主,他“修明德政,建立武力,向东平定晋国之乱,以黄河为国界,向西称霸于戎翟,占地广达千里,被周王赐与方伯重任,”所以秦国的百姓都希望变法使自己国家强大。

3.、他为了推行新法取得成功,在建立信用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与决心。最初在城门外“立木求信”,后来又杀掉了带头违反新法的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使新法得以顺利推行。

4.、他的新法改变了一些古老陈陋的旧习,在客观上符合民众与国家的利益。比如在他的新法中有“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立军功者,各按标准获上等爵,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和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的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进入宗族的名册,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财富荣耀,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等等这些,都是对国家有利的,所以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

【延伸阅读】

八荣八耻——新时期的荣辱观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背信弃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荣辱观念是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思想珍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严、勇、孝”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做人成事的准则。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孔子有生之年,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是“礼”。

从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原始礼仪。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可见,“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

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因此,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应牢记八荣八耻主要内容,并把这一思想落实到积极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原文】

4.10大小戴①,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译文】

戴德和戴圣整理并且注释《礼记》,传述和阐扬了圣贤的著作,这使后代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礼乐的情形。

【注释】

①大小戴:汉朝戴德,称大戴,和他的侄子戴圣,称小戴。二人先后把秦以前的儒家关于礼乐制度的论述汇编成《礼记》,现在通行的《礼记》是《小戴记》。

【评解】

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删定《礼记》85篇,小戴删定礼记46篇,讲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后人又加入《乐记》一篇,如此就礼乐具备了。

历史上讲授《礼记》最著名的是西汉学者后苍,后苍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后传授给戴氏叔侄。

今天的《大戴礼》仅存39篇,已经不通行了。《小戴礼》46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就是我们今天的49篇《小戴礼》,《中庸》是第31篇,《大学》是第42篇。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各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而且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对金人行为规范依然有益,因此,现代人学习《礼记》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国学小百科】

古书的注释方式

注释,顾名思义,就是解答疏导正文中不甚清楚的问题。古书的注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如: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通释语义的专著,是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说的。两者都是释义的书,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即只是某一词语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含义一定相同。就释义的方法来说,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因此,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而要一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又通释群书,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如《经黄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还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

【相关链接】

穆公问礼

春秋末期,晋国有一个叫由余的人,因怀才不遇而流落到秦国。秦穆公为了显示富有,陪着他游览自己的宫苑。由余见了豪华的花园却直摇头,秦穆公很诧异,认为晋国人不懂礼法,更不懂治国之道。由余却认为礼法只不过是用来约束臣子和百姓的工具,对统治者却毫无意义。晋国虽没有礼法,人与人之间却以淳朴之心相待,国家照样治理得很好。由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封建礼制提出异议的人,他比别人都有先见之明。

【延伸阅读】

如何理解文言文注释中的“通”与“同”

在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时,经常发现在古诗文词的注释中有“×同×”的训释句式,这里的训诂术语“通”与“同”是不是一回事呢?

有的人望文生义,误认为“通”、“同”没有区别,因为“通”、“同”后面的字都是对前面字的解释,前面字是后面的通假字,后面的字是本字。其实,“通”、“同”表示的意思是不相同的。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一下古文学中的有关文字通假、古今字和异体字方面的一些常识。

文字通假是指音同或音近(古音)而意义不同的字的假借与通用。先秦两汉古文中,通假字的例子很多。

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通假字呢?首先,古人在使用通假字的字,是用“通”前面的字来代替后面的字,是假借的字的意义。“通”前后两字(词)读音相同或相近(古音)。它并不是没有这个字,它的特点是“本有其字”是人们突破自行的约束,把表意的汉字当作标点符号来使用的结果。与所谓写错别字的情况是不同的。“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经典释文.叙录》)。因此,我们遇到这类字的时候,要摆脱字型的束缚,已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依据古音)。由于通假字的使用有一定的习惯和范围,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判定的时候,还要考虑其它的因素,有旁证资料。另外,我们要留意古书今注中,凡有“×通×”,旧注中“×读为(曰)×”,“古声××同”,“古字××同”,一般用来注明通假字的。

在分析通假字的时候,要注意它同古今字的区别:古今字是汉字在孳乳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是字形方面的问题:通假字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是语音方面的问题。这两者本来是不同的,但人们往往不加区别,把古今字也视为通假字,所谓古今字,是指先后产生的,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形体不同的字,即古今区别字。产生前的称为古字,产生后的称为今字。

可见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分化出来的字大都是以形声方法构成,形音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字形方面看,今字大都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加注意符或更换意符而构成的。按道理,今字产生后就不再用古字,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分化过程中,古字今字通行不悖。今字产生后,人们在写作时,还常常使用古字,除了有意仿古外,恐怕也是相沿成习吧。

异体字是指音、义完全相同而只是形体不同的字,也就是一个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字,也就是一个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写法。异体字是等同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相互代替。

综上所述,纵观文言文注释,“通”与“同”真相已大白:“通”是表示通假,前后两字词义毫无联系;“同”是表示某字与另一个字意义相同,“同”前后的字一般是古今字或异体字。因此,在阅读文言注释时须切实注意,对一些古诗文作注时“通”和“同”混用现象,应加以纠正。

【原文】

4.11曰《国风》①,曰《雅》②《颂》③。号四诗,当讽咏。

【译文】

《国风》、《大雅》、《小雅》、《颂》,合称为四诗,它是一种内容丰富、感情深切的诗歌,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朗诵的。

【注释】

①《国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民歌。

②《雅》: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廷乐曲歌词。

③《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

【评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代称为“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了整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尊“诗”为经典,定名为《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