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口若悬河：“在即将逃亡的1949年，国民党已经把税收收到了1979年，这多收的后30年税金，无论如何也是大陆人民的血汗。又将当时4亿多中国人民的黄金储备，当在六七百吨之间，运去了台湾。台湾那时的人口只有1000多万，这等于台湾的国民平均储备，凭空就增加了近50倍。这种将民脂民膏榨至极处、将整个国库席卷一空的事情，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倒台时都不齿于干，国民党却干了，你说台湾的经济起飞，倘若没有这大陆人民的血汗与财富打基础，蒋经国的革故鼎新真有那么神？”
雪诗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她只要稍稍想一想，如今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过9000吨，人口却有2.2亿，平均下来，每1000万人口的黄金储备也只有450吨。这意味着，早在47年前，台湾地区的人均黄金储备量便高于今日的美国。她不能不叹服于我的结论。
我与雪诗之间，再怎么“贫嘴”，不会伤害到感情。相反，在这“贫嘴”里，我们间历史、文化上的隔膜，渐渐得到了磨合。我想这磨合的力量，便是爱情的力量了。我无法说清楚到底雪诗看中了我什么，但在美国，两岸华人通婚的极少，台湾女孩子择偶的条件是房子、身份、好职业三者必须齐全，她却能不顾父亲的反对，硬是和一个如同她所说在大陆竟没能混上一套西装的我结了婚，我便能肯定，她真把一颗心托付给我了！
她为我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在五六十年代，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很多人都留在了美国；现在来的留学生，学位一拿到后一般都回了台湾。她因为找了我，回不去了，只好入了美国籍。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母亲卧病在床多年，前年深秋，老人家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要我们带上儿子，一定回台湾见上一面。去台湾驻美办事处，她和海通马上拿到了签证，我却不行，即便那时我已获得了美国绿卡，进台湾还得要由岛上有身份的人、或者有影响的大公司作保。她当即打电话告诉家里，次日下午，她大哥即将他所在的一家大公司的担保书给传真过来，我们又赶去了办事处，对方要我们回家等候消息，说像我这样身份的去台湾，一般得两三个月才能审批下来。
雪诗急切地申诉起情况，母亲虽然对我们两人的结合很有些犹豫，可老人家相信女儿的如此抉择，总有自己的道理。是母亲要二哥来美国，代表家长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因为父亲的态度，婚后雪诗没有回过台湾，对我这个女婿和外孙海通，老人家还从未谋面……说着，雪诗的眼里泛起了盈盈的泪影，我不敢再看她，害怕自己再若即若离的视线，也会如暮春一缕微风吹卷去枝头的几朵残花，击落了那水银般闪亮的泪光。我紧紧地注视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他那凝神静听的姿态，在表明他有良好的驻外工作素养，而且他也愿意理解我们；他纹丝不乱、显然是打了摩丝的头发下一张白皙的脸，却又多少显得有些漠然，让我觉得有一张漠然的白纸摆在面前，上面写了八个大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终于没能和仁爱、宽厚的老人家见上一面。雪诗和孩子，为了等我的签证下来，一直等到心成枯槁才上的飞机，他们还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空之时，医院病榻上，老人家的心律已渐成了一条直线，死时未能阖上眼睛……
隔阂，隔膜，好似一道深深浅浅的伤口，划在我中华民族的胸口上。做一个中国人，有时让我倍感荣耀，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看《中华瑰宝展》；有时又真让我悲从中来：香港人是首先获得出外旅行自由的，但有人想去台湾，却不一定能拿到签证，去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是自由多了，但是仍有人被拒之于门外。台湾百姓也早就能自由到别国旅游了，可想去大陆，倘若又有一官半职，便几近难于上月球了，而大陆人能被批准进入台湾的，现在依然是凤毛麟角。你不妨放眼一下世界，当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自在、从从容容地走动，乃至去别的国家比去自己国家的领土更容易？
雪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近几年来，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外面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尤其是来自中国地区的钱。她的客户里大量增加的，均是来自港澳、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她这个行业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如果拿不出犯罪证据，关于客户的资金情况，即便是联邦调查局来查询，他们也无可奉告。但是，我能想见，这如潮似涌匆匆撤过太平洋的资金，在香港，是因为有所谓“九七大限”一说。在台湾，上有导弹撕裂气流的尖啸，下有台独不绝于耳的蝉噪，两难之间，如坐针毡，如置累卵。在大陆，私人能有钱来美国开设美元账户的，多半不是公子哥儿，就是贪官污吏了。在国人面前他们也多半是“社会主义”不离口的人物，他们的心里却是社会主义正在沉没，这条船上能掠走的东西，他们都想掠走，哪怕是一块舢板，一颗螺钉……
你不妨再看一下全球，当21世纪正在向人类走来的时候，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在时不待我地抓住机遇，同心同德地创造机遇，以为自己的民族力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有一个观点，与其更多地挑剔起他国，不如更深切地关注自己的祖国。
我有一个希望，这希望便写在我们儿子的名字上——海通。
孙先生的家在曼哈顿苏活（Soho）区，这区里住了许多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房价颇是不菲。雪诗说，有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就在曼哈顿，可我感觉自己是个曼哈顿的囚徒，整天在华尔街的水泥森林里关着，又和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打交道，回到家里，再不找个有艺术氛围的地方透口气，人都会憋死。
他们租的是一个两层的公寓，房子的底层是客厅、餐厅与厨房，二楼是一个工作间，两个小卧室，面积不很大，可设备齐全。此外，整个公寓村，有游泳池，桑拿室和涡水澡池，还有两个网球场。雪诗领我去了阳台，她说：“我看中这房子，首先是因为这阳台。有空暇时，我总爱捧一杯茶，在这里坐着……”
漆成乳白色的阳台外，是一片层次分明、色彩斑驳的林子，远离着市嚣。我可以想见，坐在这里，品着一杯清茗，如同在欣赏一幅动感十足、变幻有致的有声画：盛夏是叶满的沙沙，暮秋是落叶的瑟瑟，隆冬是东山魁夷笔下那幽远的静谧。而阳台上则不管四季的天籁，总响着叮叮咚咚的风铃声，飘着干了的花瓣，缤纷的落叶……
雪诗告诉我，在这里，她最容易想起的便是台北，她每回去一次，发现台北就显然的蜕变一次——越来越繁华拥挤，也越来越疏远陌生。高楼大厦取代了独门独院的小屋，克难克俭变成了灯红酒绿下满盆满钵的生猛海鲜，车水马龙的道路是汽车和机动车争夺激烈的战场，空气污染与热岛效应成了社会发展的代言人……没回台湾，想回台湾，可回去了，自己却成了一块孤零零的化石，镶嵌在以往那个熟悉的年代。
她像是在问我：“是不是今天的台湾人，非得以一种最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丑陋地展示富有？”我从大陆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属于大陆，不过最好还在后面加上一句：同时，也在丑陋地展示我们精神上的贫穷。
为了我能了解更多的事情，孙先生和雪诗特地在家里搞了这次小小的聚会，小黄夫妇、小施夫妇和小陈夫妇都到了。前面两对还带了自己的孩子，后一对里的小陈，便是孙提到过的班上的那位女同学。她的美国丈夫叫佩里，他们还没有孩子。小黄、小施，是孙现在所在公司的同事，小黄和孙还同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的博士，但3人在国内读的学校不一样。小黄是上海交通大学1989届造船专业研究生毕业。这个班有27人，现在知道来了美国的有9人，在英国、德国各有一人，另外还有2人移民去了新西兰。小施是清华大学力学系1983年毕业的本科生，接着又读本校的研究生。在小施的本科班里，现在来了美国的，已占到2／3。连她在内的9个女同学，一共来了7个，肯定还在国内的有一人，另一人尚不知下落。（当晚回到阿伦家，我恰好看到最近一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有这样一条消息：清华大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84年6月试办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现已成为中国培养规模最大、培养层次最广的大学，至1996年6月6日，已累计培养硕士、博士10000名……）
除了孙和雪诗在厨房里忙着，我们一伙人就坐在厚厚松松的地毯上聊着天。看着客厅门口那一片青青肥肥的草地，我不禁在心里吟哦起“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一次两代人间十分轻松而又异常真实的对话——
我问他们：“来美国后感觉过苦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反问：“苦什么？”
小施一来美国，就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一年1.3万美元。小黄是在打了一个学期的工后，才拿到奖学金的。那个学期里，早上两个钟头在校内餐厅里干活，周末去郊外擦汽车，等机械化洗完后用布揩干，一个月能挣400多元。小黄说，就算有些苦，在本质上用上海话说，也是为自己扒分，再渲染，这种苦也没有悲剧意味，没有崇高感，更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问他们：“你们对学成归国者怎么看？”他们说，公派出国的学成了，当然要回国。如果是像我们一样自费留学，学成了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去报效祖国的有志者，我们十分敬佩。可胸怀这一境界的人，在美国太少。即便是在回国人员较多的欧洲，也不是太多。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只要你是哪个方面的优秀人才，你能呆下来，一般就让你呆下来。而在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既没有移民传统，土地与资源又是紧巴巴的，你若没有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事，便很难在那里呆下来。我们之所以留在美国。无庸讳言，物质生活的充裕，自然是一个原因。在这里硕士、博士毕业的，只要能找到工作，年薪均在3.5万元～5万元之间，这便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了。
但这却不是我们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在美国除了生活稳定外，一般来说，只要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你又努力的去做了，这事就能做成。在国内，恰恰在你想做的事情、甚至是按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上，你常常像进了鸡埘打拳，施展不了手脚，要不，就如同走在流沙上，你不知哪一脚踩下去，人就会给绊倒。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两个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一位想办法改变身份留在了美国，另外一位按时回国，并被当做典型给予了表彰。可回去后不到半年，就给这边的留学生打来电话，后悔当初轻率地回去了，要这边帮忙联系一所大学，再发出邀请……
再有，我们也担心国内的政策再有变化。想想1966年8月的天安门广场上，你们老三届人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红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青春的脸庞，你们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10年过去，你们从云南来，从江淮平原上来，从北大荒来，从中国的穷乡僻壤来，苍凉着双眼，褴褛着衣衫，悲怆着话语，向时代要求公道，向城市要求户口，向文学乞讨爱情，你们又自以为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说实在话，我们能理解你们这一代人，可我们又害怕再成为你们这代人！
我了解到，除了小黄夫妇还拿着美国绿卡，小施夫妇和小陈均已加入了美国籍。我问后者入籍时有些什么感受，小施说：“你去采访其他已入籍的中国人，可能他们会以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被迫做美国公民的。其实，没有谁会去强迫谁，都是自愿拿的美国护照。而且多数人都巴不得早点拿。这倒不是因为对美国有多深的感情，我们毕竟是后来者，还是白皮肤永远贴不上去的黄种人，入籍美国，我看主要是一种利益上的选择。像美国政府部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便没有去求职的资格。像我们这些学工程的，成了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去军工部门工作。据我所知，在美国海军部门工作的亚裔公民不少，主要是来自南韩和台湾的，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被视为有共产党背景，能否进去还得经过安全检查。
“最大的方便还是在旅行上，拿着中国护照，进出美国一次，就得去签一次，成了美国公民，自然便没有了这个问题。在没有入籍前，去其他国家也有麻烦，我去伦敦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得提前半个月到英国驻美领事馆去签证，因为拿着中国护照，它可以签给你，也可以不签给你。现在我再去伦敦，如果是明天开会，我可以今天买票直接飞过去，到希思罗机场签一下就行了，这叫落地签证。主要西方国家对彼此间公民的来往都这样，而且在伦敦签了一次，便能去所有欧洲共同体国家里自由走动……”
我又问：“你们加入美国籍后，中国国籍还保留着吗？”
小施说：“美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中国目前也不承认。中国护照现在还在口袋里装着，也许下次再回国，这护照就要收去了。收去了，心里可能会起一些波澜，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平日虽也磕磕碰碰，乃至恶言相向，但真办完了离婚手续，出了门便要彼此各奔东西，心里难免有点酸酸的，何况我们是要从此在法律归属上割舍生了、养了我们的祖国……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便不会有太大的遗憾。没有了中国护照，要想到国内找工作，肯定会有麻烦，但毕竟我们是要在美国生活一辈子。我们的父母、兄妹都还在中国，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为国内做点事情，只要我们不持反共倾向，想回国走走的话，中国领事馆不应该拒签。”
这时，坐在一边与丈夫佩里静静听着的小陈，那一对厚厚的近视镜片里，涌出了一片孩童似的率真：“我真想把中国护照、美国护照都装在身上，在国外老有恐怖主义分子绑架美国人做人质，如果这种事情真让我给碰到了，我就赶快掏出中国护照给他们看……”
众人都笑了起来，佩里不无得意，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美国……敌人多，中国……朋友多。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现在……免费……送给你们。”
他的一只手掌在小陈的大腿上轻轻地拍着，又转过脸来，讨赏似的望着小陈。她温婉地笑笑，一脸柔情似水，用手揉了揉佩里的一头金发。我不禁心里有些怅然：再怎么寒窗苦读，容貌平常，远非沉鱼落雁，小陈也是个东方女子。而如许的中国男孩，却不如眼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美国青年，能将她温柔的一面给激活出来……
两个孩子，加上海通，3人都在阳台上玩玩具正开心。一律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一律地讲着英语。即便是离祖国万里之遥，在眼前这3个孩子浑然忘我的嬉戏里，我也能强烈地感到，不过弹指一挥间的20年里，历史拉响着汽笛，山鸣谷应，在那块古老的大地上，更在一片银犁也难插下去的文化心理上，有着多少令人眩目、狂飙地火般的突进……
同时，我又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起来，恍若是历史，本意安排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却进到了另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