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对鼓鼓的近视眼，惊讶得几乎跳上了脑门：“怎么这是警灯？从开始试验起，我看它就这么一直亮着……”他真不知道几个月下来，自己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玩命。幸好美国对安全的标准要求很高，哪怕只有1%的不安全因素，那警灯也会闪烁。
老洪还知道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参与改进爱国者导弹的控制系统。该系统内的线路板是由众多的芯片胶合而成，每一芯片上均布有几十层线路。当导弹处于发射状态，因为导体传输繁忙而一下升高了芯片的温度。过去所用的胶耐温不够，使芯片与芯片之间的隔层得有相当的厚度。现在他在负责研制一种新型胶，大大增强耐温后，将大大减少隔层的厚度，从而使得控制系统的体积小巧起来……
雨还在哗哗地下，白茫茫的水汽，淹没了小路和树丛，淹没了一幢幢各有特色、既像居于城市又像居于田同的房屋。我的心里，也一片白茫茫的混沌：
中国人啊，几十年里，我们一直以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杰出华人为自豪：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明、王安……可当岁月已逼近了世纪之交，当许多国家正凝聚起全部的心力、人力与财力，将要风姿抖擞地走向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起跑线上之时，犹如风暴来临前的礁岩上，聚满了摇首摆尾的海豚，在美国计算机、军工等诸多领先世界的高技术领域，大面积的出现并活跃着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这对于我们民族来说，究竟是一种自豪，抑或还是一股难以言说的别种滋味？
面对老洪，我不想去问为何不回国一类肤浅的话题，除非与老杨一样，他自己告诉我。两人虽都比我小几岁，他们和我还是一代人，正如我在纽约采访过的小施、小黄所说的那代老三届人：在1966年8月的天安门广场上，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0年过后，又自以为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当浮泛的激情和浮泛的悲哀，一起随着青春凋落，中年的肩膀上压上了生活的重轭，曾被历史像蛋一样玩弄于股掌、也似蛋一样无力防御自己的这一代人，他们的任何一个理由后，几乎都闪动蜥蜴般警醒的眼睛，他们的任何一个选择后，几乎都深埋磐石般成熟的理性……
老杨看出了什么：“你在忧国忧民了？”
我脸上勉强抖开的笑纹一定很阴悒：“忧它干嘛？当今国内，谁还在广场上布道，谁就是神经病。下课的钟声早敲过了，现在广场上满是形形色色的贩子和二道贩子。我也是个二道贩子，将你们的事情打听了来，然后想法写出来、发出去，无非为几个稿费而已……”
老杨的眼里漫过一缕惆怅：“说是这样说，可现在能让几个老三届人坐下来聊聊的，除了家事，还是国事啊！”
老洪咕嘟嘟地灌了一大口酒：
“也许是忧得太多，反而不敢回去了。马克思有一句话千真万确：存在决定意识。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在国内像和尚念经似的，念了多少年了。是提高了，在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月工资有七八百元，比起过去翻了两番。可物价翻了多少倍呢？十七八年前，一个蛋卖1毛钱，一斤肉不到1元钱，现在一个蛋卖5毛钱，一斤肉近10元钱。50年代有100多元，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现在得三四百元，才能糊住一张嘴。如果一个教授，请个朋友去稍有点门面的馆子里吃饭，都感到阮郎羞涩，战战兢兢，他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体面的生活？没有体面的生活，他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体面的精神，去从事他的教学和研究呢？
“我在这里的年薪是46000美元，刨去税，可以拿到35000美元，需要筹划的事情，只是什么时候能住上自己的房子，还有将来要不要送孩子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两下一对照，我有了回国之心，也没有了回国之胆。毛泽东也有一句话：凡有人群的地方，便存在左、中、右。有人说了，有奶便是娘，中国穷，美国好，虽然不是你创造的，但人家创造好了，你不享受白不享受，还想中国干什么？说这话，与汉奸差不多，这种人少。可能将这一差距像一根汗毛一样忽略不计了，决意回去奉献与报效国家的高尚者也少。40岁上下、在美国留了下来的大陆留学生，大概都像我这样，心还是中国心，但夜里抬头望明月，白天埋头赚美元……”
老杨接着说：“国内的某些政策导向也是个问题。不能说国内不看重人才，几乎每年都有各部委和各省市的代表团来美，或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广告，招聘留学人员回国，许诺以种种优惠条件。不过他们所看重的，主要是有种种成果、或是回国后能做学术带头人的。国内似乎还是这么一种体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里最拔尖的，不是分到中国科学院、各部委的研究所，就是留下来执掌教鞭。科研、教学与企业脱节，难以产生应用市场，而企业宁可花费巨额外汇，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也很少向教育、科技界要人、要项目。其实，国内当今最急需的人才，并不一定要有什么重大发明，或是占据了哪门学术前沿，能写多少漂亮的文章；而是能将当今已成型的先进技术武装去工业部门，尤其是还比较落后的基础工业，为企业节省能源、材料、时间并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的人，这种人也就是工程师。
“在美国，学电脑的人为什么好找工作？就因为计算机技术已经渗透到一切领域，对电脑工程师的需求，就像20世纪中叶，随着各种电器设备的普及，各大小公司绿着眼睛到处找电工一样。这大概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新加坡，因为大学生对理工科的兴趣日益降低，将有可能影响到未来10年内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该国的经济发展局，联合教育局，发起了一个说服更多的学生投身于工业部门的运动。此外，去年，该局又带领50家大公司，从西方、苏联、东欧招聘了2000多名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5500多名技术工人。像前类人员，在中国已留美的硕士、博士里，可谓比比皆是……”
雨停了，唯有树梢与房檐落下湍湍的素练。天上的云渐次散开，又透出了一片深邃的靛蓝。老杨站起来，走出房檐，抬头注视了一会儿：
“在云南插队时，当村里的北京同学都走了，夜晚，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后的高坡上看天，那里的天空也有这么蓝……”
树丛与草地上，湿漉漉的，又有点点的萤火虫在游弋着，这小小的脆弱生命，刚刚它们躲去了哪里呢？现在它们又要去哪里，卸下自己那点微弱如豆、却又鲜亮似春的梦呢？老洪那被络腮胡子兜了一罔的粗犷脸膛，漫起了一层女性般的温柔之色：
“在北京是找不到萤火虫了，我的孩子是到美国后才看到这些小不点的……”
六黛色太平洋
在离开美国的前几天，一位大学同学领着我，由纽约曼哈顿南端的一个港口乘船，登上了离自由女神像一箭之遥的艾利丝岛。
在这个近百年前曾有数百万外国移民由此进入美国的岛上，森森郁郁的参天大树下，当年的海关大楼风貌依旧，被辟作了美国移民历史纪念馆。从海关的审查记录、移民们交付的形形色色的各国护照、钱币，到检查有无牙病的专用器械、测定儿童智力水平的各种木制几何拼图……均一一完好无损的保持着。今天有兴趣寻根的美国人，有不少可在这里查阅到当年自己祖先进入美国的纪录。
我想起了得州的达拉斯市，在市中心毗邻着极富现代风格的肯尼迪遇刺纪念碑，有一所朴素无华的小木屋，它的主人是当年最早赶牛来此放牧的一个名叫达拉斯的牛仔。还有好莱坞的环球影城里，从南部带有谷仓、马圈、以原木建造的楼房，西部一片乳白、洋溢着西班牙风情的平房，到东部具有维多利亚风格、总耸有尖峭房顶的屋宇……新大陆各个时期的民居，都在这里弥散着历史的气息，而我们则仿佛能在这一片氤氲的气息里，触摸到在《乱世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魂断蓝桥》等美国电影、小说里所熟知的一些人物，刚刚离去的余温。我不禁感到，与中国比起来，可谓没有历史的美国，将沿途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点化成了历史的风景；而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很多年里常常粗暴得像一挂烈马拖缰的战车，沿途迤逦的风景，在浩荡的车轮下，不知有多少被碾落成泥……
我注意到，在这个移民历史纪念馆里，关于中国移民的展品，只有3张照片：一张是早期的旧金山华埠，不过是几幢紧挨一起的简陋的中国建筑；一张是街头上站着的几个长袍马褂、头戴罗宋帽的中国人，昏蒙蒙的画面上看不出年龄；最后一张，是一个提着小桶、十四五岁的中国女孩，穿着斜襟长袄，面容疲惫而又麻木，下面的文字没有说明这是在哪里，只写着此照片摄于1887年。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是1868年竣工通车的，我琢磨着，这是来美国第一代华人修通铁路后，开始散居各地并成家立业时的一组照片。
正是在这一时期，良弓藏，走狗烹，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以限制在铁路工地上退下来的大批华人，争夺西人们的饭碗。20世纪初，来美国游历了20多个城市的梁启超先生，对华人们的生存状况作了考察。他估计当时在美国的华人约有50000人左右，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里，手工业有采矿、渔业、农业、卷烟、制鞋、洗衣、厨工、织帚；商业有杂货、裁缝、饮食业。其中以洗衣业为华人的主要职业，此业因几近无须成本，只要力气，盈利尚好，东部华人里十有八九从业于此。渔业则偏于西部，其业最苦，每半年工半年竭，所得仅糊口，且有生命危险。而厨工各地皆有，东部稍盛，此时华人自开餐馆尚不成气候，多半是去富裕的美国人家或旅馆里充任厨师……
梁启超先生此行，就华人社会及各地之亲见所闻，进行了总结。他称赞在狭隘的生存空间里打拼的华人，“爱乡心盛”，“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独立自尊”。就其短处，他也坦诚陈述：华人一般“保守”、“缺乏政治能力”、“无高尚之目的”。当时在美华人里，以广东人居多，他们派出多门，歧见多争，诸如“三邑（南海、番禺、顺德）、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之分，四邑中又分为五帮五派，彼此间，“殆如敌国”，更有甚者“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记。非旧金山，其他埠亦然”。对此不幸内讧、乃至酿成流血悲剧，梁公在其赴美日记里连喊“呜呼”……
其时，受“庚子赔款”里超出美方实际部分损失的资助，美国大学里，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身为中国学界泰斗的梁公，对这些“庚款留美学生”情有独钟，后者慕名前来求教的亦不少，“每来复（周）日辄渡河来谈。亦一快事也”。他还应斯坦福大学校长佐顿之邀，参观了该校，并看望中国留学生，他的印像是“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
近100年过去了，20世纪里，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朝代更迭。临风猎猎的旌旗，萧萧惊寒的马蹄，铁与火的磨砥，血与肉浇铸的长城。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上，吟哦“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蒋介石登上驶离大陆的军舰，遥望渐渐融进雾霭里的吴淞口，心中一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捎出了李后主的亡国之泪，温热地滑下那皱纹纵横的脸颊。如同民国三十九年，有多少呱呱坠地的婴儿，取名叫“台生”，有多少叫“沪生”、“鲁生”的孩子，从此在一方孤悬的岛屿上度过苦涩的童年；在公元1966年，有多少青年改名为“卫东”、“向东”，并同时将自己的青春抵押给了一场全民族的精神迷狂与肉体自虐。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希望的白鸽，泼上金箔似的阳光，一串串高旋于如洗的蓝天；稍稍后，失望的蝙蝠，开始无声地滑过暮色，最终双翅扑簌簌地作响，颇为不安地抖动在人们心头……
这是一个令人心醉又令人心碎的世纪；
一个巨大光荣和巨大耻辱并存的世纪。
这是一个鼓长江大浪、唤黄河惊涛，却强国梦百年难圆的世纪；
一个更多的中国人，如絮如萍，茫茫飘零，他乡当故乡的世纪。
今天，在美国的华裔公民，已经达到了200万，虽然在全美人口的相对数里，尚不到1%，但绝对数的增加是巨大的。个中原因自然与此有关——实施了60多年的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撤销，按照这一法案，当时来自中国的移民配额每年只有105人。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每一次大的战乱、动乱，或是政权与政策的更迭，都将一大批同胞送去了大洋彼岸。仅抗战和随后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达到了5000余人，华人总数为118000人。“文革”后期，由大陆经香港、东南亚地区转去美国定居的移民也不在少数，这时华人总数到了435000人；而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又适逢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由大陆直接去美国读书留学，或是谋生发展的中国人，在走向遍及西方国家的出国潮里，更是始终保持居高不下的纪录，华人总数在1980年是806000人，10年过后便翻了一番，达到了1645000人。在早年的华埠里，随处听到的大抵是广东话，而现在，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北京话，乃到四川话和东北口音，让你恍若走在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上，斑斓地展示着当今移民们地域来源的丰富性。
这一代移民的职业特征，也有了相当显著地改变。自然，还有人固守在中国城里，干着传统的衣厂或餐饮业，开着金铺或是杂货铺，但也有不少在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纷纷进入教育界、文化界和企业界工作；而这十几年来在美国取得了高学位的大陆留学生，更是多半视中国城为可去不可留的宵小之地，毕业后相继进入电脑、金融、法律、工程、医学等领域。在来美较早的华人里，已出现了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做着美国名校——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的田昌霖教授，正出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梁吴美琪女士……而今年起出任旧金山市警察局长并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亚裔警察局长的刘百安先生，几个月来，到其他城市参加全美警察局长会议，几乎每次到达会场办理登记手续时的遭遇都相同，对方问道：“你的老板在哪里？”他回答：“我的老板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内工作。他是市长。”对方又再问：“我指的是旧金山市警察局长。”他再回答说：“我就是警察局长……”
与此同时，在来美国历史较短的华人里，也不断有人在科技、教育领域崭露头角。1995年美国总统专家奖获得者名单中，有4位是这10年来从中国大陆陆续抵达美国的留学生。在同年的美国总统学者奖的4位华裔得主，也全是中国大陆的旅美学者。今年2月，进入西屋奖决赛的纽约地区华裔中学生当中，有大约1/3是近年来从大陆各地移民来美的家庭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