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关于用人之道也有他的心得。《孟子》中有记载：孟子曰：“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意思是说，一个人从小就学一样东西，长大之后，想施展所学，你却要他放弃自己所学，而按照你的方法去做，结果会怎么样？再假定有一块上等玉石，即使价值万两黄金，也一定需要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学识技术，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现在寻找治国之才，却叫他放弃平生所学，唯你是从，岂不是等于让琢玉的人放弃他所学的技术，而按你的方法来琢玉一样？这如何行得通？
由此可见，孟子的观点就是，用人不可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而是要知人善任，唯才所宜。拿破仑也曾说过，最难的不是选拔人才，而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让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因为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选拔、推荐人才，都是为了善用人才。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刘邦择将，三人而已，这就是领导用人的奥妙所在。
我们都知道“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但不见得人人都能在现实中将这种思想真正地用于工作和生活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一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帮助他人取得工作上的进步，也能为自己赢得事业上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从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唐代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唐代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也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用人也是如此。俗话说：“人无弃才。”关键在于知人善任。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知人善任是领导艺术，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4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译文：
孔子说：“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国学链接：中庸的主要原则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并分别论述于下。
1。慎独自修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必须严格而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地方，也时刻遵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这些原则，这么做就会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故《中庸》第三十三章云：“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2。忠恕宽容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原则分别可以在《中庸》第十三章、第三十章见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论语·里仁》记载孔子告诫曾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
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絜矩之道”。《大学》说：“所恶于上，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所谓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絜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絜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3。至诚尽性
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行和谐了。这就是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诸子之言：
汉代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译：君子要做到真正的明智，就需要兼顾全面地听取他人的言论；而那些昏庸无道的人之所以不能明智通达地处理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偏听偏信。因此，作为君王必须兼顾全面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这样就会越来越圣明；而如果一味地偏听偏信，就会越来越愚昧无知。）
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年，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译：唐太宗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皇帝为什么有的明达，有的昏庸无道呢？”魏征说：“就是因为明达的君主会兼听所有的言论，那些只偏信一方的君主则昏庸无为。”）
延伸思辨：
兼顾全面，方才明智
苏轼的《题西林壁》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体现出了诗人的非凡观察力，更为重要的是短短的四句诗中透出的哲学味。
同是一座山，只因看的角度不一样，观察到的结果便大相径庭。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正面目呢？原来只是身处在庐山之中的缘故。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看事情要全面、客观，不可以偏概全，否则就容易被一些局部的现象迷惑。将此诗之意引申到生活中，就是说只有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看明白事情的真相，从而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只听信某一方面的意见就容易一叶障目，以致于得出片面的结论。
纵观历史，因为偏听偏信而亡国的国君不在少数：赵孝成王偏信身边奸佞，遂以赵括代廉颇，长平一战大伤元气；秦二世偏信赵高，遭受灭夷之灾；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之变。
与此相反，能够兼听的君王、首领则都是治国有道，治邦有方。上古时期，尧舜开放四方言路，广纳四方良言，同时拒谗言、惩诬陷，使自己看到了四方事情，安抚了四方百姓，成就卓著。
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但同时又不会迷信于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在兼听他人的想法之后，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从而做出自己最终的结论，这样做出的结论往往是全面、正确的。
精彩典故：
兼听则明才有贞观盛世
魏征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开创了贞观盛世。而作为一代贤相，魏征在“贞观之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与魏征既是君臣，又是朋友。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就不会有魏征的忠直；而没有魏征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镜鉴。二人相互衬托，相辅相成。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才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甚至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当然，皇帝也是人，有时唐太宗回宫后发火，声言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但他又不愧为一代贤明君主，火气过后又为有这样忠谏之臣感到欣慰，就一次次原凉魏征的犯颜直谏。
以至在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的感叹自有道理，而魏征也应为遇到唐太宗这样虚怀纳谏的君主而庆幸。如果侍奉的是一个小鸡肚肠的昏君，魏征的下场是很难料想的。
当代镜鉴：
管理者更需“兼听”
许多人，尤其是领导者常有一意孤行的毛病，除了个别亲信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不耐烦地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唯恐听到不同意见，更别说是反对意见了。这类人看似聪明，其实糊涂，明知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可碍于“面子”，终不肯放下“架子”，最后听到的是一片赞美声和附和声，也正是在一片赞美声或附和声中，自己击垮了自己。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凡事保持多听的习惯，不可偏听偏信，只凭一面之词就下定论，更不可轻易动怒，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当然，要多听，还要善于听，听了以后还要多思多想多分析。其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我们为人处事都要尽可能地客观全面，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和谐的相处环境。尤其是在工作中，更要注意这一点。身为领导者要鼓励下属说真话，提意见，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样，自己才能吸纳到各方面的观点，兼顾各方，做决策时才能使决策全面而且切合实际。
唐太宗在位初期，从谏如流，当时涌现出一大批如魏征这样敢于进言直谏的大臣，因此，唐太宗就能听到更加客观、全面的信息，他做出的决策自然就正确了，于是，就有了“贞观之治”的升平局面。
作为管理者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也要做出一些重要的决断，而来自不同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也会很多。因此，管理者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听取并筛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就是既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既要听赞扬的意见，也要听批评的意见。管理者不仅要虚心接受建议，而且更要侧重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绝不能把反面意见当做耳旁风，更不能对其进行责罚。
从管理角度来说，多听听反对的意见，可以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下属，为他们的意见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渠道，这也有利于化解团队的矛盾，协调团队的合作性。而对于能干的下属来说，领导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纳谏之门，他们就会更积极、更大胆地献技献策，会更具责任心地纠正领导的过错，更自觉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