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条昂首翘尾、水柱冲天的长鲸，有一副几乎能容纳和消化一切的胃。人们当然要警惕它在全球的海洋里横冲直撞。可人们是否意识到，还有一种并非长鲸却也有的“强权”：那便是排斥容纳，拒绝消化。比如一个二战战败的岛国，在中小学里容纳不下一本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它的胃囊里像硌着铁一样至今消化不了当年血洗亚洲的史实……
五新一轮物竞天择
7月2日-7月4日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采访对象杨先生，45岁，1986年由北京来美，1996年入美国籍。
与我的导师罗纳德教授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你是怎么跨进哲学之门的？
我告诉他，那是在1974年，在中国靠近缅甸的一个小山寨，一个22岁的年轻人，带着口袋里仅有的5毛钱，去集镇上买灯油和盐巴。这时，他插队已经有6年，可他的全部财产加在一起，不过合人民币27元，其中最大宗的是一副价值12元的单人床板。他一个人病怏怏地走在斗折蛇行的山道上，他能感觉自己有些低烧，倘若是在过去，他能请同学代买，可现在除了一个因患急性疟疾遽然而逝的女同学，已化为一块风雨剥蚀的墓碑，还在这里和他作伴外，其他当年和他一起下来的同学，这两年间都千方百计调回了北京……
他先买了半斤灯油，又去小摊上一个阿佤族妇女那里，买了一团沾满灰屑、泛黄的盐巴。回到栖居的小竹屋，他发现包盐巴的两张纸，是从同一本书上连着撕下来的。他看了起来：有一天苏格拉底站在街上，注视着一个个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小摊，这位有着宽大脑门的哲人，对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些东西中，有太多是我根本不需要的啊！
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安提塞尼斯，平时便十分心仪老师那节俭的生活方式，他一下悟出，这话像是偈语，道破了自己正想创建的一个哲学学派。该学派的宗旨是，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丰裕的物质，强大的权力和健壮的身体，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普通人都能拥有，而且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失去。
当天晚上，在如豆的灯焰下，这个几乎已经不会笑了的年轻人，展开了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遐想，它根据安提塞尼斯一个名叫戴奥基尼斯的子弟的故事改编——
他从拥有27元人民币的小竹屋里走出来，坐在门口舒服地晒着太阳，一脚伸过去，在一边经年的落叶丛里，踢出了一本不知谁丢下多少年的《毛主席语录》。这时，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无论是一纸回城的调令，一张党票，抑或是一个美丽如花的女人，一顿天上才有的美味佳肴，只要他想要，立马就能施与他。他挥挥手，像驱赶一只芒蚊：你走开一点好吗，不要挡住我晒太阳。他弯身拣起那本语录。懒洋洋地翻到了自己曾耳熟能详的第一页——林彪写的再版前言……
我告诉罗纳德，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由犬儒学派一下撞进了哲学的大门。不知罗纳德教授是否真解了此中三味，他连连点头：有意思，有意思。
我听系行政助理莎朗太太介绍说，罗纳德是系里7个教授中最用功的一个，常常星期天也关在办公室里干活。我不禁问他：你能告诉我，你搞哲学的动力吗？倘若是在国内，中国的教授回答起这类问题来，大抵会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告诉你：哲学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或者说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改造世界的武器。可在美国，没有一个教授会这样回答你，罗纳德眨巴着一双绿荧荧的猫眼，反问我，“那你先告诉我，从事音乐的人动力何在，难道音乐能管吃、管住吗？”
我说：“音乐既不管吃，也不管住，但能给人以精神享受。”
他说：“哲学也一样，人的精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性，一个层面是感性。比较注重后者的人，需要借外在的对象，像音乐、绘画、电影、体育，来获得某种感官的满足。而比较注重前者的人，如果脑袋里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他便吃不香，睡不好；一旦解决了，他在哲学里获得的满足，并不亚于人们在音乐里获得的满足。而且，倘若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困扰了千百万人的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思想巨匠、历史伟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还有你们中国称之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
我没有成为马克思的野心，他老人家曾说过，直到现在“哲学家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句话显示了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不再有过去的庞大的思考体系，而代之以人们所称的存在哲学与行动哲学。在实际政治方面，当然没有一位哲学家比马克思的影响更大，可无需讳言，我学哲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在诠释世界方面有所建树，并成为一个思想者。我为自己遇到的知音高兴，为自己终于能踏上美国而感到幸运。
我在国内上的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搞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系主任是个1957年划过右派的老教授，待我挺不错的。1983年，系里分到一个公派留学德国的指标，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系总支书记，要给搞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Z君，主任则力主给我。他在校方的陈述是无懈可击的：18世纪前半期，欧洲的哲学中心在英国，中期是在法国，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哲学的太阳由西边落到了东边——德国，倘若我不能去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乡——德国，而改派去了延安，便如同该多去延安考察的Z君去了德国一样荒唐。
在德国，我进的是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它就在风景如画的哥廷根小城里。也许大自然的风景，和最抽象的数学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哲学与数学也以某种神秘性相通，20世纪初，在这所大学里，念数学、哲学的学生特别多，他们几乎整夜地在街边的咖啡馆里争论，去饭馆吃饭也信手在台巾、菜单上写下各种符号和公式……市民们特别宽容他们，以这批自由而又创造力蓬勃的大学生为小城的光荣，并且一代代的沿袭了下来。正是在这里，我对康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便是《论康德的时间、空间是人类感知的方式》。
两年后，回到国内，我一下成了系里上课的主力队员。系主任勉励我：“先把你的研究课题暂时放一边，多上点课，早点解决你的中级职称。”在我离开的两年里，Z君等毕业留校时间与我相差无几的人，大都评了讲师。这时在大学生里，又恰好兴起了西方哲学热，几乎人人从厕所里走出来，也腋下夹一本萨特、或是弗洛伊德的书。同学们上起Z君的课，能开溜便开溜，后来动用组织手段不能开溜了，便人在庙堂，心在江湖，看起小说，写起情书来……他们在给Z君以冷漠的同时，却给了我巨大的热情，本专业同学一个不拉、必到无疑外，过道里、窗户上坐满了外专业、乃至外系的同学。
课堂里静的谁打了一个嗝，也像撼起了一次里氏二三级的地震。唯有笔沙沙地在本子上飞着，恨不能将每一个逗号也给记下来。下了课，同学们众星拱月地包围了我：“何为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尼采学说的本质是不是超人？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法国30年代的荒诞派文学有何联系……”我不可能在每个哲学学派里，都是一只行上大远、弧线优美的白鹤，我却可能是一只水面上上下翻舞的蜻蜓，在每个地方都或深或浅地点到一下。尽了兴的，如喝了一杯醇酒，满脸微酡而去；未尽兴的，晚上摸到我的宿舍，一扯就是两三个钟头……
我沉浸在解惑授业的兴奋当中，还从莘莘学子们的渴求里，察觉到一种远比技术、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思维层面的开放性。我也对同学们的巨大热情，有了某种隐隐地不安。从Z君见了我总是一副阴郁的面容，我感觉他看我总是一副阴郁的心理。皆非圣人，我陶醉于众星拱月，他岂甘门庭冷落？在人本性之外，我却没有去深想，是书记让我开了窍门。几次，他在系里开大会时说：“毛泽东思想在冷下来，西方哲学思想在热起来，这一在大学生中出现的严重局面，固然是诸多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但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却存在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是加以疏导，让冷的热起来，热的冷下来，还是听之任之，乃至推波助澜？”窍门虽开，我却跌人了更深的糊涂之中：难道毛泽东思想非得与西方哲学思想划壑为邻？难道毛泽东思想不热，不该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里检验、校正，而只能去西方哲学思想里抓一只替罪羊？难道，只要我将自己的这门课给讲砸了，便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Z君所在的教室里，随即就人头攒拥，目光穿云？
系主任私下给我打招呼：“他说他的，你讲你的，不过上课时，你的嘴巴得管紧点，最近周扬有两篇写异化问题的文章挨批了……”
我不懂政治，却绕不开政治，凡经过“文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政治的分量。我打算降温了，正琢磨一种“疏导”的方式时，事情的发展出于我的意外，显然也出于书记的意外——新一茬的学生，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兴趣作鸟兽散了。我讲课时，很少看讲稿，我喜欢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目光的交流。现在从讲台上望下去，一张张脸上，既不兴味盎然，也不皱眉头，我不知道他们此刻在想什么，或许就如他们此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能这样做的就很给我面子了，尽管以石膏像的姿态恒坐着，对他们不啻于一次一个半钟头的苦役。有的同学就干脆埋下头去看自己的东西，偶尔抬起头来看上我一眼，那目光里不无几分讥诮，我成了一条被孤零零晾在沙滩上的鱼，我还成了一头牛，这牛不是对牛弹琴的牛，那讥诮似乎破译了这样一层意思：你比那牛还蠢，是一条弹琴的牛。
我终于有所察觉，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在中国，一旦热成了时髦的东西，大抵只有两三年的风光。邓丽君如此，琼瑶如此，弗洛伊德与萨特亦如此……这里没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统统只是某类社会情绪招摇过市时的一件道具。当这情绪被一种新的情绪给挤出了红尘之外，这道具也就成了一次性使用的易拉罐……
奇怪的是，书记倒没有对我的沮丧袖手旁观。××大学的名气很大，当社会上盛起了“文凭”风时，我们学校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与社会各界联合办班的首选目标。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系，都一下哗哗的下起了金币雨，几家欢乐几家愁，最愁眉难展的便是我们的书记。在他的苦心操持下，哲学系好歹和中文系一起，开设了一个文秘、档案专业，报名的人虽不是太多，可系里总算有了一点创收，可以不时下点毛毛雨，多少稳住了一些人心。书记仍要我去这个成人专业，上西方现代哲学课。
我说：“这课给本系学生上，我都黔驴技穷了，哪还有本事去上外面的课？”
他脸上的肉一下绷紧了：“你要不上，这不是和我作对，而是和全系老师的钱包作对！”
肉又一下蓬松了，他拍拍我的肩：“谁不知道你能侃，我相信你能上好这门课！”
上完第一节课，我的最后一句话尚未落地，二十几个学员哗地站起来，卷起书本，急匆匆地涌去门口，人们多半吝惜得一个眼神也不愿意丢过来，随即便是一片搬动自行车的杂乱声、铃铛声……唯有一个国字脸上胡茬青森森、四十几岁的男人留了下来，他递给我一支烟：“老师啊，你看这在座的都是三十、四十好几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单位里还有一摊工作，日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您讲课还是轻松点好……”
“这课怎样讲才算是轻松呢？”
“顾名思义，哲学就是哲人们的学问，哲人肯定目光如炬，一定有许多机警的故事；哲人多半也不食人间烟火，会有不少的笑话。您就把这些故事和笑话，搜罗起来给我们说说。”
“那考试呢？”
“当然得靠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个离考题八九不离十的复习范围，我们去背就是。倘若您要动真格，那您就糊涂了，现在社会上读成人班的，不都是这回事吗？”
我好像身边站着一个来自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但我明白，他决不是在敲诈我，不过直率地托出了一个我难以接受却又得接受的事实。我难为这些年纪与我相差无几、同为一代人的他们干嘛呢？难为他们，并不能阻挡贬了值的文凭在社会上洪水猛兽似的冲决开来，也不能阻挡如同文凭一样，哲学在中国的急剧滑坡。
哲学是人类认识长河里的神圣标杆，是社会心理的庄严框架，一旦沦为只能灌装社会情绪的一次性易拉罐，它的世俗化便不可避免了。难怪这几年里，我根据自己硕士论文的观点写的一本书，在国内转了七八家出版社，没有一家不认为此书稿论证缜密、清晰，观点富有创见，填补了国内康德研究的一项空白，可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建议，为了避免征订数太少、难以开机的尴尬，必需在书名前冠以“通俗”两字，并以通俗的尺度，对书稿内容进行斧削……哲学本是红尘外之物，它一旦滚落进了红尘，成为人们获取文凭的敲门砖，搏取奖金的轮盘赌，它的商业化便不可避免了……
就在这天晚上，再度出国的念头，一下像根榫头一样，牢牢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德语。第二天起，我便雷打不动地看起了中央台正放的《FOLLOWME》，边看边录。上完课，好像是一个偷袭成功的恐怖分子，我掉头就走，也像与常人生活隔绝了的恐怖分子，系里老师们感兴趣的一功，诸如评定职称、奖金发放、科研项目与经费的申请……都离我日益遥远。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视机、录像机、将那录像带放得山重水复，春来秋去。妻子见我几乎整日里对着电视机，喃喃有词，五迷三道，她笑话我：“就你这样书不读一本，老师不找一个，只跟着电视里这对男女，你就能跟去托福考场上？”
她高中、大学、考研究生，一路学的是英语，以后又翻烂了几本《许国璋英语》，该是正宗的少林弟子。可托福考下来，成绩只有520分，我半路出家，犹如江湖上突然杀出来的一个邪派高手，靠着门外功夫，剑走偏锋，居然比她多考了18分。她将莫测高深的笑容的专利一下转给了我，我喜滋滋地听着几位考友的盘问：“中国人考起托福来，都是语法部分好过关，听写部分难过关。你怎么颠倒了，莫不是家里藏着个金发美人？”
“要有，你们都有，这便是可看不可碰的凯瑟琳小组。我可是铁了心地跟着她，理解的也念，不理解的也念，在不理解里去获得理解……”
“行啊，伙计，你有戏了，只要在语法上再搞搞，你明年一定能考取托福！”
诚哉斯言，第二年，我果然考上了托福。晚上去敲系主任的家门，不知是不是我第一个破了他立下的规矩，上任伊始，他就在系里大会上宣布，以后凡公事、私事，都请在系里找他谈。他有一位95岁的老母亲，长年信佛吃素，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老人需要安静。是他本人开的门，脸上未见不悦之色，倒像在预料之中：“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是不是为着评职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