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薇薇的死，作为其丈夫的好友，我又一次被那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刑警问话。现在我已经清楚知道，他的名字叫刘大钧。
面对刘大钧时，我总觉得他的内心里有一句话时刻要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便是：怎么又与你们有关？不过，他当然不可能说出这种话。他可能又要怀疑我了，把我当成是杀害薇薇的嫌疑人，就像郑虹死时，他对我也有过的那种怀疑。
同之前郑虹那次一样，我还是不能提供有力的案发时不在场的证明。凶杀发生时，我总是睡得昏天黑地，这真够让人郁闷，甚至恼火的。不过正如刘大钧所说，找我问话，这只是办案的程序，正常的流程，例行公事罢了，我没有必要太过敏感，太过纠结。
我需要跟吴安见个面，好好聊聊杨宝林的事情。
杨宝林很可能就是杀害郑虹和薇薇的凶手。我之所以说是很可能，而没有说一定就是，当然是考虑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那条项链早不在杨宝林的手里了，卖掉了，或者弄丢了，或者被偷了，又或者送人了，最后辗转到了凶手的手里，或者辗转到了郑虹的手里，然后掉落在杀害郑虹的现场。所以，因为有这类可能的存在，我便不能百分之百认定杨宝林就是杀人凶手，也便不能贸然去找警方交代我捡走一条项链的事情，那样对我这么个边缘人来说，好像有点犯不上。谁知道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我头上？
如果我能确定凶手正是杨宝林，那么我一定会去找警方交代这件事，哪怕给我判刑。是的，判刑，捡走犯罪现场的重要物品，致使一个连环凶杀案无法及时侦破，难道这行为还不够恶劣吗？还不算犯法吗？
我被判刑，我罪有应得。
中午时间，我把车开到离麻将馆不远的地方，那里有建筑的阴影，可以让我的车少吸收点太阳的热量。我需要低温的环境，因为此时我的状态是：感受到的热度每升高一度，心中的烦躁和愤懑便要升高一级。
我走进麻将馆对面的面馆，给亮亮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到面馆。他很快出现在面馆，问我找他有什么事。他期待地看我笑，大概以为这次我又要让他跑腿给我卖金子，他知道我对他从来慷慨。
“吃午饭没？”
“你知道的啊，我平时不吃午饭的。”
“坐下，咱俩吃点儿东西，陪我喝点儿。”我招手让他在对面坐下，“你年纪轻轻的，正是能吃的时候，怎么跟老头子似的，中午竟然不吃饭，你还真够抗饿的。”
我叫来那个跟我挺熟的服务员，要了两碗面条、几个菜、几瓶啤酒。
东西上全后，我和他边吃边东拉西扯地说话。快吃完时，我编了个借口，说我女儿的一个男同学喜欢子弹，我女儿听说我有颗子弹后，非要我给她那颗子弹，说已经答应过那个同学会送给他一颗子弹，不能掉链子。
亮亮自然没有多想，马上把子弹从钥匙串上摘下递给我。
我收好子弹。亮亮的兴趣依然在刚才我们谈论的话题——薇薇和郑虹的死。
“当时你见到郑虹的尸体，吓坏了吧？”
“没有，死人有啥好怕的。当时确实吓了一下，但那是因为太突然。”
“要是换成我，搞不好吓出尿啊。”他自嘲地笑。
我吃饱喝足，擦擦嘴，从烟盒里抽出两根烟，其中一根递给他。
“我小时候就见过死人，不但见过，还摸过。”
“是吗？怎么回事儿？”他格外感兴趣，身体探过来，睁圆眼睛盯我看。
“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和我弟去河边钓鱼。儿时的日子真他妈好啊。那天下午，天很热，正是三伏天，我们学校放暑假呢。我爸骑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弟，我自己骑一辆自行车，我们爷三个带着鱼竿和鱼篓什么的，快快乐乐地去河边钓鱼。一到河边，发现情况不对，岸边站着几个人，看起来都挺着急，那脸色都不好。有个男的正浮在河里呼哧气喘地说话，说了几句把头一勾，整个人钻到水里去。那一大片区域是大河的一个拐弯处，水流缓慢，但是非常的深，适合夏天时洗澡和钓鱼。夏天里，每天都有人在那地方洗澡和玩水。”
“是有人淹死了吗？”他已然能够轻松猜到。
“对，我爸问岸边的人怎么回事，岸边的人说有三个中学生晌午时来这儿洗澡，其中一个下去后呛了水，蒙了，没能游上来，扑腾一会儿后沉下去了，现在那个后赶来的从附近经过的男人正在水里找那个男孩。我爸水性好，一听这话，就脱衣服下水了，还扭头叮嘱我和我弟离河边远一些。我爸就像鱼鹰，钻水里后好半天没有动静，然后突然钻出来，满脸是水，用手掌唰唰地抹脸，大口喘气。过了一阵子，先前那个男的上了岸，说累得没力气再潜水，穿好衣服，骑车走了，就剩我爸了。后来我爸也要放弃，累得没力气了，说找不到，但很快，他说他的脚刚才碰到一个东西，马上钻到水里，然后钻出来，大声说找到了。他带着那男孩往岸边游，我和我弟赶忙下到水里，帮着我爸把男孩拖到岸上。我记得那感觉，男孩的手臂凉冰冰的。”
他轻轻打了个寒战，仿佛手指也触碰到了那条手臂，那条血液静止流动并被大河吸走了所有热量与希望的手臂。
“男孩已经死了，死好长时间了。他的家人已经赶过来，他妈大呼小叫地哭，有个男的好像是他舅舅，抓住他的两个脚脖倒着背起他，一颠一颠地在河岸边跑，来回跑，好把他肚子里的水给倒出来，但跑了半天也没能让他复活。他的眼睛半睁着，死不瞑目，脸颊上有块胎记，那张脸我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也没忘。”
“啊，珍爱生命，禁止野浴。”他一副正被冷风吹着的寒冷表情。
我笑了笑，抓起烟盒和手机：“走吧。”
我没有先给老朱打电话，我想不惊动任何人与吴安见一面。
吴安在老朱那家名叫“金山”的饭店当厨师，金山饭店营业再晚，我想无非也就是到午夜为止。我把车停在金山饭店东边的那个丁字路口处，坐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时间在眼前不停地流逝。
夜里11点左右，吴安终于穿着他的运动外套走出金山饭店。
我赶忙下车，一边往饭店门口快步走，一边并不大声地叫吴安。他立即听到喊声，并及时扭头张望。我走到他面前时，他已经认出我是谁，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有事儿吗？”我说。
“啊？怎么了？”他的眼神有点警惕地看我，更多的是疑惑。
“我有些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什么事儿？”他不安起来。我们没有私下接触过，他肯定自认为只是个本分的外来厨子，我会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到他头上呢？
“哦，是关于那个杨宝林的事儿。”
“杨宝林？他怎么了？”
“怎么说呢。”我一脸窘相地搓搓手，故意自嘲地苦笑，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咱们俩找个地方坐下说吧，正好我渴得厉害，咱们俩喝点儿去。”
他有些为难地看着我，更有些不安，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以弄清我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或者顺利地摆脱掉我。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跟着我朝我的车走去。他应该从我的脸上读到了一种信息，便是我确实没想把他怎么样。
我开车在附近转悠，找了好几家饭店，都已经关门，最后转到了火车站附近的麦当劳。这家麦当劳是24小时营业的。我们俩便并肩进了麦当劳。
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刚才是吃完饭离开金山饭店的。我也不饿，不想吃什么，于是就买了几杯可乐和一些鸡翅什么的，找个靠窗的没什么人的地方，与他相向坐下来。他始终一脸的惴惴不安，一见我落座，立即急切地问我，到底问什么，为什么会跟杨宝林有关？
我拿出那颗子弹，放在桌上，推向他几寸：“你能确定这个肯定是杨宝林的吗？”
他拿起子弹，看了看，然后看看我，再看子弹，把子弹放下，很是不安地看着我。
“应该是他的，我见他戴过。”他说，“再说，有些人喜欢拿子弹当项链坠，但没必要刻杨宝林的名字啊？”
我点点头。
“到底怎么了？”
“哦，没怎么。”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别笑话我哈。是这样，我自从捡到这颗子弹，总做噩梦，非常吓人的噩梦，而且每次梦里都有一个叫杨宝林的人。”
“啊？”他吃惊地看着我，“这颗子弹不是那个小兄弟的吗？”
“啊？哦，其实是我先捡到的，然后不是总做噩梦吗？我一气之下就把它给扔了，扔了之后，被亮亮给捡走了。可虽然被他给捡走了，我还是做噩梦。”我随口胡说八道，说的这些话估计跟我女儿说的话幼稚程度差不了多少。
“我受不了了，就找了一个算命的给看看，他说这颗子弹有……怎么说呢？有邪气。”
“邪气？”
“对，就是说，不吉利。这个意思你最应该懂的吧？”
“这……”他点点头，“我知道。”
我看他那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心想他估计是不好意思说不知道吧，毕竟他妈给人算了几十年的命，他耳濡目染，怎么也算半个专业人士。
“我问他，得怎么解，他说，把这颗子弹物归原主，必须亲手还给杨宝林。”我继续胡扯，“而且还得烧纸、上香什么的。”我盯着他的脸，倒因为心虚有些不安起来。“你不会觉得我疯了吧？”
“没……没有，怎么可能，这种事儿我没少见。”
我点头：“多亏你懂这个，不然还真以为我疯了呢。其实吧，我跟他们不大一样，他们对这种事儿是半信半疑，我呢，是真的信这个，真的，其实我祖上也有干这个的。”
“什么？哦，算命。”
“对，就是跳大神，萨满教那些。所以我现在急需找到杨宝林，把这颗子弹还给他。”我期待地看着他。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剩下是他的事了。
“可我上次说了，我后来和他没有联系了，也联系不上了。”他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
“你帮我好好想想，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找到他，比如他在什么地方工作，经常去什么地方，有什么亲戚和朋友。这事儿对我挺重要的，真的。”
“是，我理解。”他忙点头，做苦思冥想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在一家什么厂上班，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吧。至于什么厂，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这个嘛，”他略显难堪地微笑一下，“是通过打台球认识的。”
“啊，对，你爱打台球，你和老朱就是打台球认识的，在哪儿打的台球？”
“在甫阳市一家台球厅。我那阵子经常晚上和老朱他们去我家附近的一家台球厅玩。那阵子杨宝林也总去台球厅，和一个叫罗凯的男的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和他们离得不远，或者挨着，能听到他们俩说的话，能听出来，他们俩是同事，都在一个什么工厂里上班，并且是同一个车间的。杨宝林不怎么说话，都是那个罗凯在说。而且能看出来，罗凯很喜欢打台球，杨宝林不大喜欢，他完全是出于陪罗凯才来玩的。罗凯打球很厉害的，杨宝林不是对手，后来他们再来，都是罗凯和别人打，杨宝林在一旁看着。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对手，在一边坐着，看见杨宝林也没有对手，出于无聊，就问了他一句，要不要打一杆，他想了一下，就跟我打了几把。我和他就是这么认识的。因为我和他的打球水平差不多，后来他再和罗凯来台球厅，经常都是我们俩玩，渐渐地，就熟悉起来，最后成了朋友。”
“然后呢？然后你们为什么不联系了？”我把可乐推开，胳膊肘压在桌上，身体前探。
“后来他不来台球厅了，只有那个罗凯来。我问罗凯，杨宝林最近怎么不来了，罗凯说他不在厂里干了，辞职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因为有杨宝林的电话，就给杨宝林打电话，说最近挺没劲的，想跟他喝酒，约他出来。他说他不喝酒。我说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呗，见个面，聊聊天。他犹豫了一下，说行，就跟我见了面，告诉我他现在在做一些疏通下水道之类的工作。再然后，就像我之前跟你们说的，渐渐的没了联系，最后发现联系不上了。”
“做疏通下水道的工作？”
“对啊，你没见小区门口或者楼道里到处贴的那种小广告吗？就是那种，不是给人家打工，是自己干。你给他打电话，他来到你家，把电机接上电，给你家堵了的下水道弄通。”
“那你有他疏通下水道的工作电话吗？”
“没有，不过你到甫阳市，找那种老点儿的小区，到楼道里，挨个打那些墙上的小广告，有可能找到他。”
我想那还不跟大海捞针差不多，就问吴安要当时杨宝林的私人电话，吴安说早就从通信录里给删掉了。我有点苦恼，有点烦躁，看着窗外的黑夜，快节奏地抽烟。
“那个杨宝林你觉得是个什么样的人？给你留下什么印象？”过了会儿，我问。
“哦，这个嘛，”他因为我长时间没说话，就无聊地低着头抠手上的死皮，闻声扬起脸，回忆着说，“不爱说话，总给人一种很累的感觉？”
“没精神头吗？”
“对，无精打采的。”
“他身体怎么样？是那种很瘦小的人吗？”
“不胖也不瘦，不高也不矮，就是个一般人，很普通。”
“那通过跟他那么多次的接触，你知道些什么关于他的个人信息吗？比如他住哪儿，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之类的吧。”
“这我还真说不准，他很少说到他自己，我问他这类问题时，他都吭吭哧哧的。”
“你觉得他会不会是逃犯？杀人逃犯？”我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问。
他不自在地晃晃脖子：“不能吧，我看他不像。”
“你说他总是给人一种很累的感觉，你觉得他会不会吸毒？”
“应该也不会，他虽然蔫了吧唧的，但人其实很严肃，他连酒都不喝呢。”
对自己的一切讳莫如深，不喝酒以保持高度的清醒，这分明就是个逃犯的表现。
我想了一会儿，又问：“那个罗凯长什么样？”
“当时是细高个，后来有没有胖就不知道了，我后来也不去台球厅了，再没有见过他。”
“还有呢？我是说他的体貌特征。”
“还有……前边有点儿秃头。”
我又和他聊了会儿，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看看时间已经不早，记下了甫阳市那家台球厅的详细地址后，就和他出了麦当劳，把他送回到他的住处。
眼下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敢面对的就是我的好哥们儿小易。
薇薇的惨死让小易伤心欲绝，他的痛苦不只年轻妻子被杀这样简单，更主要是，他觉得是他害死了薇薇，他跟薇薇吵架，把薇薇赶出家门，并没有去找她，因此使得妻子被害，原因可不就在他？更过分的是，薇薇遇害的同时，他竟待在麻将馆里嘻嘻哈哈地打麻将。他自觉自己是个十足的混蛋，货真价实的恶人。这自责与罪恶感，让他为薇薇的死倍感悲恸。
我呢？又比小易好得了多少？
我捡走郑虹命案现场的有可能是凶手的项链，耽误警方破案，致使凶手再次作案，难道薇薇不是我害死的吗？
是的，我好朋友的妻子，我的朋友，年轻生动的薇薇，是我害死的。我怎么敢坦然面对小易？我几次想把当初为了保护王威而捡走项链的事情讲给他，可我犹豫再三，挣扎再三，总是不能下定决心。
我有些不敢面对小易，可小易一心想让我面对他。他把我当成城墙一般的依靠和依赖，遭遇人生中这样的挫折和痛苦后，他渴望有我的陪伴和帮忙作为支撑。
把吴安送回家后，我接到小易的电话，他说他想跟我喝酒，我说好，我这就去找你。
我开着车，载着小易，在后半夜的城市街道上，像幽魂一样落魄地行驶着，一条条街道，寻觅适合喝酒的地方。美国电影里，总是遍地酒吧，还有描写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的电视剧里，也总是各种夜店，失忆的男女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那种地方，放纵，堕落，买醉，只要他们想，就能够把整个世界忘个干净。可我们这是一座落后的四线小城，较为难找那样的地方，只有一家家饭店。因为只有开饭店，才更好挣钱。
我们总算找到一家卖烤串的小店，还在营业，顾客并不太稀，尚有些热闹气氛。
我们俩喝啤酒，一杯接一杯，话都不多，很符合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境。
酒喝到一定程度了，有些醉意了，小易的话才渐渐密集起来。他一再重复地自责，说：“薇薇被人杀死的时候，我竟然在打麻将，我太他妈恶心了……”不停地重复，后来还哭了，痛哭流涕，哭得很悲哀。
我喝得不像他那样多，他需要用麻醉来“赎罪”。
后半夜3点的城市，寂静如被人世遗忘的原始森林，我开着我的破车，载着一个悲伤的醉汉，在一条条交错的街道上缓慢穿梭，仿佛我们俩能够逃到往日时光。
我将小易送回住处，安顿好，回到自己的狗窝，毫无倦意地伫立窗前，一根根抽烟，看天是如何被人间的烟火渐渐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