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萧何命人筑好了拜将坛。汉王刘邦择了吉日，带领文武百官，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拜将仪式。大家看到这个一步登天的幸运儿竟然是韩信的时候，一片哗然。这也难怪，一个军中不出名的小吏，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军，怎不令众人议论纷纷。
韩信果然没有令刘邦失望，没有辜负萧何的良苦用心。在楚汉战争中，韩信率汉军渡陈仓，战荥阳，破魏平赵，收燕伐齐，连战连胜，在垓下设十面埋伏，一举将项羽全军歼灭，为刘邦平定了天下。
扁鹊论医术
扁鹊是与华佗齐名的天下神医，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只在于神奇的医术，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别人所保持的清醒认知。自从扁鹊见桓公望而知病的故事传开以后，他的医名就响遍了列国。有一天，魏文王询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个都从医，都精于医道，但是到底谁的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只有我是兄弟三个中最差的一个。”文王惊讶地问：“那为什么你却是你家三兄弟中最出名的一个？”
扁鹊回答说：“我的长兄治病，是治疗在病情未发作之前，由于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他能够观疾病于未起之先，及时将疾病的本因清除，默默地积累玄德于无形之间。所以他的医术是别人无法知晓的，他的名气也就无法传播开来，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他的这些本领。
“而我的中兄最擅长于在病情初起之时治疗患者，及时将疾病清除于未祸之先。一般的人都以为他只能治疗一些轻微的小毛病，所以他的名气只是在本乡小范围内传播。
“但是，我治疗的疾病病例，大都是治疗于患者病情严重之时。一般的人都能看到我在病人经脉上扎针或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或者动手术。操作过程能够眼见目睹，所以大家都以为我的医术非常高明，名气也就传遍了全国。”
不仅知人，而且自知。扁鹊不仅是一个神医，更是一个智者。
当代镜鉴：
凡事求诸己
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总避免不了一些让我们为之烦忧的事：也许是同事间的误会，也许是同客户间的矛盾……然而当心平气和下来后再反思这些事，我们就会发觉自己是多么肤浅的一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不了解别人，更不明白自己。
儒家学说是指导中国人思想行为的基础，而儒家思想则倡导人们在为人处世时要行君子风范。君子要有弘大的气量和宽阔的胸襟，不与人斤斤计较，不怨天尤人；君子更注重的是自我修身，反求诸己，以通达世事的境界。
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对自己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立身行事的最大弊端，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就很难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明确的方向，也不能很好地与人沟通，因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很难能够真正去了解他人。
当我们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如果自己没有一定的修养，不懂得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没有宽容的智慧，那就会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批评别人、责怪别人，而不能从自己身上找到缺点和不足，这样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在与人沟通时，每个人都要以善良、真诚的本心为出发点，真正做到与人为善。
不怕人不知道、不了解自己，而是担心自己不懂别人。如果能认真去了解别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就很容易化解或者会变少很多。然而要真的了解别人先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反省自身。知人先知己，求人先求己。
凡事要反求诸己方可与他人共立、共求、共谋、共进！
5悲悯礼让，知耻明理，方可为人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上》
译文：
孟子说：“没有同情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国学链接：何谓“四端说”孟子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智慧也是人天生的一种本性。“四端说”是孟子提出的著名学说之一。孟子提出的“四端说”，其内容即是：人之本心先天含有仁义礼智“四性”，是为本心形上之体；本心触物发动，化显形下之用，是为仁义礼智“四德”；本心体用转化建立在心理发生机制上，由不忍恻隐之心始递而生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为“四心”，乃是道德主体当下之心理情感，是形上本体向形下之用转化之开端，是仁义礼智“四德”生成之开端，故为“四端”；“四德”乃是本心之用，需在成己、及人、亲亲、仁民、爱物、知天、事天中最终完成。
诸子之言：
朱熹在《孟子集注》解释说：“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此（怵惕恻隐之心）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也。……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辞，解使去己也。让，推以与人也。是，知其善而以为是也。非，知其恶而以为非也。”
由此可知，“羞恶”就是因自身的不善而羞耻、见他人的不善而憎恶。“辞让”就是推让、谦让。“端”就是发端。“四体”就是四肢。总之，没有同情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就不是人。而同情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因此人拥有仁、义、礼、智之发端就像他拥有四肢一样。
陈澧曰：“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东塾读书记》卷三）孟子所谓性善，只谓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此四“端”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圣人。人之不善，皆不能即此四“端”扩而充之，非其性本与善人殊也。
冯友兰认为，孟子以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之四德。四德为人性发展之自然结果，而人之所以须发展人性，因必如此方为尽“人之所以为人者”，非因四德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当然可生于社会有利之结果，此结果虽极可贵，然亦系附带也。犹如艺术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悦，然此乃附带的结果；彼艺术家之创作，则所以表现其理想与情感，非为求人悦乐愉快也。
延伸思辨：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孟子认为，人都有对别人的痛苦、危难等不幸的不忍之心（即人都有怜恤别人的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先王有怜恤百姓的心，于是就有了怜恤百姓的政治。以怜恤百姓的心，实行怜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运转小东西一样容易了。比如，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面，那么人们都会有恐惧同情的心理，而这并不是因为想跟那小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在乡里朋友那里求取名誉，更不是因为厌恶那小孩子的哭声才这样。所以说人都有怜恤别人之心。由此看来，那些没有同情之心、羞恶心（因自身不善而羞耻、见他人不善而憎恶），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就不是人。
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有仁、义、礼、智之发端，就好像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发端自己却说自己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自己在戕害自己；有这四种发端却说他们的国君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戕害他们的国君。所有具有这四种发端的人，如果还可以做到扩大并充实它们，它们就会像火刚刚开始燃烧一样（最终将形成燎原之势），就会像泉水刚刚开始流出去一样（最终将汇聚成大江大河）。假如把这四种发端扩充开来，就足以拥有天下；反之，如果不能把这四种发端扩充开来，甚至也不足以侍奉父母了。由此可见，孟子说，人世间的一切道理，大到君臣父子小到日常琐事，人的本性中都具备了（仁义礼智之发端即在其中）。反省自己后可以确定自己是真诚的（就是说行仁、行义等都发自内心），那么，就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竭力以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那么追求仁德就没有比这更近的了。
精彩典故：
霍光不明事理，铸成大错
西汉时期，霍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人们知道他政绩突出，都非常崇拜他。他在汉武帝驾前做了二十八年的臣子，处事谨慎小心，深得皇帝的信任。武帝逝世前，将幼子刘弗陵交给他，让他尽心辅佐。
刘弗陵依旨登基，就是汉昭帝。汉昭帝非常聪明伶俐，可惜没做几年皇帝就死了。霍光迎立昌邑王为帝，然而没过多久因为大臣们纷纷上书昌邑王并不适合又废掉新君，改立刘询为主，也就是汉宣帝。
霍光辅佐朝政长达四十年，对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却未能明辨是非，结果铸成了大错。
那时正是宣帝刚刚登基之时，霍光的妻子为争权夺利，千方百计把小女儿成君嫁给皇帝，希望宣帝能立成君为皇后，以便霍家好作为外戚独霸朝堂。但宣帝不忘旧情，仍立结发之妻许氏为皇后。霍光的妻子怒火中烧，用金钱将女医淳于衍买通，趁许皇后生病之时，下毒药将她害死。许皇后死后，官员们看出破绽，将淳于衍逮捕入狱，严加审问，最后，淳于衍终于说出了实情。
对于妻子的阴谋，霍光毫不知情，因此，虽然霍家已卷入人命官司，但霍光还蒙在鼓里。他的妻子看女医入狱，知道事情很可能要败露，情急之下才把实情告诉了丈夫。霍光知道后，非常惊讶，本想大义灭亲，但毕竟夫妻情深一场，又如何忍心看妻子成为刀下之鬼呢。于是，他昧着良心，将此事隐瞒起来，还包庇女医，帮她出狱。
霍光乃朝中重臣，朝中很多事他比宣帝更有掌控权，几乎是一手遮天。所以，霍家害死许皇后一事朝中无人再敢提及。直到霍光死后，有人向皇帝揭露了此事。皇帝才知道许皇后死得如此冤枉，不由大为震怒，派人对这个案子进行详细调查。霍光的妻子听到风声，为了保命，就召集家族成员，策划谋反。
汉宣帝早已做好准备，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派兵将霍氏家族谋反者搜捕。班固在《汉书》中指出，霍光虽然为汉朝作出过大贡献，但对家人缺乏管教，不能明辨是非，所以才招致灭门之祸。
当代镜鉴：
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在生活中做许多事情都离不开价值判断，都要讲一个好坏是非。因此，如何分辨善恶是非，就是做人的首要问题。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善恶是非以后，才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才能扬善抑恶。
社会生活非常复杂，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同，价值标准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们是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事物的。选择哪一种价值标准，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是人的自主行为。有人以发财致富为标准、有人以出人头地为标准、有人以清闲享受为标准、有人以奉献社会为标准、有人追求创造发明的成就、有人追求家庭幸福、有人追求个人成功、有人追求平凡安稳，还有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在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人生追求面前，自己如何判断，如何选择，这就要看有没有正确的标尺。
既然仁义之心是我们的本性所在，是人世间一切道理的根源；行仁、行义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快乐，给社会带来安定的秩序，那么它无疑因为满足了人们需要的合理性，而具备了“善”的特性，从而应该成为最高的价值衡量标准。
以仁义为标准树立起来的价值观，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在每一次接触、判断、处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通过道德的陶冶、法律的知悉、榜样的选择、理想的确立等途径，我们要不断强化和坚定自己的信念：人性总是可以改善的。惟其如此，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我们才能保持一种积极而乐观的精神，相信人类的境况能够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是一种责任感，要求我们关心自己的家园，并且在其中能够道德地充实地生活；要求我们绝对严肃地对待我们自己，对待我们当下的生活。这既不是为了取悦于世，也不是为投父母所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译文：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相比谁更贤明？”孔子说：“子张处世常常有点过分，子夏却总是不到位。”子贡说：“那么子张比子夏强点吗？”孔子说：“超越界限和达不到标准同样不好。”
国学链接：
孔子心中如何评判“过”与“不及”
孔子在这里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过犹不及”，而实际上，在孔子心中倾向于认为：过不如不及。因为，子路与冉有分别请教孔子，是否可以“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回答子路“不行”，却回答冉有“可以”。原因何在？在于：“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译：冉有禀性柔弱退让，所以激励他进取；子路莽勇，所以抑制警诫他。）换句话来说，子路是“过”，冉有是“不及”。
但是，排名在“政事”科的两位弟子，冉有先于子路。宁可稍有不及，也不要太过。不及者，可以多方鼓励，指引一条人生正途；太过者，却不易悬崖勒马。以子路来说，孔子看他平日表现，就担心他“不得其死然”，恐怕不得善终。子路后来确实因参与卫国贵族间的政治斗争，死于非命。孔子伤心之至。
诸子之言：
朱熹曰：“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为至。贤知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译：子张才高意广，所以行事经常会过激。子夏保守谨慎，因此他行事常常不到位。而为人处世的关键在于中庸。行事太过，好像比不及要好，但其实因为超越了中庸的界限而不能挽回。）
尹氏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译：中庸之德是最好的，过与不及都不应当。因为差之毫厘，实则谬以千里。所以圣人抑制那些行事太过的人，同时鼓励行事过于谨慎保守者，让他们都归于中庸。）
“过犹不及”即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中庸》说，过犹不及为中。“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是说，舜于两端取其中，既非过，也非不及，以中道教化百姓，所以为大圣。这就是对本章孔子“过犹不及”的具体解释。既然子张做得过分、子夏做得不足，那么两人都不好，所以孔子对此二人的评价就是：“过犹不及。”
延伸思辨：
中庸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