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犹如“文革”初期各种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里，几乎你去厕所里小解一会儿出来，也会听说谁和谁又拉起了一家公司。这形形色色的公司，既有在社会上找不到活干的文科生开的，也有找到活却不理想的理工科学生开的。既有图谋在美国生存、发展的，更多的却一开始便把目光瞄准了大洋彼岸。在生意场上，他们陌生于美国人的游戏规则，难赚美国人的钱，却自以为熟悉中国人的游戏规则，他们要和国内做买卖，去赚同胞的钱。我也一阵心动，毕业论文不写了，推去了一边，案头上摆满《美国公司法》、《国际贸易通则》、《商战谋略》、《犹太人如何做生意》、《中国经济年鉴》……
几个月里，我埋头在纸上撒豆成兵，而那厢的实战已见端倪：一架架奔彼岸的飞机，折戟沉沙，有的是被贪婪的炮弹击中的：你要做这单业务吗，可以，你给了回扣外，还得邀请我去美国。有的是被文牍主义的炮弹击中的：要盖上最后一个章子，你来的时候穿的是T恤，离开时你穿的是皮衣。也有被精明的炮弹给击中的：几个、几十个美国公司的老板，操着一副英语拌有国语的杂语，同胞们还有点敬畏，可成百上千个美国公司的老板，一律长着一副黄脸，同胞们就犯疑了，莫不是一家骗子公司？
当然，也有软着陆成功的。我有一个朋友，来美国就是学英语，再没有学过其他专业。在美国就是在街上牵条狗来，也能懂几句英语，他要找份工作比我还难。他年纪不到30，我劝他先学点理工科的东西，再去找工作，他说他打中学起，一摸到数理化的书，就心里打怵。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久，他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市场调查部雇佣了。我问他怎样钻进了这家世界第一流的大公司？他告诉我，他写了一篇《中国电子工业的现状及其发展远景》的文章。他在国内电子工业界有不少亲戚、朋友，回国一趟，抱回一大堆《中国电子报》，有关上市公司的宣传介绍，以及在这个行业里搞独资、合资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有关政策法规的诸多文本。所谓写，便是浆糊加剪刀，然后稍加连缀而成。他把此文连同自己的一张名片，送去了电话电报公司，名片上他的名字前，冠以“中国通讯系统市场专家”几个字。多年来垂涎于中国这块最庞大的市场、可又担心会在这块陌生的大地上被“黑箱作业”了的该公司，正在物色既了解电子行业、更了解中国国情的白领人才，他的文章和名片经几个专家评估后，送去了公司主管人事的副总裁案头……
一次，他来看我时，抱来了他用的那台电脑，这电脑没几个月就要闹出点毛病。他自己不会修，每一次硬要我给他修。我小时迷过半导体，插队时做过电工，到美国来用电脑写作后，也买了些关于电脑的书，自己看看。因为在这上面有兴趣，又不必实行“三包”，不过死马当成活马医，可回回我居然都能给他修好。
我的心境正不妙，归国不成，留下来工作无着。此生本想圆一个思想者之梦，可到头来，自己的思想一片迷茫。在国内屡屡对青年学子讲萨特的自我设计，结果将自个儿设计成了一列熄火在黑暗隧道里的火车！此时，我的脸上，大概灰得可以去做遗体告别，他像是情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眼里一下热湿湿的，亮着烟酒嗓子大喊，喊出了一个闷雷：
“老杨，你相信我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中国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会翻船在美利坚的这条小沟里？”
稍顷的沉默，我耳畔又响起一个闷雷：“我看你玩电脑不错的，干嘛不试试去电脑公司求职呢？”
我真的去一家中型电脑公司应征了。考试共3个小时，前一个小时是考上机操作，后两个小时是考理论。在这个部分，我有两道小题做不来，但一个关于系统设计的大题目，这3年多来在罗纳德手下玩熟了的数理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大大的派上了用场。一周后，我被公司人事部门通知谈话，对方问起我的学历，我的回答是硕士。
三门博士课程的考试早就结束，博士论文也写好了近百页，但我实在没有心思与哲学再敷衍了，罗纳德见我去意已决，满脸挂着发现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叛徒的愤怒，对着莎朗太太，狮子般地吼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带研究生了！”当他离开系里，多半回了那小屋去做守节的寡妇时，自觉形秽的我，从隔壁办公室溜出来，去莎朗太太那里领出了我的材料，在学位这一栏里。我发现罗纳德填的是“ADD”，这三个缩写字母的意思是有博士的水平，却因为某种原因未能获得博士学位。
我这样回答，是为录取再加一点保险系数。在美国，往往一个博士的招聘名额，有600人~800人来申请。博士远比硕士找工作困难，看似荒唐，道理却简单，劳工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学历者的工资幅度，一件活儿，如果有硕士学位的人就能干好，那何必要多花钱去请博士学位的人呢？
干起了电脑这一行，我才真正领略了何为信息革命：
在当今的美国，政府、国防部门主要从计算机渠道获取信息。虽然还印报纸，所有的报纸均在电脑网络上，广播、电视节目亦如此。计算机，把持了工业部门的开发系统和管理系统，在电脑的全过程导引下，在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生产线上，平均12秒~14秒即有一辆新车下线。计算机垄断了商业、金融业的财务系统和联络系统，即便是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市，每一台收款机或取款机，也与设在纽约的总部相通，即时自动出账进账，不必再做报表……经济学家们已经无须将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与金融业，得州的农民用电脑来计算谷物、饲料，福特的蓝领在监视流水线的电脑控制台，华尔街的投资顾问在笔记本电脑上模拟明天的股市跌宕……传统的部门范畴，已经被一种“智能工作”的概念所打破，即便是邮递员、护士和旅馆的侍应生，虽然还得与人打交道，但同时也得花费大量时间，在电脑里获取信息与分发信息。位于职业最底层的纯粹体力劳动正在消失，以处理信息为主的知识蓝领在迅速增长。“无产阶级”一词成了绝响，而一个似能定名为“智能阶级”的词汇，将要进入美国社会的话语辞典……虽然还没有看到克林顿总统在敲击电脑，他依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但总统决策的数据和资料，均是出自繁复的电脑网络处理的结果。谁能设计网络，并能将这一网络遍及全美、全世界呢？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真正有力量者，是能够告诉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去思考什么，选择什么。自从电视发明以来，各自拥有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一直拥有这种力量；现在，正如微软公司董事长盖茨似乎相信的那样，他麾下的国际电脑网络王国所在的西雅图，将很快拥有这种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导致社会变化已不是第一回了，蒸汽机与电都是不远的先例。以往的技术发展都是可见的、渐近的，很少直接冲击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与心理秩序，人们还可以在文山会海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慢条斯理地讨论如何“适应”。然而，这次由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无论从规模、速度和深刻性上都是空前的，它所带来的冲击，让一个个文山会海变得目瞪口呆，一只只造型优美的咖啡壶砰然落地。“适应”，已远不足以表达这一冲击的紧迫性。更准确的字眼，恐怕是“避免淘汰”，它不仅把落伍者从就业市场中淘汰，还直接撼动政治家、经济学家、将军、工程师、作家、教师等诸多职业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舞台。
比如，在传统的工业设计里，知识、材料和要求，都应当是常量。而在电脑设计里，有关计算机的知识、材料与设计目标均在高速度化，如果还把它们当常量处理，设计结束时，设计本身已成了昨日黄花。在教育领域里，电脑网络使得事业的成功者，也许不是那些掌握知识越多越好的人，而是那些知道何处寻求所需知识、并有能力抗拒无关知识诱惑的人。因此，将来的教师，会不会从一个全面的知识、价值的传授者，渐渐的变成学生与计算机之间的协调人呢？换句话说，在这场信息革命里，被淘汰不仅是职业、技能和生活方式，它还要淘汰去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近一时期，《时代》、《新闻周刊》等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都争先恐后的出专版或辟专题，以讨论和估量美国这只水蛭，将要被汹涌的计算机技术之河，冲去哪里，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自危心态……
干起了电脑这一行，我也才真正领略罗纳德教授那番爱国主义的教诲，绝对是高瞻远瞩。我发现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在美国的电脑行业里工作或是将要跨进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毫不夸张的说，足足可以编成一个军团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像一张巨轮的拖网，招惹得还在学校里的学子，无须再读博士，便鱼汛似的涌入网里，也吸引得似我这样工作无着、或是无甚兴趣的人，能改行便尽量改行，也朝那银光闪闪的网眼里钻。倘若你去一座不允许有路灯、紧靠着长满参天大树的青山的小城——硅谷里走走，你就会看到在INTEL、IBM等世界一流或是不那么著名的公司里，有着那么多年轻的中国软、硬件工程师。有人开玩笑说，倘若美国人想进IBM工作，先得去学好中文，因为在这个公司里上班的大多是中国人。
他们来美国的经历大体相似，当年只能揣着10美元，去逛绿宝石般镶嵌在太平洋东岸边的西雅图。如今他们事业的成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期待，打开卧室的窗子时，不再是乏味的街道和邻人的房子，而是满目苍郁的青山；在院子里夜泳时，不再面对自家令人深感压抑的木栅栏，而是山下的万家灯火。他们还决意要送孩子去收费顶尖、但师资与设施也顶尖的私立学校……在我所在的这家中型公司，中国人占到了1/3。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上个世纪，华人和爱尔兰人栉风沐雨、卧薪尝胆，以一条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为美国开辟了一个蒸汽机时代的话，那么，在眼下，华人、印度人，在全美铺筑起一个日新月异的电脑时代的宏伟工程里，充当着主要的外国高级劳工……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还远未有“天下安危系于电脑”的咄咄逼人感。尽管有名闻遐迩的中关村，各地星罗棋布、真真假假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它们却未能抱成团，抱出一个蔚成气象的计算机产业。搞硬件的多如牛毛，抓软件的凤毛麟角。捣腾来台湾、南韩的杂牌子，改头换面后往国内倾销的，大浪滔滔；死心塌地、固守寒窗创出自己品牌的，汩汩细水。电脑似乎被界定在办公室和家庭，只是用来处理公文、记个账儿、放放CD、VCD，让孩子玩玩游戏。虽然众多厂长、经理的办公室里，都放有一台昂贵的电脑，但它多半表示一个包装，一种品味，他们多半不能让它手舞足蹈起来，让它成为企业里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半是上帝、半是奴仆的幽灵……
去年，我回国转了几个城市，感觉电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至少逊于气功和足球。每天早上，大概有几亿国人比昔日政治学习还要严格地练着气功。走在马路上，好似走在绯红的云霞里，一个比一个面孔红润。难怪一到夜晚，在街心公同或宽阔的人行道上，伴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总见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披红挂绿，扭起了秧歌舞……说起足球迷，中国总有几千万，那份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决不敢以卵击石的激动，好像打败了外国的球队，我们就打败了外国；那份呼天喊地、摔盆破碗、不思茶饭，乃至老婆也不要的悲壮，俨然我们被外国的球队打败，外国就打败了中国……如同中国人一定纳闷：不过就是肉眼也看不到的区区计算机病毒入侵，美国何止于回回朝野上下昏天黑地，如丧考妣？对此，美国人也一定难理解，足球不就是足球，难道踢好了，中国就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踢不好足球，中国就要山河变色，人头落地？真是这样的话，不那么稀罕足球，却自得其乐玩了上百年美式橄榄球的美国，早玩到大洋里喂鲨鱼了……
在以往世纪与20世纪的技术发展里，中国已经落在了后面。可见一斑的是，当美国的高速公路，犹如雄视拳坛的泰森，已将铁路打得在地上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中国尚在倾全国之力，风雨兼程地架设横贯南北的第二条大动脉——京九铁路。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又一轮物竞天择中，面对未来世界的严峻划分：人类只有两种人——懂电脑的与不懂电脑的；国家只有两类国家——主动辐射电脑网络的与被动接受电脑网络的，中国不能再祸起萧墙，同室操戈，也不能掉以轻心，处处莺歌燕舞，夜夜灯红酒绿，恍若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环球保险公司里，稳笃笃买好了下个世纪的平安保险……
谈到这里时，不远处，被乳白的灯光照得雪亮的小路上，走来了一家三口，像是从哪里散步回来。老杨喊了一声：“老洪，过来一起坐坐。”
老洪闻声就过来了，老杨给我们作了介绍。老洪大约40岁出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现在一家研制人工智能的大公司工作。因同住一个住宅区，两人都是北京人，搞的又是同一行，两家来往密切。点点串串的流萤，刚刚还在树丛里与草地上，抒写着一首无声而又美丽的仲夏小夜曲，可就在老杨进屋后的一会儿工夫，天上电光闪闪，紧接几声雷鸣，没来由地下起了哗哗大雨。我们赶紧由后花园退到了房檐下，老杨要我们进屋，我和老洪一看彼此手里夹的香烟，两人嗵地一声，便在水泥台阶上坐下了。老杨拿来几听冰镇啤酒和可乐，叭叭地撕开盖后，中断了的话题，又似那嗤嗤冲气的泡沫一样冒了上来……
老洪告诉我，在美国的军事工业部门，乃至尖端武器的研制部门，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的一个熟人便在一个研究所里做着博士后，其研究课题是隐形飞机F-117上的那一层抗雷达的涂料。F-117虽在几年前便研制成功，但机身、机翼上的涂料造价极为昂贵，不亚于飞机通体覆盖了一层白金。他领导的一个试验小组的任务，就是在保持此种微波吸波涂料能有效吸收大部分雷达电磁波，从而降低雷达的探测能力的同时，使它的成本大大的降下来。
课题完成后，一批专家来现场鉴定，机器启动后，只有几分钟，有专家拧头就往实验室外跑，剩下的几位无不退在门边，脸上挂着忐忑不安。他不知专家们跑什么，紧张什么，坐在控制台前继续将试验做完。出口里终于吐出了涂料时，一个专家长舒大气，走上前问他：“你就这样弄成功的？”
他一脸坦然：“是呀，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那专家手指了一下控制台高处的一个小红灯：“你没有看见这个警灯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