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想起颓废，乃至玩世不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来。我想如果自己能算作达吉雅娜的话，也许他就是我的奥涅金。果不其然，他从某戏剧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被打成了右派，由首都的一个颇负盛名的剧团下放到了我们G市，被分到一个区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
在这以后，有好几位中学、大学的男同学给我写过求爱信，但我都是从这只信封里抽出信，又塞进另一只信封里退回给他们。小男人的经历都太浅，只有那种灾难深厚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男人才能赢得我的心。读大学时，他很少给我来信，我却从此一直关注着他的命运。3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里打派仗，我冈为家庭出身不佳，自觉当了“逍遥派”，和他的接触才多了起来。
他被批被斗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次被剃了个阴阳头，与几百个“牛鬼蛇神”一起，被押上几十辆大卡车，在全市的主要干道上“浩浩荡荡”地游街示众。他胸前吊着的黑牌上，写着“大右派”“流氓坏分子”。他曾告诉我，他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有过一年多的性关系。他先提出和她结婚，她答应考虑一段时间，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他再去，那女人便不让他进门……我一次次目睹他被侮辱遭损害，仿佛是我自己在蒙受灾难，我甚至想过要替他去死。女人爱起一个男人来，真是无私忘我地投入！可即使这样，我也从未想过我能得到他的爱情，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大上个10岁，我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小妹妹；更因为我把他看得太高大了，太神秘了。
直到一天晚上，他来我房里坐，他久久地看着我，突然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就结婚。不过你得想清楚，跟着我，你是不会有幸福的。”
我一下呆住了，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他又说了一遍。我便几乎脱口而出：“我不要考虑……”
他还俨然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我还是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
顷刻，莹莹泪光漫上了我的眼睛：“我现在就可以决定嫁给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已经等了4年！”
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G市的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有人写了封揭发信，说我未打结婚证便和一个右派分子同居，我一脚被踢到了收发室。他也在半年后被送去离G市20公里外的一个“五七农场”劳动改造。这期间，我吃的苦，非一般女性、也许男性也难吃的苦，没有一本长篇小说讲不完。我3年之内怀了两个孩子，可连一张大床都买不起。3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怕孩子们半夜蹬掉被子，又只能3个人盖一条被子。没有一夜我的腰不弯成虾米，我的腿不屈成钩腿。常常早晨起来，腰酸腿麻得下不了地……节假日，一般职工能回城，他则得留守，总是我去农场看他。那地方下了公共汽车后还要走7里路。我胸前抱一个、背上系一个，手臂上还得挽一篮子带给他吃的东西。如牛负重，似鹅蹒跚，路人看见我，少有人不伫立侧目的。天公不作美时就更惨了，风一路，雨一路，泥一路，水一路。有一回，脚一滑，我们3个人一起栽倒在路边的沟里。这一栽，我整个生命的气力几乎都给栽空了，我真想就这么倒在沟里歇一会儿。可是不行，我还得强自挣扎着站起来，我怕后面的儿子会给污水淹了，前面抱着的女儿会给吓着。我还得尽力在绊翻的篮子里救出些东西……
后来凡知道这段经历的人都说：即使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婚，他也不该和你离婚！
S君：这么多年，等于是你们一家4口挤在这么一个破草屋里。草屋虽破，却有一盏如豆的油灯，让人感到在冷雨寒风的长夜里，还有些许人性、人情的光芒。你呕心沥血，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那顶上的每一把草几乎都是你压上去的，那墙上的每一寸泥几乎都是你糊好的。而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洞”的呢？男人们常常有一种老鼠式的聪明，明明自己打洞钻空了房屋，却以房屋即将倒塌为由及时地迁徙走了……
F：你错了，他没有老鼠式的聪明，或者说他比老鼠表现得还要无耻。
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调到了电视台，成了一名导演。我也极力把他打扮成一名导演。给他买的衣服，料子上乘，做工也上乘，裤子、衬衣总是给他熨得笔挺。过去，他留着个小平头，脸黑，而且一脸皱纹，像是刚走出田头的老农民。我找好一家理发厅，请师傅给他理一个艺术家的发型。理好发，又给他戴上一顶刚买来的绛红色的贝雷帽。他人年轻了，也有导演的风度了。以后，他自己也总去这家理发厅理发……我在他身上花的很多心血，最后反倒成为他踢掉我的资本，于是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将自己的丈夫打扮得仪表堂堂，这是女人最大的失策。
他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有点类似电影《天云山传奇》里的故事，也是写“右派”生涯的。他的全部生活经验几乎都派上了用场，他的创作激情也似燃烧的乙炔气般呼呼作响。这部戏的分镜头剧本，是多少个晚上我陪他写出来的。他写完一节，我看一节，常常是赞不绝口的“太棒了！”“太有戏了！”……有时我也指出某个细节生硬了点，某场戏干巴了点，讲清理由后，他当即撕掉重写。我睡下了，即使是夜半三更，他也要将我拖起来，将他重写的部分念给我听，非要通过我的认可。
这部电视剧播出后，一炮打响。渐渐地，他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年至少有9个月在外地拍片子，回到G市，往往也住宾馆。反正他总有戏可接，有戏也就有剧组给他付房费。他若回家一趟，十有八九，便是将脏衣服送回来，将干净衣服拿走……
他难得地一次陪我上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他说：“这你该满意了吧，你看看我这个大导演陪你上街买东西，浪费了我一下午的时间！”
我顶了他一句：“这怎么能叫浪费时间呢？你是个导演不错，可你还是个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爸爸……”
他更振振有词了：“艺术家从来都是属于社会、属于人类的，他不会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
我将这些写进了自己心灵的记录。一次，我拿给他看，他一只手接过来，另一只手就丢在了桌子上：“行了，行了，你写的东西不要拿来折磨我了！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能当好一个编辑就不错了，难道你还想当个作家？”
此时，实际上，我们已经长期分居了。可在外面，我还是竭力维系一个完整家庭的形象。我还是位导演的夫人，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与仪表。在出版社内外许多人眼里，我不但是幸福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俨然如施特劳斯的夫人。一次，我与中学时代几位女友聚会，大家公推我生活得最好。这次，一位同学将她的丈夫也带来了，怕众人感觉冒昧，她先声夺人道：“他一个人在家可怜兮兮地，一定要跟着我来……”
什么可怜兮兮，感情好呗！我注意到，吃饭时丈夫将手放到了她的腿上，这往往只有在谈恋爱和度蜜月的情侣中才会有的动作，居然出现在中年夫妇的身上。跟着他的这十几年中，我吃了那么多的苦，遭那么大的罪，可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此时，我的泪水却一下断线珠子似的掉了下来……我在脸上极力保持着的那种戏剧式的微笑，顷刻间在这泪水中瘫倒了。我顾不得眼前狼藉的杯盘，伏在餐桌上恸哭一场！同学们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说，我只是在心里说：只要有一天我能有这对中年夫妇的幸福，我死也瞑目了……
为什么说他比老鼠还要无耻呢？1986年，他提出了离婚，他的理由只有一条：我在外面另有女人。随着他拍片的地域越来越大，他像鱼儿在河里漫不经心地撒籽一样，在全国众多的城市里撒播着“爱情”。他是一个非常风流的男人，很会讨女人喜欢，在勾引女人方面，有绝对的天才。他漫不经心，对方并不一定也漫不经心，有认真的便给他写起信来。他却常不在G市，信在电视台一积压就是一包。台里的人常要我去取，我手里掌握了十几封各地女人写给他的信。借着一次出差，一次请假，我去拜会了其中的五个女人，有情窦初开的姑娘，风韵未减的少妇，描着假眉、装着假睫毛、顶着假乳，几乎浑身就是年龄不假的半老徐娘。
他像是一篇通俗小说，真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还是一支人参蜂皇浆，真能够“老少皆宜”……
胡平（以下简称胡）：
在生活现实里，寻找情人多表现为一种“三段论”：遇到一个可能“发展”为情人的对象，先打探对方的家庭关系如何？如察觉对方脸上飘有一缕乌云，接着，便加倍的夸大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幸，其“真诚”，宛如京剧《红灯记》里李奶奶在向铁梅痛说革命家史……当对方能凝神倾心地掉进自己的“不幸”里，便开始了“性开放”理论的阐述，直说得对方眼一愣一愣，心一颠一颠，“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自感自己真成了井中之蛙……到此，一篇“文章”终可直奔“主题”。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导演，不知他找情人是否会免俗？
F：
在这点上，他未能免俗。这5个女人没有一个以为我是他的妻子，都以为我是他电视台的人，或是他某个剧组的人，系受他之托来看她们的。我的出现，让他对我的中伤，还有他对每个女人所表现出的“真诚”不攻自破了。有两个女人出于被蒙骗后的气愤告诉我，他说我们的婚姻是“父辈一手操办的旧式婚娴”，我则“裹着小脚，斗大的字也识不了一箩，年纪还比我大几岁，现在看起来就是个老太婆”。“那老太婆整日脸阴沉着，盘腿坐在床上家里空气也冰冰凉，我根本没有勇气跨进这个家。不回家，我还可以多活几年，所以我宁愿在外打单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恨不能天天在外面拍片子”——
引得一个个女人咏叹不尽。
当他第二次对我提出离婚时，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先把离婚的事暂搁一边，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一次？”
“你要谈什么呢？我已经告诉了你，我要和你离婚，是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你若真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我可以成全你，可问题是你在外面不止一个女人……”
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你胡说！像你这样多疑的女人，我想凑合下去，也难凑合！”
“那好……”我淡然地报出几个地址。他一听，似一条压到了极限又松开的弹簧，猛地从椅子上窜起来，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恶狠狠地嚷道：
“你怎么知道？你想害我蹲大牢呀，这里面有军婚，你掌握了什么，你得给我全交出来！”
我把那些信全交给了他。我对他说：“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你那么多女人中的一个，1／4或是1/8，一样公平地对待我就够了。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管……”
他一边嚓嚓地撕着那些信，一边撕裂着我血泪斑斑的心：“荒唐，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女人到了你这种程度，就无可救药了！你还来跟我要感情，也不去照照镜子，我现在是大导演，国内影视界一流的导演，你是什么东西？”
他两次说离，都未真离。直到1987年夏天，他才动了真格的。有一个高干的女儿，在北京某文化单位工作，这四五年里拍过两部电视剧。一个在某省电视台播放了，她的父亲曾在这个省担任过领导，另一部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她慕名给他寄来了一个本子。他看过本子没几天，就去了北京……
她带着一辆“奔驰”来机场接，又安排他住进了一个招待所的大套间。第一天，两个人谈了谈本子的修改。第二天吃完晚饭，她就带着衣服到他房间里来洗浴。他是什么人，他是“广东花县”人氏，什么“花经”不懂？这样，当晚两个人便睡在了一张床上……
S君：他是太不把这事当回事了，她是太把这事当成一回事了。
F：
没有几天，她公开住进了他的房间。俩人同进同出，挽手揽腰，形同夫妻。一时间，所里上上下下一片沸沸扬扬。所长笃笃定定地敲开他们的门，责问道：“你们这算是什么呢？你们这种搞法，不要说在北京一般的旅店、宾馆不容许，在我们所里也是打建所以来的头一份了……”
她脑袋一扬：“你别把你这破招待所顶在脑门上摆谱了，钓鱼台国宾馆我也进过！我告诉你，我是离了婚的人……”
他也当即“声援”：“我也离过婚了。我问问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上有哪一条、哪一款规定两个离了婚的男女，不能在一起同居？既然是包房，我睡一个人也行，我睡两个人，你也管不着！”
所长一时间给这“混合双打”给打懵了，可他的话也覆水难收了。
那女人陪他回到了G市，陪他去见了省里某位领导，又督促他写好离婚起诉书，径直交到了区人民法院。我是在法庭上才见到他的。
我提的离婚条件是要30000元。是他自己告诉我，他每拍一部电视剧，吃住、乃至抽烟之外，哪部至少都能拿个2000元。而且，他对其他女人出手都颇为慷慨，在我拜访过的5个女人里，就有两个他各自送了一条金项链。再说，离婚后，他的工资不给了。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要他30000元不算多。结果，他只给了20000元。
分手时，我问他：“你凭良心说说，你这辈子有没有真心爱过一个女人？如果说你爱女人的话，你也是爱总体上的女人，而不会去真爱其中的几分之一。我说得对吗？”
他竟然说：“对，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是你最了解我。”
胡：他是一个很值得剖析的人物。现在他也有五十好几了吧？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便表现得加倍的贪婪，加倍的掠夺，他的直言不讳更是少见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社会现象：他如此的放纵自己，社会还是接纳了他。他有着令人仰慕的职业，有着体面的地位。他不但在摄像机前指挥着众多男男女女的言行，更在电视机里操纵着千千万万男女的心灵。这倒回到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仅从这一个角度，也能说明整个80年代，对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解放，还是有相当幅度的。问题在于，这一导致人们身心获得自由发展的美好的开放政策，却遭到了他这样的人的挑战。在某些圈子里，他这样的人虽不太多，也不会太少。他们扛着“性解放”的牌子，几乎能公开招摇过市……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非得经过血腥的掠夺一样，在中国人的人性在日趋完善、丰富的过程中，这类人物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呢？
F：S君电话中告诉我，你正在琢磨这十年中年男女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他这类人物的出现，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过了这一个阶段，中国人将会去追求美好的爱情。像我看过的美国影片《爱情的故事》里多好，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彼此非常相爱。如果爱情似加过几遍水的茶，味道越来越淡了，双方就友好地分手，各自再去寻觅一个有爱情的人来生活……
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些人的婚姻也好，婚外恋也好，都难见真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这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也许我悲观了一点，但是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大抵都这样。我们女人在一起就骂男人。
S君：人们往往由个体的失望导致到群体的失望，但个体其实是很难对群体做出客观的评价的。
F：